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學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梁啟超的貢獻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壹、散文的解放
甲午戰爭以後，新派學者競相著述，壹般地說，他們使用的都不是原來意義的古文。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實踐，不同程度地改變著古文的風貌。至少也使古文由無用變為有用，由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變為宣傳維新，鼓動革命的工具，由束縛思想的枷鎖變為傳播新思想的利器，為文體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就連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紓，實際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籬。但比較起來，堅持文體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並產生廣泛影響的，當首推梁啟超。他的學生吳其昌在《梁啟超》壹書中說：“當時壹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著各自的文體改革運動．如寒風凜冽中，紅梅、臘梅、蒼松、翠竹、山茶、水仙，雖各有各的芬芳冷艷，但在我們今日立於客觀地位平心論之；譚嗣同之文，學龔定庵，壯麗頑艷，而難通俗。夏曾佑之文，更雜以《莊子》及佛語，更難問世。章炳麟之文，學王充《論衡》，高古淹雅，亦難通俗。嚴復之文，學漢魏諸子，精深邃密，而無巨大氣勢。林紓之文，宗緒柳州而恬逸條暢，但只適小品。陳三立、馬其昶之文，祧禰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釗之文，後起活潑，忽固執桐城，作繭自縛。至於雷鳴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風雲，震駭心魄，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沖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壹文如此耳！”這裏對各家的評論未必盡是，但從整體上看，我以為這個比較是恰當的，符合實際的。
梁啟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當時的讀者，首先是因為它有振聾發聵，令人耳目壹新的思想內容。從《時務》起，他就選取國人所密切關心的題材，為救亡圖強、變法維新而錐心泣血，奔走呼號。壹部《變法通議》，在今天看來簡直平庸極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難成功。但當時人卻認為“於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顱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翹仰”。上所論，國人目為“新說”，因此“壹時風靡國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余分，為中國有以來所未有，舉國趣之，如飲狂泉”。
戊戌政變以後，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清議》、《新民叢》、《國風》等，不僅“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而且以“救國”、“新民”為己任，以飽含情感之筆，寫大有魔力之文。在他公開與革命派論戰之前，他的散文到處洋溢著“愛國愛群愛真理”的信念和熱情，討論國人關註的時政問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知識。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於筆端，或為祖國的危難而呼號，或為清廷的腐敗而切齒，或為社會的黑暗而憤惋，或為民氣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熟悉範圍之內，他對舊事物的抨擊不遺余力，對新思想的追求熱烈執著。他反對那種悲觀喪氣和無所作為的論調，主張“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反對不負責任的旁觀態度，宣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深信中國不僅不會亡國，而且將經由“過渡時代”，由“老大帝國”而變為“少年中國”。他號召人們為爭取這個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奮鬥。凡此種種，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和那個時代的時代潮流，有著壹股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受到愛國人士，非凡是有誌青年的熱烈歡迎，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902年黃遵憲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贊揚他的文章可以“震動壹世，鼓動群倫”，真是“驚心動魄，壹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這裏雖不乏同道之間的標榜之意，但也並非無中生有的阿諛之辭。後來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說：“往者杭州蔣觀雲嘗謂梁任公筆下大有魘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為地義。”這裏雖有為攻擊而誇大之嫌，但也並非捕風捉影的誣妄之語。