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春秋戰國時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早已成為歷代士人人格價值的基本追求。隨著政權的更叠和文人風氣的演變，文人情懷的內涵越來越豐富，並呈現出鮮明而沈重的時代印記。
自東吳宰相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政治變遷造就了壹代又壹代具有內斂、穩重、寬厚、沈郁人格精神的文人；魏晉時期的社會動蕩，伴隨著玄學思潮的湧動，導致了士人豪放、怪誕、狂放的人格特征。世界文化思潮的交融和唐代政治的繁榮，造就了文人的浪漫情調和昂揚的人格精神。就北宋文人而言，其人文情懷更趨於多元化。除了儒家的理學之外，它還造就了宋代文人的客觀、智慧、冷靜、冷漠、內斂等人格特征。激烈的民族沖突進壹步發掘了文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內在的社會責任感。
不同於以往士人對個體生命和家國榮辱的憂思，北宋士大夫的思想表現出更加豐富和突出的歷史內涵和時代印記，尤其是宋遼、宋夏時期多民族政權並存的政治格局，給北宋士大夫情懷的塑造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壹百多年來，北宋始終處於與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狀態，而宋遼戰爭是北宋民族關系中的主要矛盾，不僅激起了文人民族憂患意識的波瀾，也使邊塞愛國詩歌創作空前高漲，充分體現了民族沖突與融合對文人情懷的深遠影響。
隨著汪曾祺先生的去世，士大夫情懷已成歷史。站在當下的高臺上，俯瞰眾生，無非是繁華的世界，壹切為了利益；世界上所有的土壤都是有益的。沒有士大夫式的前師之仁，也沒有道家的自然和諧與理解。身上只有虛偽的面具，領導階層、公眾人物乃至國民政府都蒙上了壹層晦澀的面紗。讓人不禁感嘆“奈心不古最近，卻依舊奢華”。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時候，什麽時候，才能看到久違的文人情懷，文人豪情！
“唯英雄本色，愛自己的才是真名士”，感嘆前朝之風只能用墻壁刻畫，用書本抄寫，文人遺風終將如輕煙...但我還是希望能在當代人和未來人的心裏留下印記，哪怕是淺淺的痕跡。在我貧窮或成功的時候，我也能唱出“居廟堂則憂民，居江湖則憂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