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內學術界在論及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時，論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壹)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壹，創造政治穩定的局面；(二)全面發展經濟，奠定國家強盛的基礎；(三)放棄閉關自守，堅持對外開放；(四)重視改革，不斷創新； (五)抓住機遇，及時決策。毫無疑問，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當我們就上述問題進壹步探究“為什麽”等歷史認識範疇中的價值判斷時，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蘊涵在這壹切背後、直接促成這些國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討這個問題，這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為獨立的、繁榮的民族文化，是壹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質力量壹樣，也是民族國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和前提之壹，而且在特定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時甚至會發揮出比物質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壹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具體體現。任何壹個經濟上貧窮、政治上分裂的國家都不可能崛起，發展壯大；同樣，任何壹個充斥著文盲，文化貧乏、落後的國家，也不可能崛起，發展壯大。沿著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軌跡探討這個問題，對於正在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說，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壹
在中國歷史發展上，曾經出現過漢、唐王朝的輝煌盛世。這種輝煌盛世，又是和秦漢、隋唐時期的文化高漲直接聯系在壹起的。這種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而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歷史現象。因為文化是社會的內涵，作為價值體系，存在於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行為之中。總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會存在。對於這個問題，近代以來中國的思想家早有明確認識。例如，1919年秋李大釗在論及中國的未來時說：“我們的理想，是在創造壹個‘少年中國’”。“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壹致的‘少年中國’”。李大釗這裏所說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義詞，所以他認為這種“精神改造運動”是“文化運動 ”的內容之壹[1](pp.235-236)。這裏，李大釗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改造中特殊的意義。1920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華民國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遇》中，強調國民的能力決定壹國事業的成敗，“壹事業之完成，大非易易，故壹國民在壹時代間，往往僅能完成壹種事業，或以壹種事業為主，而其他為輔”。而“國民能力”的培育，則應克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來文化的有益內容。他說：“中國文化，本最富於世界性，今後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榮衛，必將益擴其本能而增豐其內容，還以貢獻於世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必在人類進化史上占重要之職役”[2](文集之三十六)。這裏，梁啟超不僅看到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且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而強調了汲取世界先進文化以豐富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其能夠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能夠發揮更加積極 的步進的作用。
美國人類學家A.L.克羅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壹個概念定義的考評》中，對100余種文化的定義進行了分析和比較。他們認為：“文化存在於各種內隱的和外顯的模式之中，借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與傳播，並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由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英國人類學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壹書中認為，“文化，就其在民族誌中的廣義而言，是復雜生活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習慣”[3](p.56)。英國另壹位人類學家B.K.馬林諾夫斯基，在對文化進行分類時，將“社會組織”、“精神文化”與“物質設備”及“語言”相並列。中國學術界把文化分成“廣義的文化”和“狹義的文化”。廣義的文化主要指人類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主 要指觀念形態的精神產品，以及文學藝術和語言等等。
由以上不難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後天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它既表現為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產物，同時也表現出它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力量。總之，文化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任何壹個國家或民族要發展，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而且還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壹個經濟崛起的大國，同時也是壹個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國。“工業化是壹項具有巨大歷史威力並不斷前進的過程。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另壹件百年才逢壹次的大事如此改變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業化和工業時代的到來，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 基礎，同時也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文化的積累。
如同任何壹個國家或民族的經濟力量不能自發形成壹樣，文化力量也不能自發形成。因此，綜觀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國崛起中的文化建設，以及對文化力量的積極培育。和教育緊緊聯系在壹起的“人才”的培養，應是文化建設的核心。清末啟蒙思想家嚴復在《原強修訂稿》中曾指出，達爾文、斯賓塞進化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如何自強。自強，並不僅僅表現為血氣體力或聰明智慮等方面，而是“德行仁義之強”。這裏的關鍵是開發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強之本也”。在《救亡決論》中，他則進壹步明確指出：壹個民族的綜合素質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如果科學技術再發達、經濟再強大，但是沒有人才，只有奴才，那遲早是要失敗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離不開教育，或者說首先是教育。以美國為例可以充分說明這壹點。例如，美國早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表現出重視教育、發展教育的傳統，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臘為源頭的歐洲傳統教育思想。馬薩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連續通過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內容就是發展普及教育，規定每50戶以上的鄉鎮，必須指定專人教兒童讀書寫字；每100戶以上的城鎮，必須建立壹所學校。