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專業化分工; 將職責權限職業化與專業化為壹個固定崗位，擁有明確的職責與權力
（2）科層化； 按照職位等級與部門職責劃分的在組織中排列的“金字塔式”的上下級隸屬關系
（3）有序性；使用壹套規範化的規則與程序約束其成員個體
（4）非人格化； 通過規章制度與法律法規將非理性因素脫離官僚公***活動
官僚制的核心是壹種基於工具理性而建立的極其嚴密精細且完善的精英集權組織，其依靠成文化的法律條文對組織進行合法化和合理化的權威構建。在此同時構建起條令化的制度與規則，以滿足在近代早期工業社會產生的對效率與法制的雙重需求。韋伯還提出了理想官僚制，他認為，這種官僚制的幾個顯著特點就是：
精確的員工分配；每個員工只需要關心與自己相關的責任
等級制度的權威性；公司應該嚴格執行等級制度，即下級必須要被上層所管控
正規的選擇程序；對員工的選擇必須嚴格按照他們的資格與能力，例如成績，例如資格證書
冷酷無情的管理；組織中的條文規矩不會也不能因為個人情感而改變
職業的導向性；管理者追求的是作為職業上的專業人士，而不是組織的所有者
在韋伯看來，官僚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
2．官僚制組織模式貢獻，缺陷與現實批判
官僚制在工業社會早期所產生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其為當代的政府提供了壹個高效的，法制的政府組織形式，壹種不是基於宗教或者封建傳統而建設的組織模式。基於這點，從歷史上再來進行比較，官僚制度成功並有效的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消解或緩解了組織管理下由人造成的各類影響。相比於集權制度，民選制度等其他組織模式，理想的現代官僚制度中訓練有素的職業化官僚與科層制度能精確，高效、統壹，在最佳的效果和最高的效率下完全其的工作與任務。客觀來看，至今為止，官僚制仍然是完成大型社會工程最高效，也是唯壹的組織模式。精英官僚制對經濟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而支持經濟增長模式的要素就是國家和官僚主義。根據埃文斯和勞治的研究，國家GDP增長與韋伯式官僚制的存在與否呈現正相關。然而在高收入地區或者發達國家，極有可能出現經濟負增長，例如俄羅斯。這是因為這些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本身就偏高，因此他們不太需要依賴於官僚制所造成的經濟情況來進行發展。
官僚制的原型是依托於工業社會對效率的進壹步需求而產生的。在近代早期，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競爭的加劇化以及工業革命致使的進壹步生產力發展，社會產生了對於更高效率的需求。基於這項需求，勞動力與生產資料進壹步聚集，基於原本的手工業工場進壹步發展出了工廠。而在手工業工場時已初步形成“分工——協作”的機制，在工廠中發展為了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嚴密組織體系，形成了服務於管理需求的科層結構。
這種在近代工業社會工廠中產生的組織形式，必然是基於理性與非人格化的，這是基於管理者對經濟效益和勞動力的異化而產生的。更重要的是，代表資本的管理者在管理中所需要的是對自身權利的加強。而基於這套組織形式而發展的官僚組織也必然有著類似特點。當代表國家的頂層管理者加強自身權利時（這點很多時候是必然的，官僚組織內的人必然也會產生基於“人”而產生的欲望）。使用創造新的科層以達到分化權利或者其他等等的方法必然會導致組織效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更高的等級權威使得他們有權利，並且無阻礙的進行這些活動。事實上，官僚制影響的不僅是組織內部效率，它還會對顧客產生影響。“歸功於”官僚制那嚴格的等級制度，當有顧客投訴時，必須壹層壹層上報並審批，這極大拖慢了效率。更重要的壹點是官僚制組織沒有人情味，員工就像壹個個機器人壹樣，因此顧客在面對員工時也不會產生顧客滿意度。
