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大潮下的感傷回首
——由“紅色經典”的重現與再造看“世紀末文學”
隨著世紀末的降臨，人們似乎是習慣性地對歷史作壹壹的檢視，隨之產生的就是壹種懷舊情緒。在這種懷舊情緒的影響下，“紅色經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謂“紅色經典”,“是指1942年以來，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文藝工作者創作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作派，為工農兵喜聞樂見的作品。這些作品以革命歷史題材為主，以歌頌中國***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主要內容。”⑴“紅色經典”的重現，除了以傳統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紅色經典叢書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壹批長篇小說，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等），以及對於淡出舞臺的“樣板戲”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後，上海京劇團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劇“樣板戲”，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更為突出的是多媒體時代的多種表現形式：“紅色經典”被大量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如《林海雪原》、《紅巖》、《小兵張嘎》、《紅色娘子軍》、《烈火金剛》等等先後開播或投入拍攝，收視率可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MTV、卡拉OK等新的大眾電子娛樂形式也熱衷於“紅色”題材，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大量報道和評論“紅色經典”的流行。可以說，“紅色經典”的重現已不僅僅是壹個文學現象，而成為了壹個引起廣泛關註的文化現象。
從建國後的蓬勃發展，六七十年代的獨領風騷，到八十年代起由於對文革的否定而帶來的銷聲匿跡，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之後)又逐漸重返中國文學舞臺，直至今日掀起的“紅色經典”浪潮，“紅色經典”所遭遇的沈浮因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密切聯系而成為了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作為“中國革命真正骨幹”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文革的創傷之後，在中國社會向以個人物質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模式轉變的時候，自覺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現代化的主力。“紅色經典”因被視為封建傳統的現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權的產物而受到知識分子的無情鞭笞。在10多年的時間中，“紅色經典”的正面形象幾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負面形象出現在反映文革悲劇的背景之中。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漸被企業管理、金融、營銷、工程技術等科技、經濟領域的專家所取代。知識分子被逐漸邊緣化和市場化，從而失去了對於文化的主導力量。同時，因為“紅色經典”為大眾文化產業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和商機，到了90年代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終於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聯手，轟轟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紅色經典”熱。⑵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經典”的重新崛起絕不是壹個自然現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來的，它必須服從國家意識形態和市場需求的雙重制約。
“紅色經典”之所以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商機，是與壹種懷舊情緒分不開的。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轉型，使得懷舊成為新的時尚，這是壹個時代消失後普遍的社會情緒。在二十世紀走向尾聲之時，這種懷舊情緒就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而懷舊情緒在商業社會往往成為打造新時尚的契機。“紅色經典”的重現，無外乎是當今中國文化多元多極狀況中不大不小的壹種時尚而已。追隨這種時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眾，他們大多親歷過“紅色經典”所表現的時代，或是在“紅色經典”的包圍中長大，在重溫“紅色經典”的同時，也重溫當時的青春歲月，重溫那段歲月給自己留下的印記，這種懷舊帶著強烈的追憶色彩。同時，年輕人群對於“紅色經典”也不僅僅是厭惡和排斥，而是用壹種新奇的眼光審視其中體現出的特殊美感，追尋那壹段顯得陌生而神秘的歷史，顯示出壹種獵奇狀態下的懷舊。無論是偏向何種色彩的懷舊，都可以說是“在實用主義、商業大潮和消費主義即將全面獲勝之前，對壹個理想主義時代不無戲噱、亦不無感傷的回首”。⑶
在世紀末的懷舊情緒中，也蘊含了對於舊世紀的告別，在懷舊的同時也對其進行著摧毀和重建，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紅色經典”的重現就不是簡單的對於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現，它在重現的同時已經經歷了再造的過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等被改編成電視劇的“紅色經典”來說，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按當時的話說，“懷抱深厚的階級感情，擁有豐富而切實的戰爭生活和實際生活的體驗，掌握活潑的群眾語言和來自生活深處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沖破觀念的硬殼，在今天仍具備某種魅力，仍然有人愛看，經得住時間的磨洗。”⑷但如果依舊按照原先的階級鬥爭的主題來表現，恐怕很難引起觀眾的興趣。於是，在重現的過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的元素被有意地虛化和弱化，而與此相對的，英雄的個性化，情愛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去被遮蔽和掩蓋了的壹面，就有可能構成新的想象空間，並成為賣點。不可否認，這樣的再造的背後有龐大的市場的影子。面對這樣的改編和再造，引發了廣泛和持久的爭論。
