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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期在冶鐵業中推行了什麽技術

西漢冶鐵業的發展表現在作坊數量增多,鐵器分布廣泛,冶鐵業規模擴大.由於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壹套嚴格的管理制度,聚集大批有冶鐵技術的工匠及大批勞動力(刑徒)到官營冶鐵作坊進行勞作,使西漢冶鐵技術和鐵器生產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都獲得長足發展.我國古代的冶煉技術絕大部分在此時已達到成熟程度。 漢武帝出於政治、經濟雙重目的,實行“鹽鐵”的政策後,西漢冶鐵業更是朝著規模大、人員多、設備齊全的方向發展。如在鄭州、鞏縣、南陽等冶鐵遺址中都發現有鐵官標誌的銘文,說明作為冶鐵業基地的大型作坊,已在內地相繼建立起來。《漢書·成帝記》載:陽朔三年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用庫兵,自稱將軍。”這兩例中,起義、反抗人數動不動就是二三百人,可見冶鐵作坊中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何況起義的徒還只是其中的壹部分。西漢中期以後冶鐵業規模之盛大還可以從考古中得以證實,山東滕縣宏道院出土的漢代冶鐵和鍛鐵石刻畫像,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推測,每壹鐵官有鼓風爐50座,每座以13人計,每壹作坊應有工人壹千多人。山東齊臨淄故城發現的漢代冶鐵遺址約有40萬平方米的範圍,比戰國時期齊國的冶鐵遺址大八至十倍。再以河南的考古發現為例,已知的15處官營冶鐵作坊,遺址面積多在壹萬平方米以上,有的達12萬平方米,尤以鄭州古滎鎮及南陽瓦房莊冶鐵遺址的規模最宏大。在古滎出土了重達二十余噸大鐵塊及高達六米、容積有50立方米、日產鐵達壹噸左右的大鐵爐。鞏縣鐵生溝遺址設施齊全,發現煉鐵爐18座,熔爐壹座、藏鐵坑17處、配料池、礦石坑各壹處,房基四座,出土了大量的鐵器、泥範、陶器、耐火坑等物品。形成了從采礦、選礦、冶煉、鑄造到鐵器的熱加工處理等整套生產工序,可以說是從開采礦石到制出成品的典型。上述文獻和考古資料證實,西漢冶鐵規模比戰國時期要大得多。 西漢時期的冶鐵業,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壹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從而促進了冶鑄質量的不斷提高。漢武帝實行“鹽鐵”後,在各郡出鐵之縣設置鐵官進行開采、冶煉及鑄造。《漢書·地理誌》記載設鐵官的郡和縣有48處。“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用以收購廢舊鐵器進行鑄造。另外,漢時有嗇夫、護、長、般長、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嗇夫等主管官府手工業,形成了壹套嚴密的手工業管理體系。據考古勘察表明,凡設在礦區或礦區附近城鎮的作坊,壹般兼管冶煉、鑄造和鐵器處理加工;位於遠離礦區的大城市作坊,壹般從事鑄造、熱處理加工、炒鋼和鍛造。這種比較合理的布局和分工,是比較完備的管理體制的反映。“鹽鐵”政策實施後,對私鑄者實行“鈦其左足”,並“沒收其私鑄物”的政策。特別是“告緡”政策的實行,對個體手工業者的打擊更大,工匠們私營贏利與到官府作坊的報酬之間差額縮小,且後者更安全。從經濟收入上,也使工師趨於後者,於是在官營作坊中就聚集了大量的有技術的工師。《漢書·五行誌》載:“漢成帝和平二年七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壹個爐旁就有13名有技術的工匠,可見整個冶鐵作坊工師之多。大量工師在官營冶鐵作坊勞作,對提高冶鐵質量,促進冶鐵技術進步無疑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官營手工業作坊中除了實行嚴格的“三級監造”責任制度以外,還采取了壹些有利於激發勞動者積極性的措施,如實施了“文理制度”、“計件付酬制度”等,提高了工師、刑徒等手工業勞動者的法律地位。這就刺激了官營冶鑄手工業的生產水平和生產效率,促進了西漢冶鑄手工業的發展。《居延漢簡》100載:“□予閣謹以文理遇工卒,毋令怨失賦稍祿,令意且遺都吏循廉察,不如護大守府書移,幸毋忽如律令。”禁止官吏用粗暴態度對待工卒以及用不正當手段侵奪工卒的工酬。從考古發掘出的漢代器物上,我們經常發現其銅器銘文記錄了產品累計數字和順序數字。1961年西安三橋鎮高窯村出土的壹批漢代銅鑒、銅鼎,其銘文上有工匠李駿造240枚,周博造240枚,左譚造240枚的記載。從每件物品上所刻序數看,應當為計件計酬。制定該制度的目的是為了籠絡工匠為封建國家服務,生產出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各種生產工具,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煉爐容積的擴大,形狀的改進及爐型品種的增多,使西漢冶鐵產量提高,鐵器品種增加。”