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教育產業化”的理論之爭
教育產業化的理論並不“邪惡”。在計劃體制下，長期以來我們只強調教育的公***性、公益性，進而認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資舉辦，形成國家壟斷、包辦教育的困窘局面。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使我們認識教育既具有公***性，也具有私人性，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提供的是壹種準公***產品，其公***性部分由政府購買，私人性部分作為個人的自我投資，由受益者個人購買。學校與學生的關系，也具有提供教育服務的交易性質。對國家而言，教育不僅是壹種公益事業，還是具有很高經濟回報率的戰略產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打破封閉，引入市場競爭的機制，建立經費多樣化的渠道。
1980年代發達國家以及最近日本被稱為“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改革，即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改變政府幹預過多的治理模式，增強高校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其主要內容包括：減少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資比例，增加非國家的(包括市場、個人和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強化高等教育與私營經濟部門和工商界的聯系；加強私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扮演的角色等。
在許多國際組織的統計分類中，教育均被列為“服務產業”、“第三產業”。在1992年中***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教育被明確列為第三產業，而且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決定》提出要以產業化為方向，建立充滿活力的自我發展機制，對包括教育產業在內的第三產業，堅持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它被主張教育產業化的意見引為最重要的論據。我國教育主管部門的基本態度，是承認教育具有產業屬性，尤其是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留學教育等。但從維護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發，反對提“教育產業化”，認為所謂“化”，就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意。
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種產業性質，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場機制以增強活力、提高效率，個人分擔壹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應當說已經被社會普遍接受。無論支持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在這些方面是具有***識的，爭論主要在教育產業“化”與不“化”的認識上。我認為這種詞語之爭其實並沒有更大的理論意義，反而削弱了我們對這壹進程的實際關註。
雖然我們的官方政策沒有提“教育產業化”，但事實上“產業化”的問題之嚴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國家所沒有的。壹種理論的現實命運，並不是由討論或表態決定的，而取決現實的社會需求、價值導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產業化”的現實表現在事實的層面上，究竟哪些行為、內容屬“教育產業化”，同樣眾說紛紜。大家在使用這壹詞語時的所指其實是各不相同的。
狹義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學校舉辦企業、科技類和服務類的校辦產業。中小學的校企在1980年代紅過壹陣後，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經商的氣氛中，高校掀起大辦校企的熱潮，壹時公司林立，教師下海，蔚為大觀。至2000年底，全國近400所高校***有科技企業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國高校已有控股或參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兩地上市的公司29家，總市值約占深、滬兩市市值總額的3％左右。
這壹成就背後的事實是北大方正、清華同方那樣的企業屈指可數，大多數校辦企業都是不賺錢的，高校深感風險巨大，無利可圖。由於企業運作不規範，校企不分、產權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虧了，大的跑了”的騎虎難下之勢。尤其是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的沖突，商業化價值對大學精神的侵蝕和對教育行為的扭曲十分明顯，影響高校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進行校企改制試點，明晰學校與企業的關系，並最終使校、企完全分離。宣告了這壹政策的終結。
發展教育產業也指發展民辦教育、發育教育培訓、留學教育等教育市場。的確，民辦教育本來應當是教育產業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盡管近十年來民辦教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辦小學在校生僅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總數的1.83％；民辦普通中學在校生占0.9％，職業中學在校生占1.25％。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在校生32萬人，僅占高校本專科生在校生總數的2.2％；即便將各類民辦高教機構的學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補習者)，也只占9.6％。無論與1950年時的規模、水平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相比，幾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辦教育缺乏與公辦學校平等競爭的政策環境，產權不明晰和難以保障等等，成為制約民辦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
廣義的理解，教育產業化泛指利用市場手段擴大教育資源、利用市場機制“經營”教育的各種舉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種渠道籌集教育經費和繳費上大學。中國農村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就是主要通過集資辦學，所謂的“人民教育人民辦”，農民自己為自己埋單而支撐的。
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學校實行“壹費制”，許多地方義務教育陷入難以為繼、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國高校實現“公費生”和“自費生”並軌收費，高校學費標準從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種費用和生活費，大學生實際支出的費用要高得多，大約相當於壹個城市職工壹年的收入或兩個農村勞動力壹年的收入。由此，導致大學出現約占學生總數20％左右的“貧困生”階層，每年都有家長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的悲劇發生。雖然國家有“獎、貸、勤、減、補”等五種方式幫助貧困生，但作為主體的國家助學貸款因種種原因難以大面積推進。
不難認識，近年來教育產業的發展是有其正面價值的，如教育培養能力擴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經費的來源更為多樣化，教育服務、教育消費概念已經形成，教育市場和教育的選擇性開始出現，學校與政府、社會和學生之間的新關系開始建立等等。