美國獨立之前，已經建立了哈佛學院(1636年)，這是美國第壹所大學，此外還建有威廉·瑪麗學院(1693年)、耶魯學院(1701年)、新澤西學院(1746年，後改為普林斯頓大學)、英王學院(1754年，後改為哥倫比亞學院)、費城學院(1755年，今賓州大學)、布朗學院(1764年)、王後學院(1766年，後為拉特格斯學院)、達特矛斯學院(1769)等9所學院。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是這些大學辦學的榜樣。由於“教育是人類所必須的”這壹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國內戰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學。自開國總統華盛頓始，美國歷屆總統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積極推進教育改革，通過頒布壹系列法律實現國民教育從中小學到大學的跨越式發展，因為這是和培養公民的“美國精神”，以適應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的要求密切聯系在壹起的。19世紀70年代，即美國迅速崛起，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美國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學為中心，實施教育改革，大學課程的設置壹改遠離社會發展現實需求的狀況，開設經濟發展急需的新課程，同時開辦各種專門學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養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為主要 內容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就是在這時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變革和迅速發展，對於提升美國科學發展水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 9世紀後半葉，電力已經得到廣泛采用。1851年，莫爾斯發明的電報系統開始應用於美國的鐵路線；1867年，貝爾發明了電話機；1886年，愛迪生制造了電燈，1877年又發明了留聲機；1892年，杜裏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車；1903年，萊特兄弟試制飛機，飛行成功。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在全國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189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躍居世界首位，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和美國在19世紀的 教育——文化建設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
這種狀況並非美國所特有。自19世紀70年代到19世紀末，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國家經濟上、軍事上展開了激烈競爭，甚至對抗。教育作為壹種最直接的、影響最廣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這些國家的重視，成為參與這些競爭和對抗的重要內容。1861年，英國哲學家、教育家斯賓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中，從發展英國資本主義、維護英國資產階級在世界工業中的壟斷地位出發，闡釋自己的教育理論。他在回答“什麽知識最有價值”時，強調要教授“直接關系保全自己的知識”，進而才能為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做好“完全的準備”。“因為生命規律的知識比任何其他知識都重要；生命規律不只是壹切身心過程的基礎，同時也間接是街頭屋內壹切來往、壹切貿易、壹切政治、壹切道德的基礎”。他還強調，為完滿的生活做準備是教育應盡的職責。同時將生物界的自然選擇原理用於 教育理論，成為斯賓塞“社會有機論”的組成部分。
自19世紀70年代始，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頒布了義務免費教育法令，創辦公立的國民小學和職業學校，學生在學校不僅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而且還要學習公民、道德、歷史、地理、音樂等課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傳承和培育壹代新人的民族精神。發展教育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它和提高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有直接關系。直到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種狀況在本質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如果壹定說發生了哪些變化，則主要表現在這時的壹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國家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撥款，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發展“綜合學校”和職業教育，實施“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創辦初級學院或社區學院、“開放大學”，以及改革學制，進行學科調整，大力提升理工學科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開設有“使用價值”的課程，提倡“實科教育”等，教育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有了進壹步的聯系。特別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學工作外，還承擔著繁重的前沿的科學研究的工作，而這些研究的成果，對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有密切的關系。總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斷增長，滿足了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
文學藝術，作為壹種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承民族文化精華、啟迪民族意識、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來，西歐主要國家民族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文學藝術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又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熔鑄在西歐國家的民族文化中，使這些文學藝術具有更加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文學藝術毫無疑問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但是這種反映並非是簡單的、平面的折射，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復雜，我們不能只看到文學藝術只是時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壹定的條件下，它們也在創造歷史，也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之壹。民族的、獨立的文學藝術，同樣是壹種強大的文化力量，在啟迪民族意識的覺醒，增強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鬥誌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文化是推動民族國家走上強國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壹，為什麽經濟上、軍事上的大國，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國。
18世紀末、19世紀初，作為文學運動或文學思潮的浪漫主義在西歐產生。這是西歐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但是並沒有出現啟蒙學者所預言的“理性的國家和社會 ”。資本主義為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開辟了現實的道路，但是赤貧化的勞動者卻日益增加。德國在政治上仍然處在分裂之中，還沒有實現民族的統壹。浪漫主義是對17世紀以來的古典主義的反撥。古典主義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文藝理論或文化思潮，但是卻保留了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所謂“古典”的涵義是“典範”，即以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藝思想為典範。如果說17世紀時的西歐政治、經濟的發展，孕育了古典主義，那麽，到了19世紀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已經顯得過時了。