《漢書》載“征和二年”與“河平四年”的高爐事故等都說明了我國古代用爐煉銅鐵的情況。隨著冶鐵規模的擴大,高爐容積增大。隨著煉爐的增大,就會有因鼓風條件的限制,產生冶鐵質量不高的弊端。但在鄭州古滎鎮發現了橢圓形豎煉爐,在鶴壁鹿樓村也發現了13座。這種橢圓形的高爐有效地擴大了爐缸容積,克服了煉爐中心溫度達不到要求的弊端,體現了漢代冶鐵技術的新水平,它說明人們已經認識到爐缸工作與送風機械的關系。在歐美近代煉鐵爐型發展史上,公元19世紀中葉才出現橢圓形高爐,而我國早在西漢時期就能造出日產近壹噸的橢圓形大煉爐,這是我國冶金史上的奇跡。另外,西漢中後期,從發掘材料看,煉爐種類增多,不但有熔鐵爐、煉鐵爐,還有反射爐、炒鋼爐等,使冶煉出的鋼鐵品種增多,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  西漢冶鐵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開始用煤作燃料,以石灰石作溶劑和對礦石的嚴格挑選上。據考古發現,在古滎遺址中窯5火池內有很多模制的餅形燃料,內裏有未燒透的黑色似煤物質,這種物質可能是煤餅。在鞏縣鐵生溝也發現了用煤的情況,證明西漢時期已經用煤作為工業燃料。西漢勞動人民為達到快速冶鐵的目的,還知道以石灰石作為溶劑。通過對古滎鎮遺址中的煉渣分析,證實了當時冶煉過程中已用石灰石作為煉鐵溶劑。經對樣品所作化驗表明,不同時地的煉渣成分差別不大,推測當時已知道按比例配料。在鞏縣鐵生溝和鄭州古滎遺址都有專門的礦石加工場,塊狀礦石壹般粒度在2-5cm,最大塊有12cm。這樣大小的礦石比較適宜於入爐冶煉,可見當時冶煉的原料準備工作已具有壹定經驗。發掘中還發現破碎過程中產生的粉末已與礦石分開堆積,表明當時對入爐的礦石已進行細致的加工。這種費事費工的工作,只有經過長期的摸索,積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之後,才有可能形成這樣合乎冶煉要求的準備工序。嚴格的科學的原料準備工序,仍是今天冶煉的基礎,漢代煉鐵之前能夠建立這樣壹道工序,已是很可貴的。  鐵範、疊鑄、韌性鑄鐵的進壹步推廣使用,炒鋼等新技術的發明,也是西漢冶鐵業發展的重要標誌。在鑄鐵技術方面,西漢在戰國、秦的基礎上又有很大提高。高爐熔煉技術的進步,使西漢早期已能煉出高碳低矽灰口鑄鐵。例如,萊蕪出土的鐵範,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犁鏵、钅矍,澠池出土的範和鍤等都屬於此種類型的鑄鐵。理論計算和生產實踐證明,生鐵中含矽量如降低1%,則每噸生鐵消耗的焦炭相應減少約50公斤。這對節約冶金焦炭來說是壹個很大的數字,故弄清古代低矽鐵的工藝技術,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漢代的疊鑄技術直接從戰國、秦繼承和發展而來,溫縣洪範窯出土了各類疊鑄範500余套,南陽瓦房莊冶鑄作坊發現了漢代的多堆式疊鑄軎範,範塊采用對開式垂直分型面。西堆鑄範***用壹個直澆道,使得澆註時間短,金屬實收率高,這是疊鑄技術的進壹步發展。到了漢代,在金屬範的鑄造上,冶鑄工匠已摸索出壹套成熟的經驗,使之得到了進壹步的推廣和提高。用金屬範代替泥、石範作為鑄形材料,是鑄造工藝的壹個重大進展。在偃師二裏頭早商遺址及新鄭春秋戰國鑄銅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以鑄造生產工具的泥範。到了漢代,泥範已很少用來澆鑄產品,而是用來大批地鑄造金屬範。古滎漢代冶鐵作坊出土的大型犁鏵泥範,邊分背料和面料,其澆口和氣眼已明確分開,其制法又有所進步。戰國時雖已用鐵範鑄造生產工具,但其種類較少,而到了漢代得到了進壹步推廣,比戰國時期多了壹倍,且出土地點增多。而歐洲壹些國家在公元16世紀才開始用金屬型範制造生鐵炮彈。  將生鐵炒煉成鋼是漢代鋼鐵冶煉技術上的壹個重大進步。鐵生溝遺址發現有炒鋼殘爐壹座,南陽瓦房莊冶鐵遺址也發現有幾座類似炒鋼爐。由於生鐵易生產,成本低,使鋼鐵成品的廣泛應用成為可能。這壹技術的發明,開辟了以生鐵為原料煉鋼的新時期。中國炒鋼的出現比歐洲早1600多年,它對漢代的社會發展以及我國封建社會農業、手工業、水利交通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西漢冶鐵業的發展,還表現在鑄鐵柔化、脫炭成鋼技術及鋼鐵產品的初步規格化和系列化等方面。 西漢時期,冶鐵業在戰國、秦的基礎上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與提高,達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高超的冶煉技術標誌著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已得到了極大提高,為社會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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