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其中的《國風》便是那時北方十五個地區的民歌。它們反映了從西周到春秋中葉(公元前十壹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綿延五百多年的復雜的社會生活、階級鬥爭以及勞動人民多方面的生活狀況。其中許多優秀的作品如《伐檀》、《碩鼠》、《式微》、《將仲子》等,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同時也具有卓越的藝術成就。它們以巧妙的比興手法,塑造了許多鮮明動人的形象。這些民歌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們的創造才智,它們的高度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成為我國民歌的優良傳統。
繼《詩經》之後,公元前四世紀出現了《楚辭》。楚辭包括兩類作品:壹種是偉大詩人屈原及其他楚國詩人根據楚國民歌曲調創作的詩歌;壹類是經他們整理的楚國民歌歌詞。楚辭的最大特色是富於幻想和熱情,它為我國民歌的浪漫主義傳統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而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相和歌,又進壹步繼承和發展了以上二者的優良傳統。《戰城南》、《十五從軍征》等,都是當時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的優秀民歌。由於內容的需要,他們在形式上突破了《詩經》的四言詩體,發展了長短不同的句式和五七言體,這樣就更豐富了民歌的表現力。這種新的形式被稱為?“樂府體”,它給以後的民歌和詩人的創作帶來了很大影響。?“相和歌”的產生,突破了?“徒歌”的形式,加進了伴奏。從唐代的曲子到今天的說唱、戲曲,都和它有壹脈相承的關系,如長篇敘事歌曲《孔雀東南飛》等,充分顯示了歌曲創作的重大發現。
唐代民歌保存下來雖不多,但從敦煌發掘出的?“曲子”資料和有關燕樂、變文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唐代民歌的創作和流傳是相當繁盛的。隨著反映生活內容的需要,唐代民歌經過許多人的不斷加工,無論在曲調風格上、演唱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發展。?“曲子”的產生,除了用於單獨清唱外,還被廣泛地用於說唱、歌舞中,受到人民的喜愛,成為民歌通向更復雜的藝術形式的橋梁。這種?“曲子”對以後的宋詞、元曲的發展起著有益的影響。
而到了明清近代時期,隨著新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開始萌芽,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鬥爭中,產生了數量相當多的、具有強烈人民性的傑出民歌。這壹時期的民歌,除了具有廣泛的內容以及清新、明快、樸素的語言外,在形式上也比以前更為自由、活潑。從《魏氏樂譜》所收集的《水龍吟》、《長歌行》,以及明清的傳統牌子曲《山門六喜》等歌曲中,可以看出無論在歌詞、曲體結構、曲調的表現能力等方面都已經大大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