浪漫主義在19世紀初作為壹種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的影響很大。康德、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強調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作用；謝林的唯心主義哲學則強調人的精神的絕對性和完美性，他們或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戰士；或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在德國古典哲學家的影響下，浪漫主義文化思潮同樣十分推崇人的獨創性和主觀能動作用。早在18世紀，啟蒙運動最早向古典主義提出挑戰。所謂 “啟蒙”，原來的含意是“照亮”和“啟迪”。啟蒙運動是強調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輝 ”，沖破宗教神學對人的精神束縛，建立充滿了時代精神的“理性王國”。由此不難看出，啟蒙運動是浪漫主義先驅。從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都反映了發展中的資產階級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義首先出現在德國。18、19世紀之交，弗·施萊格爾發表了《片斷》，強調藝術的主觀性，被認為是浪漫主義藝術理論的奠基之作。19世紀初，奧·施萊格爾發表了《關於文學和藝術的講稿》和《論戲劇藝術和文學》，較系統地闡述了浪漫主義藝術理論，影響頗大。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華茲華斯、拜倫、雪萊和濟慈等。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被認為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宣言。雪萊在《詩辯》中，論述了文學和社會密切相連自古已然，強調文學的社會意義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羅米休斯》和《自由頌》、《自由》等，在歐洲19世紀2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819年，他在《西風頌》中寫道：“如果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遙遠麽”?他強調文學改造社會的作用，被恩格斯贊譽為“天才的預言家”[5](p.528)。繼德國、英國之後，法國浪漫主義大抵在19世紀初形成。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嚴厲抨擊了矯揉造作的沙龍文學，在分析了文學發展和社會狀況之間的相互關系時，批判了古典主義理論。她十分關註文學藝術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獨創性問題，提出“ 用我們自己的感情來感動我們自己”，以文學為武器，發展民族文化，加強民族的凝聚力。積極浪漫主義的文化積澱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每壹個細胞中，“潤物細無聲”，無形 地，卻是強有力地影響著壹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命運。
浪漫主義雖然在各個國家的表現不壹，但有壹點卻是***同的，那就是文學藝術創作關註社會現實，使其作品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這在法國浪漫主義藝術理論與實踐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義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現出對復辟王朝嚴厲的批判，以及反對封建統治的思想傾向。雨果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他認為浪漫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積極作用不僅表現在文學的理論和實踐中，而且也體現在對社會歷史運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上。雨果對社會歷史分期的認 識，和18世紀上半葉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的認識十分相似。
維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學》中，認為人類的歷史經歷了神的時代——人類的童年時代、英雄時代——人類的青年時代和人的時代——人類的壯年、老年時代。“根據埃及人所說的他們以前已經經歷過的那三個時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後銜接的三個時代。我們將看到諸民族都是按照這三個時代的劃分向前發展，根據每個民族所特有的因與果之間經常的不間斷的次第前進”[6](p.459)。只有“人的時代”才有權力的平等、經濟的昌盛和科學文化的繁榮，那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雨果則認為，文學的發展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相壹致的。原始時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詩性的；近代是戲劇性的。雨果還進而解釋道：戲劇描寫人生，戲劇的人物是凡人，戲劇以真實來維持。如果說維科的歷史哲學是要建立壹種“理想的永恒的歷史”，揭示人類歷史是壹個有規律的過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鳴鑼開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閃光”[7](p.618)；雨果則認為古典主義在19世紀已經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義。在法國，它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法國大革命將法國歷史發展推入到壹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現代的法蘭西應該有現代法蘭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來，高揚浪漫主義的旗幟， 是在發展法國大革命的積極成果。
任何壹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設所產生的影響，是恒久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陶冶著壹代又壹代人的審美情趣，通過歌頌民族的偉大、宣揚民族的理想，培育著、滋養著壹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長，這是推動民族國家發展的壹種無形的力量。觀念形態的文化作為壹種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近代以來，歐美資本主義 發展的歷史過程充分證明了這壹點。
例如，19世紀是西方美術發展歷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臘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媲美。19世紀西方美術的中心在法國，就如同文藝復興的中心在意大利壹樣，不是偶然的。強烈追求“***和制”的資產階級自然要以古代羅馬作為借鑒。19世紀的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繪畫藝術的主題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體，而是剛毅、堅強、視死如歸的英雄。無論是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新印象主義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對法國大革命和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藝術家們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與多種形式的藝術創作結合起來，向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發起攻擊，表現出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進步精神。這種精神也是推動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之壹。J.L.大衛不僅是法國著名的畫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為壹名英勇的戰士，參加了法國大革命。他與雅各賓派的領袖人物羅伯斯比爾、馬拉等過從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過對古代英雄勇敢無畏的獻身精神的歌頌，鼓舞著法國人民投身於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鬥爭。他另外的壹些作品，如《球廳宣誓》、《布魯圖》等，也直接或間接和法國大革命息息相關。1793年，雅各賓派的領袖之壹馬拉被暗殺，J.L.大衛立即趕繪了舉世聞名的《馬拉之死》，生動地再現了戰友馬拉被吉倫特派分子刺死的壹幕歷史悲劇，嚴謹的寫實主義 手法使其成為世界美術珍品。