直至30年代以後，郭沫若雲：”20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壹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鄭振鐸雲：“許多的學者們、文藝家們，其影“同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於壹部分的人，壹方面的社會，或某壹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卻是普遍的，無遠小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繆鳳林亦雲：“其生平與著作關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氣盛而文富，意誠而詞達，加以‘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壹種魔力’，故壹文之出，全國爭誦，老師宿儒．猶深翹仰。清末士氣之奮發，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傳，實與有大力焉。雖其主張開明專制、擁護清帝，言立憲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種族革命，與國民黨為政敵，其言論之攻擊國民黨者，無所不用其極；然《時務》、《清議》、《新民》諸之出世，皆在《蘇》、《民》之先，梁氏固不愧為新思想界之陳涉。即後此民族民權之說風靡全國，亦以梁氏暖和之理論與夫暴露滿廷之失政及維新之絕望，為間接之動力。至與梁氏政見相反之人，其初實多賴梁氏文章而啟發誌氣，更不待論。”以上諸論，非臆想之說，泛泛之言，論者皆親歷其境，我們當作文獻及證詞讀之可也。試壹翻檢中國歷代文學史，在梁啟超之前，可曾有過某個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廣博的內容、新奇的思想，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梁啟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當時的讀者，還在於他創立了“新文體”這種雅俗***賞的、能夠適應內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學本身的變革和發展來說，這壹點有著更為突出的意義。由於梁氏薪文體的推廣和普及，影響和改變了整整壹代文風。陳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說：“那時海外的華僑、留學生，國內學堂裏的教師、學生，尤其是館裏的記者，都好讀他的文章，好作他這派文章。他們用這種文章向當道上書，向館投稿，來談洋務，談政治。”李劍農在《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說：“到辛醜年科舉程式改變，廢棄八股，改用策論後，壹班應考的秀才童生們，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清議》和《新民叢》就變成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盡管禁止，國內卻是暢銷無滯；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策，作他的學舌鸚鵡了。”鄭振鐸更說：梁啟超的散文，“最大的價值，在於他能以他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作風，打倒了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壹般的少年們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文體改革的先導。”吳其昌亦說：“就文體改革的功績論，經梁氏等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掃蕩，新文體的體制、風格，乃完全確立，國民閱讀的程度壹日千裏，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二、詩歌的革新
近代詩歌的革新肇始於龔自珍，張大於黃遵憲，定鼎於梁啟超。早在1868年黃遵憲就喊出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口號。他要求打破舊傳統的桎梏，反對摹擬古人，主張要寫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為我之詩”的作品。這已經帶有資產階級文學改革的意味了。但那時候，黃遵憲還是孤軍奮戰，未能形成壹個聲勢浩大的新派詩運動。
“詩界革命”作為壹個運動，策源於北京菜市口四周相鄰的三條小胡同——1895年秋冬間，夏曾佑住在賈家胡同，梁啟超住粉房琉璃街新會館，譚嗣同來京住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他們幾乎天天見面。在壹起談新學，作新詩。不過起初的所謂新詩，只是“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非常在壹塊的人不懂”。直至1899年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對這壹段活動進行了總結，提出“第壹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的新主張，詩界革命進入壹個新的階段。同時他在《清議》上開辟《詩文辭隨錄》，發表新派詩，後來又在《新民叢》上連載《飲冰室詩話》，標榜新派詩人，把詩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非凡是《飲冰室詩話》，宣揚“詩歌首樂為精神教育之壹要件”，提倡用詩歌“改造國民之品質”，主張革命首先當革其精神。引進《詩話》的作品，或者宣揚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時事、攻擊時弊，或者表彰愛國禦悔的精神、憂國憂民的情懷、為國犧牲的壯誌，或者表現崇高的人格、宏偉的氣勢，或者表述進化論的哲學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及科技的進步帶來的生活中的新事物。