如果說電視劇的改編為“紅色經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瀾的話，那麽青年作家薛榮在浙江作協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發表的中篇小說《沙家浜》就無疑為文壇投下了壹顆重磅炸彈。在根據滬劇《蘆蕩火種》加工改編的京劇樣板戲《沙家浜》裏，劇中的主要人物阿慶嫂、郭建光作為智勇雙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在薛榮的小說裏，人物形象及彼此的關系完全變成了另外壹種樣子。在小說中，阿慶嫂“風流成性”，胡傳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開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無策，只知道依賴阿慶嫂。相反，胡傳魁倒成了江湖豪傑，“有壹股義氣在，有壹股豪氣在。”由於阿慶嫂的牽線，作為新四軍某部指導員的郭建光與“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做了壹筆交易：以提供壹批軍火為代價，請胡傳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軍傷病員。這對人們熟知的故事，幾乎是采取了全盤“翻案”的寫法，因此小說壹發表便在文壇掀起了軒然大波。
爭論壹開始就出現了嚴厲批評和極力回護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隨後批評的意見逐步居於上風。《浙江日報》在2003年2月18日發表蕭何的文化時評，認為小說《沙家浜》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小說”。《北京娛樂信報》在2003年2月24日發表李庚辰的文章，針對小說《沙家浜》指出：“在這個缺少英雄的時代，我們應該歌頌英雄，張揚英雄的這種氣概。但是這篇小說將我們心中的英雄醜化了，將英雄鄙俗化了，這是壹種悲哀。”郝鐵川在題為《小說〈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認為“說其不合理，是因小說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標題，又要詆毀名著內容。”“說其不合法，是因為小說已違反了我國現行民法，以及現代多數國家民法所規定的‘公序良俗’原則。”董鍵、丁帆、王彬彬隨即以《“樣板戲”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嗎？》的文章⑹與郝鐵川進行商榷。三人認為“在今天還認定‘樣板戲’代表著所謂‘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無論對樣板戲《沙家浜》還是小說《沙家浜》都“不欣賞”，但認為無論如何“這是壹個文學問題”，“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綱上線’的做法，都是荒謬的。”而《江南》的主編張曉明認為：“我們這個小說只是壹個試驗性地否定這種‘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藝創作，作者只是從人性化的角度，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創作，這跟‘戲說’是沒有關系的。”除此之外，據說故事發生地沙家浜對小說《沙家浜》的描寫更為惱火，鎮政府的領導已表示，小說作者和小說出版社如不認錯，將與之對簿公堂。⑺
無論是哪壹種看法，其實背後都蘊藏著其對於樣板戲的看法，認同樣板戲的，必然認為遊離於原作精神的改造是離經叛道之舉；而厭惡樣板戲的，則並不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同樣的，關於“紅色經典”再造的爭論也是由對於“紅色經典”原始文本的認同程度而決定的，試圖從“紅色經典”中追憶過去的人們往往因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無法接受對於“紅色經典”的再造，而對原始文本的記憶為空的年輕人懷著獵奇的審美心態，就比較能夠認同和接受這樣的再造。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有壹點是肯定的：這的確是文學範疇的事，沒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來討論。然而，文學是否就如此純粹？文學是否真的拒絕政治、經濟、法律的壹切幹涉？答案卻又是否定的。小說作者、出版商以至於電視劇改編者，從壹開始恐怕就未必是懷著壹種十分鄭重的心態來對待這樣壹種文學的再造，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遊戲和媚俗的意味的。公眾的懷舊情緒被敏銳地抓住，文化商人們適時地將通俗劇的因子穿上“紅色經典”的外衣投入市場，最終目的仍是賺取商業利益。2004年廣電總局《關於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禁止戲說“紅色經典”，無疑也是在限制“紅色經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繼續發揮其國家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視的是，許多“紅色經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獻禮”這壹形式出現的。無論“紅色經典”被冠以何種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跡或是愛國主義），它都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的***同產物。
“紅色經典”曾深刻地感動過幾代人，因此，作為重要的主流意識形態領導下的文化資源，它得到了長久的重視並不斷被發掘利用。更為重要的是，其中顯示出的懷舊情緒和商業化氣息可以說是“世紀末文學”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後期至今“紅色經典”的再度風行，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場，獲得再次啟動的機會，是為了讓“紅色經典”能夠進入消費領域，而不是為了使人們再次進入紅色風潮的世界。無論是“紅色經典”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被改編成電視劇《林海雪原》），還是“紅色經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進行文學創作（如根據樣板戲《沙家浜》寫作的小說《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帶有商業化的成份，最終目的是為了賺取大量的商業利益。 同時，對於大眾來說，這些熟悉的故事和場面，讓他們緩解了現實的焦慮和失落，在心理上越過了歷史的斷層，回到了壹個充滿了強烈情感和浪漫表達的青春歲月。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下，理想主義也只能以這樣壹種形式出現在懷舊中了。
最後也許需要說明的是，因為現今文學與影視等等多媒體形式的聯系如此緊密，我已無法將“世紀末文學”甚至“文學”這壹概念從整個文化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的討論了。隨著各種發明創造（如電視機、電影、互聯網等）進入我們的生活，文學的概念似乎顯得更不明確。在電子傳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學應該進壹步向商業性大眾文化靠攏，還是與其保持壹定距離以保持壹些較為純粹的特征，這是壹個值得繼續思索的問題。在充滿商業意味和懷舊情緒的“世紀末文學”大潮中，順應現實，保持批判，這也許是逐漸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無奈而又唯壹的選擇。
[註釋]
⑴引自孟繁華《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9日。
⑵參見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⑶引自賀桂梅：《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轉引自文化研究網）
⑷引自雷達：《我對紅色經典改編問題的看法》（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轉引自中國圖書信息網）
⑸載《文匯報》2003年4月25日。
⑹載《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⑺參見白燁執筆的《小說〈沙家浜〉招致批評》，《2003年中國文情報告》第12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5月第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