但這壹進程的弊病和代價同樣巨大。教育資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場與陳舊落後的體制相接，出現了種種“尋租”活動，致使教育行為扭曲，教育腐敗叢生。各種價值模糊、產權曖昧的“改制學校”，如“民辦公助”、“國有民辦”的學校，實行“壹校兩制”的“校中校”、“二級學院”等等，利用國有資源和名校品牌大賺其錢。社會腐敗風氣對學校、教育的侵蝕，連年發生的高考舞弊案、學術剽竊案、“註水文憑”、逐漸制度化的權學交易和錢學交易、人為制造的“擇校熱”和巨額的“擇校費”，以及嚴重的教育亂收費等等，導致學校的功能、面貌變異，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社會輿論對“教育產業化”的強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於這種最寬泛的認識，即把學校圍繞經營、創收等產生的種種怪事亂相都歸於“教育產業化”名下。由於教育產業、高等教育市場化在理論上畢竟具有特定內涵，因此我更傾向於將上述弊端歸因於“單壹財政視角”的改革所導致的後果，這是我們當前特別需要認識和辨析的。
三、對“單壹財政視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來教育界推行的是壹種被稱為“財政視角”的改革，或者說是壹種“經濟主義路線”的改革，其主要動機為彌補教育經費短缺，興奮點圍繞著創收、經營、轉制、上市、產權、市場化等問題，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追求，而缺乏對教育公平、教育品質的關註，經濟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話語。因此，現實生活中出現這樣強烈的反差：壹方面，教育的數量增長、規模擴大，人們受教育的機會顯著增多；與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昂貴，越來越“豪華”，享受“優質教育”越來越成為金錢和權力的較量。壹方面，各級教育的發展達到歷史上的最好水平；與此同時，出現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範，以及教育品質的惡化，公眾對教育的評價降至20年來的最低點。
“單壹財政視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後果已經彰顯。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認識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基本規律、基本價值，認識在市場環境中政府的教育職能和行為定位。
1.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維護教育公平的基本價值。
由於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場價值對教育功能、教育價值的異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純潔性已經成為對現行教育的壹個基本挑戰。不能不看到，壹些學校被迫的創收壓力正在變成主動牟利的動力，並形成某種利益集團(最近北航招生醜聞即是壹例———編者註)。在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動中，有的地方將重點學校作為地方財政的財源；許多地方通過政府幹預，用借貸等方式創辦完全脫離中國國情的昂貴的“重點學校”、“示範學校”(建壹所高中動輒花費幾千萬元、壹億元、兩億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費的方法將債務轉嫁給學生家長。類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營利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麽用政府經費舉辦、擁有優質資源的公立學校，大規模公開牟利的行為難道是可以允許的嗎？
我們需要重溫漸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針，認識現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礎，認識義務教育和公立學校的本質功能，需要重申作為人類文明成果、世界各國***同遵循的教育價值，尤其是社會公正、教育公平的價值，從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無人、惟利是圖的價值真空。
2.明確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責任，是依法履行實施義務教育的義務；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環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證教育公平。多年來教育經費不足的現實是迫使學校自謀生路、教育走“產業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決教育經費危機的根本之舉是政府承擔自己的教育義務。鄧小平曾說過，“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壹些，甚至於犧牲壹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是至今仍未真正實現的小平同誌的遺願之壹。切實保障教育經費投入，甚至不惜降低壹些經濟增長速度，把義務教育、農村教育搞好，是當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
現代國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進和保障教育公平，這幾乎是沒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貧濟富”，沒有壹個政府是以扶持強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為教育政策的。用傾斜政策人為制造和擴大學校差距制造“重點學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產開發思路，將制造豪華、昂貴的“優質教育”作為政績工程和既得利益，是壹種典型的反教育行為。需要真正貫徹基礎教育均衡化的方針，而不是只當作壹句時髦的口號。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舉是改革宏觀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擴大教育資源的“教育產業化”，由於在高端和宏觀上教育資源沒有放開、政府壟斷沒有打破的情況下，將危機下放到終端，讓學校、教師在微觀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徑是打破對教育資源的壟斷，吸引社會資金向教育的流動，把教育辦成全社會***同參與的事業，建立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促使民辦教育的良性發展。
此外，沒有壹個國家能夠壟斷、包辦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學者建議的，在教育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壹個可行的選擇是政府集中力量辦好壹批優秀高校，讓壹部分高校轉制，將節余的政府教育經費用於支持義務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質需要推進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政府包攬過多，教育管理、教育決策中行政化、長官意誌主導的弊病嚴重，它與扭曲的教育市場的結合，極易成為教育腐敗的溫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單純的財政視角，進入更為實質性的管理體制、辦學體制改革。在現行制度環境下，促進管理體制改革，減少冗員冗政，建立信息公開、社會參與的民主管理，不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場環境下改善教育品質、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