這些都是舊文學中沒有或罕見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武庫中的東西。在總的傾向上表現了那個時代先進人物的精神風庫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這些現實主義的作品，加上梁啟超的推薦評許，形成了——至少是推進了——包括南社在內的“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的詩歌新潮流。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啟超提倡“新語句”，甚至以“日本譯西書之語句”人詩，提倡通俗化，“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人詩”，提倡史詩式的磅礴氣勢和宏偉規模，主張“詩不壹體”，“惟所欲，極自由之樂”，提倡詩歌和音樂相結合等等，對近代詩風的轉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格律詩向自由詩的過渡作了精神上的預備。正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所說：這個詩界革命，“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給予很大的影響”。
梁啟超本人不以詩名，詩詞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詩自有壹種踔厲風發、清新郁勃之氣，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有強烈的時代感，在近代詩壇上亦可自成壹家，詩如《去國行》、《雷庵行》、《讀陸放翁集》、《壯別二十六首》、《紀事二十四首》、《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劉荊州》、《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留別澳洲諸同誌六首）、《自勵》、《誌未酬》、《舉國皆我敵》、《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拆屋行》、《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等；詞如《水調歌頭》、《賀新郎》，《十五小豪傑題詞》等，放到祖國詩詞之林裏，亦不失為佳品。非凡是這些作品中表現的火山噴發似的激情，曾給當時的有誌青年以很大的激勵，致使他們在多少年之後還記憶猶新。例如他的《自勵》二首，作於1901年，直到1919年左右周恩來同誌留學日本期間還把其中的壹首抄贈給同學王樸山先生。周恩來同誌的“大江歌罷掉頭東”詩，在命意和遣詞上也頗受梁啟超《去國行》等詩的影響。又如李墨卿的《墨園隨筆》中有兩段話亦能說明問題。《乙卯歸國日記》：“晚十鐘抵市門，是晚停泊此處，予只身於艙上散步，夜中明月皎潔，風平浪靜，因憶梁任公先生渡太平洋歌，再三朗誦，氣為之壯。”《墨園隨筆序》：“最後借幾句成語說明我的主張與國政前途之感想：主張：十年以後須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這都足以證實梁啟超的某些詩篇人人之深、生命之強。
他的詩詞在風格和形式上也縱橫恣肆，波瀾起伏，雄健豪邁，形式多樣，不拘壹格，有時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詩，說理同抒情相結合。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說他“才氣橫厲，不屑拘拘繩尺問”。鄭振鐸說：“他的詩也自具有壹種矯俊不屈之姿，也具有壹種奔放浩莽，波濤翻湧的氣勢，與他的散文有同調。”都可為的評。郭沫若更說：“他的許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詩作，雖然未脫舊時的格調，然已不盡是舊時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時代的限制和社會的條件之下，他是充分發揮了他的個性，他的自由的。”
三、小說的崛起和戲劇的改良
小說的崛起是近代文學發展到高潮階段的壹個重要特點，也是晚清文學革命的重要成就之壹。中國的小說雖起源甚早，代有發展，且有許多古典名著，足為祖國文學爭輝，但在文學觀念上卻少有人視其為文學正宗，在社會觀念上則普遍視之為“閑書”，假如說誰嗜讀小說，無異於說他玩物喪誌。迨梁啟超之小說界革命論出，人們看小說才另換了壹副眼光。
梁啟超從小說最善於反映社會人生，最能滿足人類熟悉社會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社會價值；又從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力，最能吸引人，感動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從而給小說以“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他還號召有誌於改造社會的政治家以至魁儒碩學，都來關心以至從事小說的革新．和新小說的創作。這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鄙薄小說的傳統觀念，而且鼓舞了壹大批自覺地去從事創作和譯作，從而促成了晚清小說的空前繁榮和普及，正如吳趼人在《月月小說發刊詞》中所說：“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小說創作的大量湧現和小說家隊伍的飛速壯大，也改變了長期以來詩文宗主文壇的文學結構。今天，在卓立如林的文藝之邦裏，小說已經蔚為超級大國，短中長篇小說，無論數量上、質量上、藝術上以及反映社會、抒寫人生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大有領袖文壇的氣象，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比較起來，小說也最受讀者歡迎。漢的文壇是賦的天下，唐的文壇是詩的天下，宋的文壇是詞的天下，元的文壇是曲的天下，明清時代小說雖然得到長足的發展，但並未取得統治文壇的地位，晚清迄今的文壇才是小說的天下。這雖然是由時代的變遷和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所造成，但梁啟超輩的首倡之功，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