在諸多藝術領域中，可能最能夠激發人內在情感的，莫過於音樂。正如19世紀德國傑出的音樂家貝多芬所言：“音樂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樂比壹切智慧、壹切哲學有更高的啟示”。任何壹個國家和民族，沒有音樂文化的繁榮，就難以有整體文化的發展。在近代歐洲音樂發展的歷史上，古典主義在貝多芬時代已經達到頂峰。這是壹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壹個新的時代——浪漫主義的開始。浪漫主義的音樂雖然在音樂的體裁形式以及創作和表現的手法上，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同時也具有整個歐洲浪漫主義文化思潮所***有的特征，那就是關註民族文化的特點，強調個人主觀的感受，重視藝術家主體意識的闡釋。這壹切同樣折射出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精神要求。貝多芬是壹位有獨創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樂家。在著名的第九交響樂中，最後壹個樂章以德國詩人席勒《歡樂頌》的部分內容作為歌詞。歌中唱道：“女神啊，在妳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將成為兄弟，人世上的歡樂都來自大自然的胸膛，……擁抱吧，千百萬人民!吻著整個世界” 。無論是交響樂，鋼琴曲、歌劇，還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現出貝多芬對資產階級革命的歌頌，以及他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紀的德國，貝多芬的音樂作為壹種特定的文化標誌，融入德意誌的民族文化——“德意誌精神”之中，成為不斷地推動著社 會歷史變革的因素之壹。
三
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發展表明，歐美任何壹個國家的崛起，都和這些國家的對外擴張有直接聯系。但是，這些擴張和這些國家民族的、進步文化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聯系。誠然，文化的繁榮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發展，但是，在發展中是通過“擴張”，還是通過“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過”，何況，那些沈澱在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文化成果，不僅僅屬於某壹個民族或國家，而是屬於整個進步人類。然而，也不排除盛行壹時的反動文化會逆歷史潮流而動，為侵略擴張搖旗吶喊，甚至推波助瀾，不過在漫長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這只是 旋起旋滅的浪花，畢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的擴張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軍事上，而且也表現在文化上。文化擴張既是經濟擴張的結果，也是經濟擴張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擴張，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它們不僅有侵略擴張的行動，而且還有五花八門的理論。例如，19世紀末，美國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著有《海上力量對1660—1783年歷史的影響》(1890年)、《海上力量對1793—1812年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892年)、《美國現在和未來對海上力量的關心》(1897年)。在這些和其他的壹些著作中，他強調軍事的和商業的海上力量，是壹個國家建立海上霸權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權決定壹個國家興衰的思想，對美國以及俄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海軍的崛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國歷史學家特納發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現在，壹部美國史大部可以說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國的發展不只是壹個單線的前進運動，而是壹個在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上回復到原始狀況，同時在那個地區又出現新的發展運動”[8](p.270、273)。馬漢認為，美國這種從不停頓的擴張是“文明的擴張” ，是“文明對野蠻的征服”。對中國，他曾狂妄地說：“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充分顯示了它的優秀品質。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針對“義和團運動”，他還顛倒黑白地說：“目前，***同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使各國為其榮譽不得不對中國的罪行采取切實的、步調壹致的反擊行動 ，並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證。”[9](pp.1-2)
16—18世紀，可被認為是西歐對外擴張的第壹個階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歐洲在古巴、牙買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魯、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統治，並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農場、牧場，將鐵制生產工具和牛、羊、馬等牲畜帶到美洲的同時，也帶進了西方的文化、語言和生活習俗。歐洲文化對美洲(包括歐洲人控制範圍以外的地區)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體在這壹時期，葡萄牙、英國、法國等歐洲人也進入非洲。到18世紀末，西歐列強已經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這不僅使歐洲的政治、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而且社會文化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自18世紀中期以後到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使社會生產力急劇提高，英國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這是西歐對外擴張的壹個新階段。在這壹時期，西歐憑借著絕對的經濟、軍事優勢，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誌建立新的政治、經濟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藍圖。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強同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的聯系越來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內的世界性的影響逐漸加強。
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國迎來第四次崛起”。他認為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崛起。第壹次是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第二次是公元 7世紀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認為當今中國第四次崛起有著全新的歷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國的改革動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國第壹次統壹的爆發力相提並論。今天的中國還讓人想起7世紀時中國的復興。那時的中國戰勝了外來入侵，吸收了外來思想，還向外國貿易和新技術打開了大門，為今天的中國創造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與其如王賡武教授所言，中國迎來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試圖創造壹種新的文化”，不如說，中國從歷史與現實的實際出發，進行壹種新的文化選擇。19世紀中葉，中國經濟、政治淪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新的文化選擇將使中國在發展中，不僅保持國內社會發展和諧、穩定，而且始終同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 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保持良性互動。這是21世紀中國持續發展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