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認為只有走現代化之路才能保存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勸學篇》開宗明義，說：“當今中華誠非雄強”，若不變法，必然要像印度、越南、朝鮮那樣亡國、淪為殖民地。到那時，中國的“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殘守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昆侖，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因此，所有的中國人都必須“知恥”“知懼”“知變”“知要”(如何變法)“知本”(哪些傳統的東西需要堅持)。他認為“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無論是“征之經”，還是“征之史”，還是“征之本朝”，典章制度無壹不變，所以因時變法乃天經地義。他主張在學習西方文化時，須“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都需要中國認真學習。即便議會政治，在中國“學堂大興，人才日盛”之後，也可“議之”。張之洞強調，就目前的“救時之計、謀國之方”而言，“政尤急於藝”，學習西方的體制更急迫、更重要。
自甲午戰爭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著”，人人都認識到中國的貧弱，在這種情況下，民族自卑主義開始擡頭。對此張之洞認為，身為壹個中國人，任何時候，都要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文化。“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西方國家的學校都要學習古典經文，“示宗教也”，小學也要學習拉丁文，“示存古也”，都重視歷史與傳統。所以，中國學習西方之時，必先“固本”，要讓人們“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如果做不到這點，盲目西化，“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如果那樣的話，“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張之洞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傳統文化鑄造了壹個民族的精神，如果拋棄傳統文化，必然會喪失民族的靈魂，必然會造成文化的毀滅。這樣的民族也實現不了現代化。因為壹個喪失了理性精神、對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都棄如敝帚的民族，又如何能夠認識到西方現代文化的精髓？
張之洞並不認為中國古代學術全無糟粕，他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流派，各有長短，諸子駁雜，雖然各有壹定之理，但亦有很多難以見容於今世的內容，很多主張如果“施之於今日必有實禍者”，但是“瑕不掩瑜”，其中還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欲通學術流別，增益才智，諸子百家“未嘗不可兼讀”。不過張之洞認為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最有價值，所以要以《論語》《孟子》為“群經之權衡矣”，要以其為“讀諸子之準繩”。張之洞特地批評了康有為遵奉的《公羊》之說，認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
對於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張之洞主張要“治要而約取也”。在孔孟時代，經籍不多，“人執壹業可以成名，官習壹事可以致用”，但是“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而且在需要現代化的今天，“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所以張之洞本著“致用當務為貴”的原則，按他的說法“損之又損”，分經學、史學、諸子、理學、詞章、政治、地理、算學、小學等，開列出了壹批基礎書目，張之洞認為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讀書籍。不過，以今人的目光看來，張之洞所開列的書目數量仍然過於龐大。
對於新、舊學的關系，張之洞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也就是說中學主要起教化的作用，要通過中學，讓人們接受基本的傳統道德教育，並熱愛自己的國家等等，應該說此言在原則上並無錯誤。張之洞主張在中小學乃至大學教育中，要“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地、政治等是舊學，而西政、西藝、西史等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張之洞認為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時，對中國固有的東西要有變有不變，“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也就是說不能拋棄的是中國人的基本倫理、基本精神。
由於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年事已高、且身居高位等因素，張之洞的主張也有壹些保守，對於西方現代社會也有某些誤解之處，諸如他反對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將民權說視為無政府主義、極力替清政府開脫等等。但其主張總體而言是穩健的、改革的，反映的是壹種理性的聲音，其中的很多論斷已經為後來的歷史發展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