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論，強調小說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實際上提出了文藝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主張。在當時，這是壹種嶄新的、帶有革命性的觀點，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並且促成了壹批揭露社會積弊，宣傳維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產生。這壹觀點對當時激進的青年文學家亦有影響，例如魯迅主張“欲救中國必須從文學開始”，不能不說多少帶點梁啟超的影子。
梁啟超對小說的社會作用和藝術魅力進行正面的概括的論述，也改變了以序跋、評點、筆記等為主要體裁的傳統小說理論形式，帶有壹定的開創性。稍後出現的《小說原理》、《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等壹系列小說理論文章，或直接承襲梁氏之論點，或受梁氏啟迪而有以引申。這類小說理論文章的湧現，體現了我國小說研究的新發展，標誌著我國小說理論已經進入壹個新階段，即有壹定學術體系的較系統的獨立的研究階段。它們既是我國古代小說理論的總結和發展，又是從古代小說理論到現代小說理論之間的壹個過渡橋梁。
在小說創作方面，梁啟超算不上有什麽成就，但他的《新中國未來記》是我國的第壹部政治小說，是他關於小說界革命理論的壹個試驗品。且不說該書前四回洋溢著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民主思想，表現出強烈的反帝和排滿情緒，即使從小說發展史本身來說，盡管在寫作技巧上存在著概念化的傾向，但試圖采用浪漫主義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反映現實生活，抒寫美好理想，塑造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類型，不能不說是壹個大膽的嘗試。稍後出現的《黃繡球》、《獅子吼》、《玫瑰花》、《東歐女豪傑》等，同《新中國未來記》屬於同壹種類型。這類小說的最突出的特點是塑造了心目中理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管塑造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文學發展的壹個標誌，因此在小說發展史上不能不給以非凡的地位。
當時人還把戲劇視同於小說，因此，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論中也包含著對戲劇革命的呼喚。在《小說叢話》、《飲冰室詩話》等著作中，他又專門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肯定了戲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指出小說、戲曲的發展是祖國文學的壹大進化，戲曲為文學中之“大國”，韻文中之“巨擘”，其代表作家足與世界文豪相頡頏；他還從戲曲本身的特點肯定了戲曲的文學價值，指出曲本體裁較為自由，能夠根據的意圖，“淋漓盡致”地描寫環境、表達感情，“各盡其情”地塑造不同類型的人物，總而言之，較易於表現紛紜復雜的社會生活；他還分析了中國樂學退化的原因，呼籲對雅樂和俗劇進行改良，介紹了戲曲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提出了改良中國戲曲的設想；他用新觀點評價古典戲曲名著，也有開辟風氣的意義。
在戲劇創作方面，梁啟超的貢獻同在小說方面壹樣，主要在於開新，而不在於有成。非凡是他的《新羅馬傳奇》的前六出，在其中滿腔義憤、愉快淋漓地揭露了獨裁者的罪惡、賣國者的醜行，滿懷激情、筆酣墨飽地表現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壯烈情懷。作品中描述的幾個正面人物，包括無名的燒炭黨男女二首領在內，同黃克強、李去病、狄必攘、黃繡球、蘇菲亞、晏德烈、陳千秋等壹樣，是我國創作文學中首批出現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或民間誌士的形象，在文學史上應有劃時代的意義。《新羅馬傳奇》還是我國戲劇史上第壹部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為題材的傳奇劇本，在本世紀初的傳奇雜劇創作中起著轉捩風氣的關鍵作用。在舊劇沒落的沈悶氣氛中，它異軍突起，獨樹壹幟，為傳奇雜劇創作輸入了新血液；它的新奇的題材、新鮮的思想，奔騰的激情，不為音律所拘的詞藻，也成為擺脫格律枷鎖的有力榜樣，為傳奇雜劇創作開辟了新途徑。他在1905年創作的廣東戲本《班定遠平西域》，不僅同樣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且在形式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該劇大量使用民間曲調，更通俗，更具地方色彩，並且在對白中夾雜外語，讓劇中人著西裝登場，甚至讓大同學校師生手執標語彩旗登場，歡迎班定遠凱旋歸來，帶點後世活劇的性質。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手法運用得是否成功姑且不論，套用壹句梁啟超的話說，在那個思想閉塞的時代，非用這種魯莽疏闊的手段不足以烈山澤以辟新局，其意義正在於此。這種手法的運用，同文明戲和早期話劇的興起是步調壹致的。阿英認為，這類班本“對於後來的戲曲改革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所言極是。
四、翻譯的勃興
數晚清之翻譯家，人必推嚴、林，此固不謬，但是不應忘記，於晚清翻譯之勃興有大貢獻者尚有梁啟超。
