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方向問題，也就是在學生中要抓好哪幾方面的教育問題。
1.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的教育中國是壹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在五千年的進程中，我們的先輩為我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文化典籍浩如煙海。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富於革命性和創造性的民族，在歷史上雖然有分有合，那只是民族間的內部鬥爭，是改朝換代的問題。在近代史上，針對列強的侵略，救亡圖存的鬥爭風起雲湧，保住了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發展從未中斷過。這在世界文明古國中尚屬罕見。中華民族今天又以英勇的姿態屹立在東方，中華兒女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行著創造性的工作，力爭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和文明進步多做重大貢獻。所有這些，都是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樹立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教育內容。
2.樹立學生修己安人的社會責任感
《大學》把教育概括為“三綱領”“八條目”，以修身為本，擴而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禮運》篇中提出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尊老、扶幼、關心殘疾和孤獨群眾的種種措施和行動，都成為歷代仁人誌士所遵循和追求實現的人生目標和政治思想。要與民同樂；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嶽陽樓記》）；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把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作為人生的理想目標；等等。所有這些思想，都可以用來樹立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3.推行道德教育，提高學生公民素質，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
全部中華經典，特別是儒家的經典，幾乎都可以用來進行道德教育，以提高學生的公民素質和道德修養。中國有著人文教育的傳統，文與道是結合在壹起的。孔子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應是我們進行道德修養的示範。《弟子規》是根據孔子的訓示編寫成的壹部青少年的道德經。今天所以對它特別重視，就是為了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養，提高公民素質。
4.加強“和為貴”的教育，提高學生對和平外交政策的認知
用中國儒家傳統的“和為貴”思想和“王道”精神，以及《墨子·公輸》篇中止楚攻宋的故事等，來對學生進行和平外交政策、加強國際關系的教育，也應視為青少年的重要教育內容之壹。在近代，中國曾經受過帝國主義列強無數的侵略和壓迫；在八年的抗日戰爭時期，更備受日寇的殘酷壓榨和蹂躪。中國今天站起來了，並屹立於東方。我們多次強調我們再強大也絕不稱霸，絕不會以鄰為壑，也絕不會以自己的國體強加給別人我們尊重每個國家根據人民的意願結合本國的實際來選擇自己的國體和政體。我們實行以鄰為伴，與鄰為善，堅決執行“和平***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際關系。用以上所述，來培養學生的國際主義思想，也應視為國學教育的壹項重要任務和內容。
（二）要回歸原著和原意，不要任意發揮和臆測
“我註六經，六經註我”，是講授國學的禁忌。教授國學常常會遇到對古文釋義和解讀的難題，出現見仁見智的問題，從古至今，不乏實例。為此，就需要力求回歸原意，從多方面去尋求根據，從作者的整體思想去求得解答。如孔子關於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的釋義：當樊遲向孔子問“仁”時，孔子簡要地回答是“愛人”；但孔子在他處還講到“泛愛眾，而親人”（《論語·裏仁》），說明愛是有差等的。另外，還講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論語·裏仁》），說明愛是有原則的。並在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並強調指出：“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因為孔子對“老好人”“鄉願”，是批評為“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由此可見，儒家講“愛”是有原則、有差等的，這同墨家所講的“兼愛”是不盡相同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儒家所講的“愛”是可行的，墨家所講的“兼愛”是壹種理想，無法全部實現。但都可以供我們今天在大講“愛”時作參考。從以上例子中，說明要讀懂原著，有的是煞費功夫的，不能任意臆斷，需要對原文做深究和全面的研討。“我註六經，六經註我”的做法，是應當引以為戒的。
（三）不應打亂中小學的教學計劃
對中小學生進行國學教育，應是在現有的教學計劃中做些補充，除課內進行外，應更多地利用課余時間，或早讀等見縫插針地來進行，有條件的學校可以設“校本課程”。總之，是“錦上添花”，而不是“越俎代庖”。學習國學也不能代替學習西學，學文更不能壓縮學理，否則將得不償失。必須明確在中小學中，特別是在初中和高中時所學的數、理、化、生，是今後進行專業學習的重要基礎，如果錯過了這個時間，而後再行補學是很難的。這是培養壹個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的人的重要基礎，所以要把古與今、文與理、中與外做好全面安排。在中小學進行國學教育，要註意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防止加重學生的負擔。
（四）要去粗取精
國學經典是歷史的產物，其中的精華具有普適性；它既然是歷史的產物，有的就難免具有歷史的局限性，甚至還有明顯的階級性，因而教授國學必須有選擇、有分析，而且要理論結合實際。比如，在孔子所講的“孝”中有“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論語·裏仁》）壹章。“不遠遊”今天已經做不到，但“遊必有方”還是可行的。子女遠去，應當有個固定的正當的地方，在外面要同父母多壹些聯系和慰問也是應該做到的。至聖先師孔夫子留給了我們極為豐富的寶貴歷史遺產，但也不能要求他的每壹句話都是普遍真理，如他所講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或在特殊的背景下，這樣講是無可厚非的，但不能適用於今日，置之可也，又何必為這個問題去爭論呢？
（五）妥善處理詩文學習中背與講的問題
在國學的教授中，長期存在著背與講的不同使用的關系問題。列寧在批判舊時學校的缺點時，用了八個字“呆讀死記，強迫紀律”。這確是舊時學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點。兒童正在“長知識，長身體”的時候，利用他們記憶力強的特點，有的背過的東西，可以終身不忘。因此，讓兒童背壹些詩文，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經驗的豐富，逐步加深理解是可以的。但也應當做到盡其可能做些結合學生實際的講解，以防止“呆讀死記”或出現“張冠李戴”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