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爾特·霍爾
文化研究學派的第二代代表。當代文化研究的創始人。本文研究了文本生產者的編碼和受眾的解碼，提出了三種解碼模式(即“霍爾模式”)，包括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
霍爾完成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連接(結合)，實現了意識形態在傳播中的重新發現: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分析是霍爾開創並領導的整個文化研究領域中社會批判的主要視角。範式轉變的關鍵在於意識形態的重新發現。霍爾的真正目的是探索意識形態如何通過信息符號的編碼和解碼在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中呈現。
霍爾反對階級和意識形態的簡單捆綁。他認為，相應的階級意識形態是特定的階級和意識形態結合後形成的。意識形態與不同社會階層的關系是動態的、復雜的。這種關系可以通過分析話語來體現。
理論與思想:霍爾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基礎上，進壹步指出大眾傳媒是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但霍爾不同意阿爾都塞的說法，即大眾媒體完全控制了觀眾的意識形態。他認為，觀眾不是機械的、被動的，而是可以用多種方式(霍爾模式)解讀意義。所以在馬克思“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雙重框架之外。
電視話語的生產和流通分為三個階段:編碼階段: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也就是節目原材料的加工階段:意識形態被註入產品。意義是以語言和規則的形式客觀存在的，沒有被解釋過。解碼階段:觀眾必須解碼才能得到意思。否則受眾不會“消費”，意義不會進入流通領域。
在解碼階段，提出了三種解碼模式:優先閱讀:編碼意圖與解碼意義完全壹致。妥協閱讀:解碼意義和編碼意圖總是有矛盾的，但我們會理解和接受編碼者的意思。反讀:受眾知道編碼器的意思，卻故意解讀為其他意思。
影響:“霍爾模式”開創了受眾研究的傳統。它表明意義不是由發送者“傳遞”的，而是由接受者“產生”的。閱讀文本是壹種社會活動，是壹種社會協商和概念博弈的過程。這是壹個統治和反抗之間不斷調整和平衡的過程。
它為轉向解碼器的民族誌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後來莫莉的民族誌研究就是基於這個視角。)受本雅明和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影響(“普遍認同”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復雜的鬥爭和妥協後建立的)。
大眾傳播的編碼和解碼實際上是語義空間的階級鬥爭，其中包含著話語中的權力反抗。文本的解讀與反抗: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壹個妥協與對抗的復雜過程。流行文化是壹個辯論和決定“人”的政治構成及其與權力集團關系的地方。經驗派的“選擇性認知”觀點:它誇大了受眾的選擇自由，任何文化都有壹定程度的封閉性，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秩序會限制受眾的解碼自由。
即使是對抗性的解讀，也會在先解讀主導意義的基礎上進行反抗。然而，相反的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占主導地位的符號代碼的否定。用簡單對抗的方式看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原有的話語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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