梁啟超的貢獻首先在理論鼓吹上。早在1896年，他作《論館有益於國事》，論及刊體例，首推“廣譯五洲近事”，認為如此“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大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以後他又陸續發表了《西學書目表序例》、《論譯書》、《大同譯書局敘例》、《讀日本書目誌書後》、《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西政叢書敘》、《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學日本文之益》等壹系列文章，論證之透辟，規劃之精詳，當時諸家實無出其右者。梁啟超指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他壹方面尖銳批評了自江南制造局起以迄當時譯書的種種弊病，壹方面提出“擇當譯之本”、“定公譯之例”、“養能譯之才”三條主張，其中許多具體意見，匯各家之說，至今仍不失其學術理論價值。他反對“徇華文而失西義”和“徇西文而梗華讀”這兩種傾向，主張“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壹則不能以才稱矣。……三者之中，又以通學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這種見解，至今仍有實際意義。毫無疑問，梁啟超的翻譯理論對晚清翻譯事業的勃興和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和指導作用。
梁啟超還非常重視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例如他在《夏威夷遊記》中表示，他“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在《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總批》中，他主張“取索士比亞、彌爾頓、擺倫諸傑構，以曲本體裁譯之”，以為“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為此道開～新天地”。在《飲冰室詩話》中，他謳歌荷馬、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謂“其詩動亦數方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勢固已奪人矣”。希望有誌青年能為索士比亞、彌爾頓，以國民之恩。這種自覺地主動地試圖從外國文學汲取營養，以豐富和改造中國文學的主張的提出，在當時是需要壹點革命精神的。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這壹點更有意義。至於他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正如阿英先生所說：它“是闡明翻譯小說重要性最初的理論文章”、“從‘有關世道人心’，到可以作為政治及社會改造的武器，這是對小說理解的長足的進步。因此，大家便註重於小說的翻譯，而範圍也依次漸廣，形成極繁榮的局面。同樣的，由於國人對翻譯小說的註重，在寫作上也受了很大影響。”
梁啟超自己也從事翻譯。在晚清翻譯極端繁榮的情況下，翻譯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直譯派，可以周氏兄弟為代表；有意譯派，可以嚴、林為代表；有改譯派，如蘇曼殊之《慘世界》；有譯述派，則當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也有以意譯為主的作品，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傑》等，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但他的主要貢獻卻在譯述。梁啟超主張將西方的學術思想作無限制的盡量輸入，於是便更多地采取了較為便當、較易被讀者理解的譯述方法。他所做的多種泰西學案、《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歲蘭夫人傳》，以及《飲冰室自由書》的某些章節，其實大多是自日人的翻譯中轉述過來的。
就翻譯本身來說，自然以直譯和意譯為正宗。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譯述對傳播新思想和推動翻譯事業的發展起過更普遍的作用。梁啟超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壹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壹文中說：梁啟超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學說，“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重述、節述或譯文。然而因了他的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內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夠知道培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諸人的學說壹臠的，卻不是由於嚴復幾個翻譯原，而是由於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王哲甫在《新文學運動史》中也說：“至於個人方面介紹西洋學術文化，當推梁啟超為最有功績之人。梁氏自戊戌變法失敗後，即逃避日本，蟄居飲冰室中，專心著作，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自然主義，培根的經驗哲學，笛卡兒派的推理哲學，羅蘭夫人的革命事跡，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新思潮，均由梁氏由日本轉介紹於中國。他的《飲冰室文集》，現在雖然不像以前為青年人所愛讀，但在那時候卻是最新奇的學術，而發生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