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人的筆記中，通常稱故事為“話”或“小話”。大約至唐代，已經有人在市集中以“說話”（即演講故事）為職業或準職業，壹般學者都認為這類演講藝術是由佛寺中講述佛經故事乃至世俗故事壹步步演變出來的。但唐代在市集中以“說話”為業的藝人沒有留下他們所講述的故事的文字記錄，後人只能在唐五代人筆記如段成式《酉陽雜俎》、趙嶙《因話錄》、王定保《唐摭言》等零星記載中推想所講述的內容，到了宋朝，大都市中遊藝場所（瓦子）說話藝術十分繁榮，說話人分成各種專門的行當，各有家數，其中“小說”、“講史”兩門，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不過在宋元時代，是說話人向聽眾口頭演唱的、作為演唱用的腳本，故叫“話本”。
因此，“話本”的原意，是包括所有說話藝術的所有底本而言，短篇小說和長篇講史的腳本都稱“話本”，不像現在這樣單指短篇小說。最早的白話小說是民間說話藝人演講故事的底本，即“話本”。這些話本有的是說話藝人自己創作的，有的是被稱為“書會才人”的下層文人編寫的。
但是，白話小說的雛形，至少在唐代已經出現。唐代的佛寺裏盛行俗講和轉變（變文），俗講是僧侶們為了宣揚佛法，用通俗的語言向善男信女宣講經典和佛經中的故事；變文是將佛經中的故事用圖畫壹幅幅地畫出來，按圖用通俗的語言和謁贊加以講唱。在此基礎上，又由佛教故事擴大到講唱世俗的歷史故事。敦煌藏經洞中，諸多文獻中出現了以“話”名篇或有“畫本”字樣的通俗講述體小說，如《廬山遠公話》和《韓擒虎畫本》，這是唐代乃至中國小說史上現存的最早壹批白話小說。數量雖不過五六篇，但反映的社會生活面卻不狹窄，除《秋胡》可能為“六朝寫本”，《廬山遠公話》為北宋初年抄件外，其余皆成篇抄定於中晚唐。
唐代話本小說的創作，明顯受到唐傳奇壹類文言小說和佛教文學的雙重影響，從作品的表達語言看，不少片斷半文半白，白話語言並不十分純凈；從作品的表達形式看，有的作品在壹段散文記述的後面，還會出現幾句謁語，盡管它們帶有文言小說和佛教文學的印記，但畢竟可稱得上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壹批話本小說。
唐代話本小說的創作達到了壹定的水平，還可以從作品的寫作意圖看。有人從小說情節形態的演進過程來審視作品的成熟與否，設置有單純故事、命運故事和性格歷史三種基本類型。作家關註的是人物的命運遭際，榮辱升沈，塑造了大量的外在命運型的藝術形象，借以總結某些人生的經驗教訓，寄寓了作者、讀者和聽眾的理想願望。雜取人物種種合成壹個，這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之壹，這種方法在唐代話本小說中多有出現，如《韓擒虎話本》，箭勝番邦是賀若弼的故事。
史學重歷史真實，文學尚藝術真實。話本小說屬藝術範疇，依據史實又不必拘泥於史實，這些特點在現存唐代話本小說中已表現得比較明顯。唐代話本小說已不再是單純記錄社會現象和佚事趣聞，這與六朝誌怪佚事小說那種或意在“發明神道之不誣”或“篡輯舊文，非由自造”之類有了本質區別。即開始了由寫實到寫意，由記錄到創作。
唐代話本雖還帶有明顯史傳文學表達的痕跡，但受唐傳奇壹類文言小說和佛教文學表現技巧的影響，已出現了壹些值得註意的現象：表達不求簡單而求生動曲折，引人入勝；表達角度雖仍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為主，但限知視角和人稱轉換的情況也不時出現。
宋代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說話”愈來愈興盛。在南宋，形成“說話四家”，即說話藝人分為四派，各說其專長的題材，所謂“各有門庭”、“各守家數”。清翟灝及近人胡士瑩以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壹書中四次出現“之事”、“等事”為依據，分為“小說”、“說鐵騎兒”、“說經”（包括“說參請”）、“講史”四家。
