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因李陵壹案被漢武帝處以腐刑，慷慨激憤，無以言表，但為創作《史記》只好忍辱含垢，茍且偷生。其人生命運與屈原類似，於是將其引為知音。他在《報任安書》中列舉眾多賢聖事例，其中也提到屈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說法與此大同小異。)以屈原著《離騷》自況《史記》的撰寫，因二者皆“意有所郁結”而成。正因為有這種惺惺相惜的情感，司馬遷為屈原所作的這篇傳記，別具壹格，字裏行間洋溢著濃厚的贊頌、同情、悲嘆之情，與壹般傳記的客觀實錄、隱藏觀點頗為不同，更像壹篇懷人的散文;而且文章夾敘夾議，敘評結合，有些段落議論甚至超過敘事，更像壹篇人物評傳。
先看敘事方面。敘事是這篇文章的骨架，這是作為傳記的內在規定性。文章按照事件順序敘述了屈原壹生的主要事跡，凸顯其以愛國、誌潔為核心的思想品質，抒發了作者對屈原熱烈的贊頌之情。文章以概括性敘述為主，除倒數第3段外，較少對人物的細致描寫，也沒有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中間又大段敘述楚國日漸衰弱的歷史事實，從側面表現屈原的高瞻遠矚，凸顯其與國家命運之息息相關。
屈原的壹生，可概括為四個階段:
壹是“王甚任之”階段。主要在第1段。屈原出身貴族，擔任楚懷王左徒，因“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在內圖議國事，發布政令，在外接待賓客，外交諸侯，都能應付裕如，展現出超強的才幹，因而深受楚王信任。這裏既凸顯其才華，也為下文張本。正因“博聞強誌”，熟悉古史，故能撰述《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正因為“明於治亂”，故《離騷》中“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明了國家治亂規律，知忠奸之分，故能嚴明法度，舉賢授能，且論斷得當(文中敘述他的兩次勸諫，均為的論)；而壹旦他被貶黜在外，無從“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則朝中奸邪群集，惑主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