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通過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成功地發揮了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進壹步擴大收入差距的機制。正是這種機制繼續發揮作用，從而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隨著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和社會公平的明顯失衡，激發勞動者追求效率提高的積極性的作用正在逐漸淡化，經濟發展過程中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日益加深。這種矛盾的加深表現為效率的提高，但個人能力的不平等帶來的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使人們陷入了壹種無法打破的尷尬境地，即在生產、商業、教育等方面，高成本的投入換來高收入，低成本的投入換來低收入。久而久之，成本投入的不平等逐漸被個人能力的不平等所取代，收入的多少不再由個人能力的大小來決定。相反，能力的大小是由可以投入的成本的多少決定的，也就是收入的高低。在這種異化的鏈條形式下，人們逐漸感到不公平，從而開始期待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所反映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日益加深，收入分配不公對效率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
城市裏嘈雜的證券交易大廳人頭攢動，城市居民越來越傾向於將高收益的閑散資金進行投資，而不是刺激日常消費；安靜的鄉村依然簡樸，農村居民沒有多余的資金，也因為收入低無法刺激日常消費。供大於求的買方市場，給經濟的高效發展帶來阻力。
因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普遍公平，成為人們追求不斷提高經濟效率目標的根本前提。
但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壹，不可能按照經濟規律獨立演進的順序來進行。世界上所有改變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國家，都不是在自由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和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依靠經濟的自發演進，或者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會最終縮小，從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壹。因此，探索壹條基於效率與公平辯證統壹的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道路，是我們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效率和公平必然要求辯證統壹。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後，經濟效率的進壹步提高，內在地要求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礎上與公平相統壹。然而，經濟增長本身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壹種可以自由調節收入分配並使其均等化的機制。因此，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領域的主動性，以有效的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重要途徑。從效率的角度看，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分配形式。換句話說，國家在調節收入分配時，必須走不損害人民生產積極性，不限制勞動者主體性的路線。所以收入分配還是要適當拉大壹定的差距。從公平的角度看，雖然國家調控收入分配的目標是縮小當前明顯的收入差距，但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必須建立以普遍社會公平回歸為主要手段，最終促進效率增長的有效機制。就中國目前的現實而言，通過國家調節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最緊迫的任務之壹。因為當前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影響社會公平，而且成為影響效率進壹步提高的重要因素。為此，國家應關註社會中的貧困群體，建立和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均衡增長，努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