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中的第二帝國。這個帝國創生於農民起義。其創業君主劉邦是壹個出身草莽行跡近乎無賴與遊俠(黑社會領袖)之間的邊緣人物。由於壹種政治和階級的包容性，他的集團具有較為寬泛的社會基礎，乘動亂紛爭之際，終於取得全國政權。但這個新皇朝幾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識形態的任何正統性。因此這個帝國在開創之初就陷入了極端不穩定之中。自高帝、呂後至文景的五十年間，內部變亂不斷。外部則匈奴交侵，社會深隱危機之中。直到漢武帝的降生，這位班固稱之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為這個皇朝開辟了嶄新的局面。
漢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規劃制度，招攬人才，改革內政，建立幣制與財政，決戰匈奴，拓展外交，不僅重新奠定了漢帝國的制度基礎，而且其宏謀遠慮為此後直到清皇朝兩千年間的中國君主法憲制度提供了壹整套相當穩定而成熟的模型和範式。
然而漢武帝是壹個極其復雜的歷史人物。敘述評價他的壹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司馬遷的《史記》成書於武帝太初年間，由於個人的不幸遭際和政治異見，他對武帝這個時代的評述摻入了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和主觀意識的偏見。 班固的《漢書·武帝紀贊》試圖糾《史記》之弊，其論漢武曰：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對漢武帝的雄材偉略基本給以肯定。但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則指出其仍有偏頗：“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壹詞。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論漢武帝，則純從理學道德史觀的角度出發，謂：
“孝武帝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清吳裕垂《歷朝史案》，則指出：
“宋人竭中國之財力，納幣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腦塗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議和誤國。則武帝所為，又豈宋人所能議乎?” 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從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壹***作了54年皇帝。武帝壹生在位期間，主要做了五件大事：壹是打退了匈奴對中原的入侵，中華民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廣闊生存空間。
二是變古創制，創立了壹套系統完整而且體現著法家之“以法治國，不避親貴”的政治制度。這種法制傳統，成為此後二千年間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範式。
三是將儒學提升為國家宗教，建立了壹套以國家為本位、適應政治統治的識形態，從而掌控了主流輿論，並且為精英階層(士大夫)和社會樹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價值標準。
四是徹底廢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壹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繼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訂設計了目光遠大的外交戰略，並通過文治武功使漢帝國成為當時亞大陸的政治和經濟軸心。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第壹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從16歲即位之初，就已經超越了長城封障以內漢帝國的有限區域，而投向了廣闊的南海與西域。
古今之論漢武帝者，惟清人吳裕垂特具卓識。其論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誰之想。於是承累朝之培養，既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為守，攻以為禦，匈奴遠道，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於稱臣，稽玄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雖不無過舉，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學以收士心，繼尚武功以開邊城，而猶以為未足牢籠壹世。於是用雞蔔於越祠，收金人於休屠，得神馬於渥窪，取天馬於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設教也。
至於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與焉。蓋舢艫千裏，往來海島，樓船戈船，教習水戰，揚帆而北，懾屐朝鮮，壹也。揚帆而南，威振閩越，二也。朝鮮降，則匈奴之左臂自斷，三也。閩越平，則南越之東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國，北報烏孫，擴地數千裏，而東則限於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萊，將焉取之了東使方士求仙，壹猶西使博望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東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領如博望，故屢事尊寵，而不授以將相之權，又屢假不驗以誅之。人謂武帝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為武帝所欺也!
