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壹個時期，圍繞故宮星巴克去留問題的爭論吸引了人們的眼球。事情的緣起是央視主持人芮成鋼在其博客中指責星巴克咖啡將其分店開到故宮，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糟蹋”，因為“故宮是中國幾千年最輝煌文化的載體,就是中國的象征”，芮成鋼說，而星巴克則是來自美國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飲食文化代表符號”。芮成鋼並以傳統文化捍衛者的姿態向星巴克的首席執行官吉姆·當諾發出“抗議”，要求其將店鋪撤出故宮。這立刻在公眾中引發了壹場廣泛的爭論。 從文物保護和景觀協調性的角度來看，開在故宮裏的星巴克看上去的確有欠協調，要求它搬離也並非全然沒有道理。然而就其對故宮這壹文化景觀的“糟蹋”程度而言，沒有人能指出這家位於乾清門東側的咖啡館與它周圍那些買香煙水果快餐之類的店鋪相比有任何出格之處。星巴克惟壹的錯誤就在於它的名氣太大，以致在這場文化沖突事件中扮演了壹個強勢入侵者的角色，並因此而招致激烈的反彈. 星巴克的反對者們似乎有足夠的證據來表明他們的擔心不是多余的。註目當下，從遍布街頭的“肯德基”“麥當勞”到NBA球賽、好萊塢大片，來自異域的文化正深刻地改變著中國人的本來面目。過去那個“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形象不見了，傳統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 星巴克事件暴露了人們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文化身份上的深層焦慮。這壹方面來自於“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的慘痛記憶，又與當下中國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體系所帶來的的民族身份危機相重合，因而顯得格外激烈和敏感。出於對母體文化和民族利益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壹些精英希望通過復興和重建本民族文化來抵禦外來文化的入侵，以屬於自己的文化資源來重塑身份，找回自身獨特的存在尊嚴。質言之，在西方異質文化的沖擊下生成的文化保守主義心態，是促成此壹事件的主要動因。這似乎正在證實亨廷頓的斷言：“在壹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裏，文明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自我意識加劇了。” 然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試圖通過對傳統價值的堅守來重塑身份註定是徒勞的。正如盧卡契所言，傳統固然重要，但他們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有實際的功能──可以幫助人們迅速對外部情況的變化做出恰當反應。壹旦這些功能因為某種原因失效，傳統的命運通常就是崩潰或消失。即便有所殘留，大概也只能呆在博物館中，並且變得無法理解。多年來的歐風美雨的滌蕩，使中國人本身已疏離了傳統的精神內核，精神內核既然已被滌蕩，所謂傳統文化也就徒具軀殼。就故宮而言，它所隱喻的封建皇權已成歷史，其賴以生存的基本的社會結構早已不復存在。故宮所代表的文化，既不是因為星巴克進入而死去，也不會因為星巴克的撤離而復活。 就另壹層面而言，即便中國的傳統文化今日猶存，就真能如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所宣稱的那樣，足以成為指引人們另辟蹊徑“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的明燈嗎？ 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而言，嚴復就曾批判說：“中國名為用儒術者，三千年於茲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惑、不相得之民，壹旦外患忽至，則糜爛廢瘺不相保持。其究也，且無以自存，無以遺種，則其道奚貴焉？”是故“往者中國之法與無法遇，故中國常有以自勝；今也彼亦以其法與吾法遇，而吾法乃頹墮蠹朽瞠乎其後也，則彼法日勝而吾法日消矣。”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曾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僅是儒家，包括佛、道、儒在內，都沒有發展生產力的要求。馬克斯·韋伯在闡釋中國不適合資本主義時，更將儒家文化列為首要緣故。毫無疑問，中國今天的成就絕非尊孔讀經使然，而恰恰是全面融入全球體系的結果。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類的文化是不斷沖破文化隔離的天然壁壘與人為壁壘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不能以閉關自守維護生存空間，而應在文化全球化中采取積極和主動，以自信、寬容、雍雅的大國氣度容納普世文化與價值。唯其如此，才能成功地穿越了現代化轉型期的泥淖，成為壹個具有確定性的大國，成為全球秩序的穩定之源。（〈經濟〉雜誌200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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