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只能自己養活自己
而隨著人口的增加，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耕地”這個話題日益沈重。從1996年12月31日的19.51億畝，到2001年的19.14億畝，再到2007年的18.26億畝，耕地壹年年地減少，已經迫近18億畝紅線，也迫近我們的心理防線。
雖然中國現有土地面積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土地面積僅及世界人均土地面積的1/3；耕地面積列世界第二位，而人均耕地排在世界第67位。全國耕地後備資源總潛力約為2億畝，但水、土、光、熱條件比較好的只有40%，能開墾成耕地的只有8000萬畝。
中國人均耕地只有1.43畝，為世界人均耕地的27.7%，為美國的12.8%，為印度的45.5%。壹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畝警戒線。在全世界26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中，中國人均耕地量僅比孟加拉國和日本略多壹點，排在倒數第三位。
為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並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努力，在1996年討論糧食安全問題的羅馬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糧食實行基本自給的方針，進口量不超過國內需求量的5%。因此，未來中國只能自己養活自己。
《中國扶貧》：耕地危機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
楊金貴：耕地減少、棄耕增多、沙漠化嚴重這是耕地危機的突出表現。面對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和人增地減的發展趨勢，在今後相當長壹段時期內，土地資源的危機將突出表現在耕地上。因為土地既是壹切經濟活動的基本要素，未來壹個時期，隨著人口增長，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不可避免還要占用大量土地。
當有壹天，農民都要買糧吃的時候，我們談什麽經濟安全？耕地減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糧食安全。發生於2006至2008年間的全球性糧價飛漲在壹些國家引發了暴力示威和社會動蕩，盡管這場糧食危機眼下因全球經濟下滑導致高企的糧價有所回落而緩解，但危機仍有可能會再發生。根據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0億，農業生產必須增加70%才能滿足新增人口的需求。對於我們這個人口大國來說，吃飯始終是頭等大事。民以食為天，這個天到底能不能撐住，首先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種糧的土地。壹個國家的吃飯問題不能攥到別人手裏，耕地資源無疑是中國糧食安全的生命線。在農業生物技術沒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只有守住壹定數量的耕地，糧食安全才有基本的資源基礎，才不會受制於人。
社會安定。耕地既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基本的社會保障。失去耕地的農民就意味著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河北省林潤良黑惡團夥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壹半為無業人員，還有下崗工人、農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檢察機關起訴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無業者、農民、單位司機等人員占了2/3。如果把不住土地閘門，大量占用耕地，讓千萬農戶甚至更多農民失去耕地，丟掉飯碗，成為“三無”人員，社會就不穩定，政治就不安全。
生態環境。耕地是最好的綠地，在有機物質生產、維持大氣中二氧化碳和氧氣的平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態功能和價值。大量占用耕地不利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遺患子孫後代。
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原料來源。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產值占輕工業產值的50%－60%；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巨額資金，新中國成立以來種植業的生產積累約占國民經濟總積累的1/4－1/3。
通貨膨脹。容許耕地大量轉為建設用地，將會引起某些行業和地區的盲目投資與低水平重復建設，從而引發投資過度增長，相關能源和原材料供應緊張，貨幣信貸增長加快，物價水平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甚至最終導致國家金融系統癱瘓等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情況發生。
因此耕地問題不是壹個簡單的農村問題，也不是單壹的經濟問題，而是壹個復雜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必須得到我們的重視。
土地流轉應尊重農民意願
《中國扶貧》：國家保護耕地與農民提高收入、與城市化進程，兩組關系的雙方是否存在矛盾？為什麽？
楊金貴：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原有城鎮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舊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擴大是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表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誠然，城市化需要占用土地，然而這和節約用地、農民增收本身並不矛盾，相反，應該是互為促進才對。
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必然帶來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住房等壹系列用地問題，因此城鎮化必然要占用土地。但是，從理論上講，城鎮是較農業用地更為集約的土地利用形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如果說能夠順利將農村的居住建設用地置換出來，應該說城鎮化非但不會增加建設用地規模，相反還會節約用地。眾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規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單位土地的人口和產出密度也越高，對土地的利用自然就越集約。