漢武帝是壹個變法改制並且取得了偉大成功的帝王，是壹個雄才大略規模宏遠的君主。他是壹個宏揚學術崇尚知識的賢君，也是壹個知過而改，虛懷納諫，任人以賢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詔書說：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元朔六年詔書又說：“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
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變。他始終認為，只要情況變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論三篇，史稱天人三策。武帝召問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則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澤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他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是壹些具有本體性戰略性的大問題，表明此人視野之廣闊。他要求作為哲學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論事地回答，而要講出“大道之要、至論之曠。這說明他對如何治理國家考慮得很遠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壹時應變之權，而是系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他晚年曾對衛青說：
“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他認為他所從事的“內興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於創立制度、為後世留下樣板和國家安全的考慮。他承認自己的政策會擾民(勞民)；他並不希望他的後代效法他的擾民政治，他告誠後代必須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轍。
翦伯贊描述漢武帝雲
“說到漢武帝，會令人想到他是生長得怎樣壹副嚴肅的面孔？實際上，漢武帝是壹位較活潑、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歡窮兵黜武以外，還喜歡遊歷，喜歡音樂，喜歡文學，喜歡神仙。
漢武帝，是軍隊最英明的統帥，又是海上最經常的遊客，皇家樂隊最初的創立人，文學家最親切的朋友，方士們最忠實的信使，特別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決不是除了好戰以外，壹無所知的壹個莽漢。”*
我認為，漢武帝是壹位承前啟後而又開天辟地的真正偉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歷史上，他所建樹的文治武功無人可及。他的風流倜儻超群絕倫。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為藝術。他的權變和機謀令同時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懷寬廣，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鑒人之明。
他開創制度，樹立規模，推崇學術，酷愛文學藝術。他倡導以德立國，以法治國。平生知過而改，從善如流，為百代帝王樹立了楷模。
在後來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爾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漢武帝具有超越歷史的雄才大略，是壹位戰略和外交設計的奇才。這種天才使他能運籌帷幄而決勝萬裏，處廟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則足以使西方漢尼拔、亞歷山大、拿破侖等馳騁於疆場的將帥暗然失色。
但是，漢武帝絕不是壹個超俗絕世的聖者。他好色、驕傲、虛榮、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執；普通人性所具有的壹切弱點他幾乎都具有。但是，盡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為壹個君王，而僅僅是作為壹個普通凡人，那麽以他壹生的心智和行為，他仍然應被認為是壹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壹個機智超群的智者，壹個勇武剛毅的戰士，壹個文采煥然的詩人，壹個想象力浪漫奇異的藝術家，以及壹個令無數妙女傷魂斷魄的蕩子，最壞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僅開創了制度，塑造了時代，他的業績和作為也深深地熔鑄進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與傳統中。漢民族之名，即來源於被他以銀河作為命名的壹個年代——“天漢”。在他那個時代所開拓的疆土，從閩粵瓊崖直到川黔滇，從於闐阿爾泰到黑吉遼，勾勒了日後兩千年間中華帝國的基本輪廓。而這個帝國影響力所幅射的範圍，由成海、蔥嶺、興都庫什山脈直到朝鮮半島；由貝加爾湖到印度，則擴展成了漢文化影響所覆蓋的壹個大文化圈。
偉人和天才是無法描畫的，是不可思議的，是難以用通常標準衡量的，也是無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評估的。
漢武帝的人生充滿矛盾。他愛民如子，同時殺人如麻。他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在中國歷史上，不乏英雄、偉人、壯士、誌士和聖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會同樣地引人註目。妳不可能不欽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懼他——這就是劉徹。他的誕生據說伴隨著母親夢見紅日人懷，他的曾祖父劉邦托夢為他命名為“彘”(野豬)——而他的父親則解釋此字諧音於“智”，為他改名為“徹”，透徹，並賜號日“通”；而他也的確是壹位智圓行方、通徹無比的傳奇男子。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壹位真正的太陽之皇、聖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時代導致了巨大的變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沖突，巨大的爭論，使他成為壹位備受爭議以至誤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錯誤之壹，就是他不幸地閹割了中國歷史上壹位最天才也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而這個人原來是最能理解他同時崇愛他的。結果此人由於恨用筆來懲罰他；使他身處的這壹偉大時代和他的生平成為歷史上最有爭議的時代。而他漢武帝則從此成為最被誤解的壹位謎壹般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