在實踐中，官僚制因為效率追求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卻反而成為了效率的阻礙。對規章制度和細化分工的追求反而導致了臃腫的組織機構和低效率的指揮鏈。後工業社會對信息技術的使用與普及使得管理機構無法再是壹個封閉的權威機構。而原先的非人格化的，難以變動的規則體系在面對外部復雜環境不斷變動時便顯得不再合適。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阻礙了組織與外部環境進行的物資，能量與信息的交換。正因為官僚制的結構特征，員工被剝奪了創新思維，同時，官僚制下的晉升也會帶來偏見與歧視。
3．官僚制的優缺點：以納粹德國集中營為例
而談及官僚制的例子，納粹德國是壹個完美的表現出了官僚制效率又同時在行為上完全違反道德的例子。納粹德國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德國強大的官僚體系傳統，並將這套系統運用在了自己的政府組織上。
在本節中，我們將集中以集中營督察辦公室（CCI）等納粹集中營管理機構來用實例論述官僚制度在組織人文情懷與道德的缺乏。
德國納粹的集中營管理是極具官僚色彩的。在前文中，我們提到過官僚制是壹種精細且完善的專業組織模式，且依靠法律條文進行權威構建，體現在德國納粹的集中營模式中便是諸如紐倫堡法，龐大的政府醫學團隊等特征：紐倫堡法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利，使其不能擁有法理權威。在此同時，納粹黨籠絡了德國近壹半的醫生，234名生物學家（至1945年）加入納粹黨，為其設計高效的集中營制度，這也是為什麽二戰德國不擔心屠殺570萬猶太人沒有地方安置。
且與大部分的人的“常識”不同，納粹德國所進行的大屠殺並非壹種“不文明”和“不現代”的非理性，不成文的做法，反而是壹種基於納粹德國強大官僚系統的產物，其是基於官僚制度中的工具理性而進行的，而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壹種由少部分極端狂熱分子執行的“人性”的宣泄。在這些工作裏，涉及到的大量的德國納粹政府中的專業人員，例如工程師，醫生，士兵，他們中大部分人都不是民族主義的狂熱分子，很多人甚至不支持大屠殺。但科層結構中的頂層管理者利用組織忠誠，用壹套巧妙地，理性化，非人格化的意識形態去命令他們執行大量的違反普世道德價值觀的行動。而這些被他們所利用的工具，也恰巧正是官僚制組織被人們討論時最突出的特點。
4．官僚制在現代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了壹個從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狀態向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狀態轉變的過程中，致使社會生活和活動的各個方面都受到沖擊。傳統官僚制組織的過度封閉在這個更加復雜的環境中顯然也需要發生改變了。
當組織是壹個相對封閉的系統時，它解決問題的方案以及經驗都來自於自身所承擔的任務的要求，每個組織都僅僅享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而這也使得組織間***享知識和經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合作制組織處於不停歇的系統流傳遞和交換過程之中。合作制組織作為系統是專業化的單體系統，不再會有歸屬於它的子系統、分支機構等，它處在合作場域之中，成為廣泛的社會合作體系中具有獨立性的行動者。組織要素間的聯結是非常松散的，主要是依靠信息流的傳遞和交換來協調行動。
5 . 結論
官僚制在早期工業化社會的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狀態中為社會創造了壹套有效且高效的組織結構。現代理性官僚制試圖以等級制、規則與非人格化的組織形式追求極致的形式理性，卻在實踐中遭遇功能失調與政治化改造。
佐藤慶幸在《官僚制社會學》提到“官僚制雖然是壹種理性的支配形式，但其現象狀態卻因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特點而具有多種表現形式。”
後工業社會中，官僚制受到了信息技術，組織封閉等等的外界因素的沖擊。但若只是在“前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摒棄官僚制”這壹線性邏輯下爭論官僚制現狀的發展定位，無疑是壹種片面的整體認知。我們需要在對官僚制的批判中同時思考，壹種更合適的官僚制度需要什麽。
發布於 1 年前著作權歸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