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夏代開始出現少量青銅器，古史所記“夏鑄九鼎”，大概是打開中華青銅文明首頁的標記。公元前21世紀，方興未艾的夏王朝用各諸侯朝貢的銅鑄造了9只氣壯山河的大鼎，鼎上鑄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視為國家權力的象征，擁有九鼎，就擁有全國最高的政治權力。只是九鼎已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之中，迄今尚未發現，夏代的青銅文化仍在尋覓、探索中。到商、周時期，青銅器已普遍使用。青銅器的出現，不僅標誌著華夏祖先跨過了原始階段，而且使中華文化有了壹個新的獨特標誌。
青銅是紅銅、錫、鉛等金屬的合金，硬度高、熔點低，用青銅造的工具，更為耐用、有效。青銅在澆鑄時氣泡少，流動性好，可鑄出銳利的鋒刃及精細的花紋，適於制作堅實的兵器、工具及金光亮麗的容器。青銅除被制作成生產工具外，更被人用於戰爭。《考工記》上說，青銅冶煉在商、周時期已有6種不同比例的配方，稱為“六齊”，表明當時的冶金科技已很高明。
商、周時代，軍隊的武裝已全面依靠青銅器，這壹時期的青銅武器主要有戈、?、鏃、鉞、劍等。各種祭祀、生活中的器皿也多以青銅制作，高1．33米、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和歷經2000多年仍鋒利無比的越王勾踐劍就是當時青銅冶鑄成就的典範物證。最大的青銅器制造，當在公元前200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刃，鑄為十二金人。秦始皇盡收燕趙齊楚諸國兵器，鑄成12座巨大的青銅人像，真是青銅器澆鑄史上的大手筆，可謂空前絕後之舉。
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發現工具、樂器、禮器和裝飾品等大批青銅器。它所代表的二裏頭文化即屬夏代晚期。有的二裏頭青銅爵，從鑄痕看，內外範多達4塊，器壁薄而均勻，其工藝水平已脫離最原始狀態，不能排除我國在夏代前期已掌握冶煉青銅技術的可能。
商代青銅器分為二裏崗期和殷墟兩大階段。河南鄭州二裏崗文化的青銅器是商代前期代表，殷墟期即盤庚遷殷後為商代後期。自此，商朝國力漸強，特別是武丁時期，盛極壹時。為適應其神權統治，需要進行大量繁復的祭祀活動。在這些活動中，青銅祭品成為重要道具。因而這時青銅器鑄造工藝有了長足的進步，體積厚重，紋飾神秘的青銅器大量湧現，成為我國青銅文化最繁榮的時期。
四川廣漢三星堆兩座祭祀坑的發掘，展示了4500年前至3000多年前古蜀王國高度發達、色彩鮮明的古代青銅文化。從這裏出土的900多件青銅器，器物之精，令人嘆為觀止。最引人註目的是壹件大型青銅人像和數十件青銅人像，以及銅樹、凸目面具、眼形器、車輪狀的太陽型器等充滿獨特詭異風格的器物更使人匪夷所思，古今中外罕見，在東方乃至世界藝術史上都占有輝煌的地位。如果把青銅器看作古代宗教習俗的道具的話，透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有具體面部特征的青銅頭像、面具和立人像，可以發現三星堆宗教信仰的表現形式與中原地區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直接鑄造神靈的偶像來進行供奉和祭祀。
中國古代青銅器有其顯著的特征。其壹是具有“藏禮”作用，形制有別、大小各異，紋飾多樣的青銅器皿具，通過不同的組合和搭配，被用來厘定和規範不同人物在社會中的地位，顯現貴族的權威和等級法則，象征壹個王朝對國家的統治。這是由於“以禮治國”是中國古代政治所獨創的統治藝術，以“周禮”為代表的禮儀體系，貫徹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社會生活諸方面，影響了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形成帶有鮮明禮儀特色的中華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青銅器中銘文最有名的當數“毛公鼎”，因為它有500個字。這是壹個褒獎狀，由周天子頒給毛公?，內中詳細說明褒獎的原由及頒賜的種種物品，為後人研究周初廟堂常上的冊封典賜的情況，提供了確實可信的第壹手資料。
其二是大量青銅器上鑄刻有銘文，為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發展留下歷史的印痕，為先秦古史、古文化、古科技史等方面研究留下了確鑿的文字證據。2003年1月，從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27件青銅器，件件有銘文，證明了西周列王的世系，即從文王至歷王12王的世系，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實物證明。
從祖先留下的青銅器中，我們不僅可以窺見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還能更深刻地體會到其豐厚的文化內涵，了解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各方面的發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