“小說”包括“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搏刀”、“桿棒”、“發跡變泰”等門類。“煙粉”即煙花粉黛，大多講人鬼幽戀的故事；“靈怪”講神怪妖術的故事；“傳奇”敘人生悲歡離合的軼聞奇事；“公案”講摘奸發惡、審斷案情的故事；“搏刀”和“桿棒”重在描述打鬥的場面；而“說鐵騎兒”專講宋代的戰爭題材；“說經”講有關佛經的故事；“講史”講歷史上興廢成敗、爭戰權謀的故事。“說話四家”的形成，是“說話”伎藝得到進壹步發展的標誌。南宋形成“說話四家”，後來有所變化。比《都城紀勝》晚出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都提到“小說”、“說經”、“講史”三家。大約“說鐵騎兒”的內容涉及時局，與統治階級發生矛盾而受到限制，沒有得到發展。在元代，“說話”仍然流行。
我國的文言小說到唐代的傳奇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峰。宋代的“說話人”則另辟蹊徑，充分運用“說話”的形式，用道地的口語來改造傳統題材或者吸取現實生活中的題材敷衍成篇，創造了“話本”這壹新的文學形式，成了我國最早的白話小說。宋元時代的說話藝術，是包括講和唱兩種表演方式的。有以彈唱為主、說白為副來演述故事的藝術，如演唱“諸宮調”；有以演講為主、同時夾有詩詞、吹彈吟唱的，如“詩話”、“詞話”；也有全部演說故事的，如“講史”。後壹種不夾吟唱，只是平常講話壹樣，所以稱作“平話”，以別於“詩話”、“詞話”。這便是“講史”稱作“平話”的原因。以“詩話”和“詞話”為名的通俗小說，著名的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明代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詞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每壹章中，都有故事中人物作的詩，近於佛經中的謁贊。它其實是佛寺中的俗講到小說之間的過渡形式，在當初演述時應該也是連講帶唱的。《金瓶梅詞話》則夾有許多詩詞和民間的俗曲，即使不壹定如某些研究者所認為的當時也是壹種對公眾演唱的話本，但作者至少是有意寫成可唱可講的形式的。此外，明人諸聖鄰還作有《大唐秦王詞話》八卷六十四回，敘述唐太宗李世民建國故事，但其實是長篇鼓詞，與通常所稱的話本不是壹回事。
符合現代文學概念中小說體裁的中國白話小說，產生於宋代。《清平山堂話本》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壹批話本，對研究我國白話小說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的作用。我國文言小說到唐代的傳奇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峰。宋代的“說話人”則另辟蹊徑，充分運用“說話”的形式，用道地的口語來改造傳統題材或者吸取現實生活中的題材敷衍成篇，創造了“話本”這壹新的文學形式，成了我國最早的白話小說。
其次，這些宋人話本經過長期流傳和洪楩等人有意無意的加工修改，難免有“走樣”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基本上保留了質樸的原貌的。它們描寫俗情世態，真切如現，文字活潑宛曲，趣味盎然，對我們研究宋代社會和宋代文學都是很可寶貴的資料。即以表達形式來說，某些作品已經初具了我國特有的章回小說的特征。
“小說”與“講史”給文學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它們影響了戲曲創作，如宋元南戲、元雜劇及明清傳奇有許多作品取材於“說話”內容。如宋元話本中《京本通俗小說》中的《錯斬崔寧》後來就發展成昆劇《十五貫》；它們也影響了小說創作，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陳巡檢梅嶺失妻》，其中出現善於變幻的“齊天大聖”的猿猴形象，與《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有聯系；晚明時出現了許多“擬話本”，即“說話”體裁的仿作。如馮夢龍的《三言》、淩濛初的《二拍》、天然癡叟的《石點頭》、古狂生的《醉醒石》等。著名的長篇巨制——羅貫中的《三國誌通俗演義》與施耐庵的《水滸傳》——就是在說話人創作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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