同樣，城鎮化和工業化意味著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被創造出來，在加強農村人力資源培訓的基礎上，可以更多程度的解決農村就業問題，更好的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
楊金貴：在管理體制下，政府掌握了土地規劃權，也掌握了對土地要素的行政配置權。因此，政府壟斷是造成供地緊張和土地浪費的根源。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地作為最主要的資源和要素，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的青睞。
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農用地，通過土地的“農轉非”，壟斷大量的土地資源，放入政府“土地儲備中心”，集中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方政府出讓壹塊土地，就壹次性收取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對農民的補償每畝只有數千元到幾萬元不等。巨大的級差收益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有的地方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甚至高達60%以上。
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所有者對土地的轉讓根本沒有發言權。如何切實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落實農民對土地的產權主體地位，是根本繞不過去的問題。
明晰的產權制度、嚴格的權限界定，是耕地保護政策制定的核心，除此之外要加強土地使用規劃，改革現有土地審批制度，落實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基層行政單位對土地使用的保護；要加大對土地使用的監管力度，加大對土地違法案件的懲治力度，加大土地使用宣傳，增強危機意識，尤其要保護好基本農田；劃定“基本農田保護區”就是劃定我們的“飯碗田”，就是“生命線”之所在。
同時，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應該建立在尊重農民意願的基礎上，尊重農民，最重要的是保證農民從中獲得穩定收益，這需要政府制度規範保障。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立農民承包經營權市場，已經為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序規範流轉指明了方向，各地方政府應該充分學習中央精神，並將其落到實處。
千方百計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
《中國扶貧》：農民是解決耕地危機的主體因素之壹。您認為國家應如何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增加種糧補貼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嗎？
楊金貴：解決耕地危機，雖然說農民是土地的主人，但更重要的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政府的引導，增加種糧補貼只是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因素之壹，並不能徹底解決農村問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我以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壹，國家應該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農資是生產的源頭，農資價格上漲，勢必增加農業生產成本，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同時也會造成來年農產品價格的上揚。應該根據化肥、農藥、種子實際生產成本，制定統壹銷售價格，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加價銷售，壹經發現，從嚴處理。
第二，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保證農民利益不受侵害，糧食收購價格應與國際市場接軌。據有關媒體報道，作為全球大米貿易價格基準的泰國大米批發價格已從每噸580美元暴漲到760美元，而中國晚秈米零售價每噸僅為480美元左右，糧價上升空間大。
第三，出臺相關政策限制土地拋荒。隨著農民工大量湧入城市，隨著而來的除了城市壓力增大之外，農村耕地棄耕的現象也日益明顯，國家應該對土地棄耕采取壹定措施，譬如引導經營權流轉，這樣，即可避免責任田拋荒現象，又可增加國家糧食產量。
第四，狠抓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業設施的管理和保護。
第五，加大對農民的技能培養，積極引導廣大農民科學種糧。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要積極引導、指導農民科學運用現代化技術手段不斷提高糧食作物產量。
另外發達國家除了在稅費、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給予優惠，以減少生產成本外，還積極引導農戶從事與農產品相關的非傳統農業產業，通過延長農產品的產業鏈，來擴展農戶的經濟收入。如在美國俄亥俄州，早在1992年就有超過40%的農民從事非耕作經濟活動，51%的農民已不把農業作為他們的首要職業，農民跳出耕地的束縛，通過其他途徑增加經濟收入，因此，中國應重視對延長農產品產業鏈的研究，制定出相應的優惠政策，鼓勵農戶發展相關的非傳統農業產業。
《中國扶貧》：在既定國情下，可不可以暢想壹下未來中國農民生活的理想模式？
楊金貴：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農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預見，未來十年，中國的農村生活，城鄉差距逐漸縮小，農民受教育不斷增加，科技普及程度不斷增強，農村成為城市人向往的生活空間。正如羅傑斯所說“未來10年至15年中國的農民最富有。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農民會樂於種地，他們在每公頃土地上的投入會有很豐厚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