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貨幣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貨幣主義的發展，西方經濟理論界出現了壹個“新貨幣主義者”(托賓稱之為“貨幣主義二號”或“理性預期學派”)，其主要代表是羅伯特？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托馬斯·薩金特，尼爾？尼爾·華萊士和羅伯特？羅伯特·巴羅等。作為貨幣主義的延續和發展，該學派采納並發展了西方學者繆斯在1961中提出的理性預期觀點，形成了壹系列與傳統凱恩斯主義相反的說法。由於理性預期學派的壹系列表述與凱恩斯出現之前的傳統經濟學大體壹致，從而使西方經濟學恢復到被認為是“古典學派”的傳統狀態，因此理性預期學派也被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
貨幣主義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淵源。新古典主義者堅持貨幣中性理論。“貨幣中性”是對貨幣數量理論的簡要描述，即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只影響經濟中的物價水平，而不影響實際產出水平。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等人將市場清算、理性預期、自然失業率假說和只有真實變量才重要的理論等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標準宏觀經濟模型，得出了著名的“政策無效性”命題，即貨幣政策即使在短期內也無法系統性地影響實際產出。
弗裏德曼認為，從表面上看，滯脹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和制度安排”，即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具有自然的費率水平。是國家的幹預讓通脹變得不可預測，導致了滯脹。弗裏德曼的滯脹理論是基於自然失業率的假設，自然失業率成立的前提是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基於“預期”的經濟行為調整是恢復和維持“自然利率水平”的重要保證。弗裏德曼的思想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理性預測者認為所有的貨幣增長都是可以預測的。而且可以預期，貨幣的增長是中性的。只有不可預測的貨幣增長才能影響實體經濟，“不可預測”其實是不可能的。因此，“改變貨幣增長率的規則”是貨幣政策唯壹可行的政策。承認預期貨幣增長導致的貨幣中性，實際上否認了貨幣政策的能動作用，這為弗裏德曼的“單壹規則”貨幣政策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論依據。
總之，從無效宏觀經濟政策、適應性預期的誤差理論、反對凱恩斯主義“微調”政策等方面，可以看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傾向性:壹方面，理性預期學派和由此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走的是貨幣主義的道路，但比貨幣主義更具經濟自由主義色彩；另壹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又回到凱恩斯主義之前的“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
但是，從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分析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綜合。盧卡斯和薩金特曾揭示，凱恩斯模型經歷了“大規模計量經濟學的失敗”。巴羅還將凱恩斯模型聲譽的巨大損失歸因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消失。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新古典主義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觀點占據了上風，至少在美國是這樣。供應沖擊的影響正被納入主流模型。這壹發展導致了凱恩斯模型的“實證復興”。因此，貨幣主義的影響被吸收到現有的理論框架中，導致了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融合。哈利？約翰遜早就預見到了這壹發展。他指出:“貨幣數量論者已經開始把他們的努力擴展到聯立方程的建立和經濟關系的估計。通過這樣做，他們在方法論上與他們的對手凱恩斯主義者達成了重要的和解。”然而，結果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分析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