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以後，愛爾蘭戲劇日趨興旺。丹尼斯·詹斯頓（1901~）的《老太太說“不！”》表達了壹部分人對於獨立後政治局勢的幻滅感，而他的《黃河之月》則探討了文化傳統與技術進展之間的矛盾。進入50年代，又出現了塞繆爾·貝克特（1906~）和勃蘭登·比漢（1923~1964）兩個頗有新意的劇作家。比漢的《怪人》（1954）壹劇就是通過囚人的眼光來看牢獄生活的。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本，1952）揭開了西方戲劇史上新的壹頁，他使沒有有趣情節、連對話也不多的劇本取得舞臺上的成功。
獨立後的愛爾蘭著名小說家層出不窮，特別是在短篇小說的領域內。萊姆·奧弗萊爾蒂、弗蘭克·奧康諾、肖恩·奧費林全是此中能手，此外還有有名的女作家瑪麗·拉文和伊麗莎白·包恩等也都留下了卓越的作品。他們的***同努力使得愛爾蘭短篇小說足以與法、俄、美三國並列，成為在這壹文學形式中最有造詣的佼佼者。同時，這些作家大多也寫長篇小說，其中有不少佳作。近年來又出現許多後起之秀，例如埃特娜·奧勃賴恩、約翰·麥克蓋恩、克文·凱西等人，在題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創新。
愛爾蘭的詩歌創作很活躍。先有20世紀20、30年代的奧斯丁·克拉克（1896~1974），接著有20世紀40年代的帕特裏克·凱弗納（1904~1967）和主要在英國寫作的路易斯·麥克尼斯（1907~1963），後有20世紀60年代的托馬斯·金塞拉（1928~），都寫下了卓越的詩篇。其中凱弗納的《大饑》（1942）和金塞拉的《夜行者》（1968）都傳誦壹時。金塞拉用英文翻譯的古愛爾蘭的史詩《奪牛長征記》也是壹大成就。從20世紀60年代起，青年詩人西默斯·希尼（1939~）顯得十分活躍。他不寫城市和工業社會，而用鮮明、不落俗套的樸素語言寫普通農村景物和堅強的勞動者。
在中國，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引起過人們的註意。20世紀20年代，魯迅從日文譯了壹篇有關愛爾蘭文學的文章，郭沫若譯了辛格的6個劇本，茅盾寫了《近代文學的反流：愛爾蘭的新文學》的論文（載《東方雜誌》17卷6號）。格雷戈裏夫人的獨幕劇《月出》（1907）曾經改編為中國話劇《三江好》多次上演，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起過鼓舞鬥誌的作用。奧凱西的名劇《朱諾和孔雀》也曾由章泯改編為話劇《醉生夢死》，在20世紀30年代演出於上海，取得成功。解放以後，奧凱西的劇本《星兒變紅了》和自傳的第1卷《我敲門》（1939）、第4卷《英尼希法倫，再見！》（1949）的壹部分，葉芝的劇本《心願之鄉》和若幹最重要的詩篇，都譯成了中文。愛爾蘭文學在中國影響極為廣泛、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