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國人在中國的板報活動可以大致概括為四個方面
（壹） 外國人在華辦報活動的開始（1815——1839）
這壹階段的代表性刊物有1815年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考》，它是第壹家中文近代報刊。1827年在廣州創刊的第壹家英文報刊《廣州記錄報》和1832年的《中國叢報》。還有第壹家在華出版的外文報刊——澳門創刊的葡萄牙文《蜜蜂華報》。這壹時期外國人從事報刊活動的主要特點是：宗教色彩濃，如《察世俗》最初的辦刊宗旨就是以“闡發基督教義為根本任務”;外文報公開宣傳殖民政策，以侵略者的態度和語調議論中國的各種現象，如《廣州記錄報》宣揚英國的殖民政策，鼓吹不平等貿易，為傾銷鴉片辯護，主張西方對華采取強硬政策。《中國叢報》也就對華政策進行討論，也是在更深層次面上為西方的侵略行為服務。而這壹時期，清朝的閉關政策，使外國人不能再中國活動，報刊的傳播範圍很小。中文報刊的出版中心在馬來半島，外文在香港、澳門、廣州。總體上講，這些報刊都是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服務的，他們為了政府中國人心，辦報內容從宣傳宗教到“知識炮彈”，並且盡量的中國化，到後期出現由宗教性報刊向非宗教性報刊發展的趨勢。
（二） 外國傳教士的辦報活動（1840年——19世紀末）
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外國人在華的辦報活動有了進壹步的發展。19世紀，外國人在華創辦的中文報刊約有300多家，其中鴉片戰爭以前創辦的只有20多家左右，其余200多家是戰後創辦的。其中相當大壹部分是外國傳教士主辦的。《遐邇貫珍》屬教會報，但篇幅最多的是時事政治新聞和評論、商情、科學文化;《六合叢談》是上海第壹家中文近代報刊，北京的《中西聞見錄》、廣州的《廣州新報》和《中外新聞七日錄》宗教文字都不多，主要是介紹科學文化知識，教會出版機關廣學會的機關報《萬國公報》（前身是國美傳教士林樂知自費創辦的中文周刊《中國教會新報》，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的創刊。它是以時事政治為主的綜合性期刊，宗教宣傳少。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辯護為對中“幫助”，介紹“西學”，鼓吹中國“變法”。在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中影響巨大，提摩太還曾被光緒任命為皇帝顧問，輔助變法。這壹時期的報紙，不象以往熱衷於“闡發基督教義”，而是大幅度增加時事政治，評論中國時政，推進不平等貿易、商業新聞和評論，廣告曾多。這表明傳教和辦報是為推行殖民政策服務，目的使中國殖民地化，，使清朝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雖然它對維新派產生了積極影響，也為維新變法提出了不少建議，但從它反對太平天國和對孫中山的態度上看，它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政治面目顯露的十分清晰。
（三）外國人投資創辦的壹批中文日報（1872）
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在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投資創辦了壹批營業性的中文日報。以英國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為例，《申報》“原為某業所開”，但其內容豐富，又是壹家以時事新聞為主的綜合性日報。它與《上海新報》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並以明顯優勢成為後來居上者，原因主要是：1）立足中國讀者，聘中國人擔任編輯、主筆。2）降低成本、廉價售價。3）中國報史上第壹次把新聞、言論、副刊和廣告基本要素結合起來，上下層都可讀4）做好發行。5）不惜工本電報、電話傳消息，廣聘通訊員、記者。6）附各種增刊、副刊。8）重視經營管理。《申報》采取的這些積極的競爭手段，對此後乃至今天中國報業的發展都有著不可小視的積極影響和借鑒。但這些都無法掩蓋這些外國人投資的報刊表面上標榜“替中國人說話”，實際上時時維護外國資本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本質。
（四）外國人創辦的外文報刊和在中國發稿的外國通訊社（1850）
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創辦了壹大批供外國僑民閱讀的外文報刊，使用了英、日、葡、法、德、俄等語種，總數在120家以上。主要有香港的《德臣報》、《孖剌報》、《南華早報》和上海的《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這些報紙不迎合壹般讀者口味，主要針對對象是在華外人和買辦知識分子，內容更明目煽動加緊侵略掠奪，公開支清政府，反對中國人反帝反封。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的活動情況。19世紀70年代起外國通訊社也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派記者常駐，向中國報刊發稿。第壹個在中國設立分社的外國通訊社是英國的路透社。它於1872年在上海建立遠東分社。這些通訊社也出於本國利益寫了不少歪曲事實的報道。但它的嚴密的通訊網和重視言論等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也產生了客觀的積極影響。
綜上所述，這壹時期，外國人在華辦報雖然都宣稱辦報目是為公眾“通信息，廣見聞”但是史實證明，外人在中國的辦報活動，本身就是列強侵華活動的壹部分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輿論工具，其表現為：1）為武力侵華，辯護政治說辭，並提供了情報；2）為英國傾銷鴉片政策辯護，報業本身的經營也是壹種憑借特權的經濟侵略活動；3）宣傳西方文明，“潤澤漢人”，為列強對中國的文化征服服務。 但其本身是近代文明的壹種表征和近代文化的載體，它們在充當列強侵略工具的同時，客觀上對我們也產生了不少積極的影響，有不少積極的作用：1）傳播西方民主自由、進步成果、科學技術，推動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它們所刊載的商業經濟信息，為新生的中國資產階級所利用，它們所介紹的文化科學知識被中國壹部分知識分子所吸收，進而開始了與殖民主義者意願相反的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鬥爭；2）使中國人認識到了近代報刊的功能，刺激了國人辦報活動和中國人自己近代報刊的產生。3）外中國人提供了辦報的方法與經驗，並使壹批中國人受到了新聞工作的職業訓練，如著名報人王韜、錢昕伯、蔡爾康等。4）在印刷設備與技術上，外報也為中國人自辦報刊準備了物質條件。當然這些條件不是外國人拱手相送的，而是中國人民在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災難中，經過艱苦鬥爭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