古代關於法制與道德的論述

法制與德制，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壹般而言，德制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的回答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說明漢代統治者就已經自覺地把儒法結合起來實施統治了。給封建統治者披上壹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堅強的的後盾。依儒家學說，天地君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制約，但這種倫理約束，尚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於是又生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在禮教之上，雖以明顯的等級約束，進而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條。倫理的法制化，將壹切封建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制的制裁。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壹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壹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托。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壹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壹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松地“宥”之，給予壹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麽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罪犯時，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於是滅九族、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封建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采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穩定：只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裏對族人實施懲處。私設公堂在封建社會裏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