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學院的創辦曾壹度使英國延續了維多利亞時期的輝煌,然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壹批城市學院紛紛模仿傳統大學的模式增設人文社科類課程和學位類課程,重視科學研究,提高學術水平,追求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這些學院似乎日益被牛津、劍橋“殖民化”了。牛津、劍橋的辦學模式和自由教育的價值理念深刻影響著城市學院的教師和課程,使城市學院忽視實用教育和職業教育,完全脫離了當時重視高等技術培訓的使命而趨於傳統大學的職能。
二、大學性格視角下的英國城市學院
(壹)大學性格的概念及影響因素
我國學者譚誌松對“大學性格”的定義是,“大學作為主體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壹種比較穩定的精神特征”,並進而將大學性格劃分為三個方面:大學的文化性格、大學的社會性格和大學的民族性格。但筆者認為,譚誌松的解釋及劃分具有壹定的局限性,因為他並沒有闡明大學性格的具體形成機制,過度強調外在文化、社會、民族等因素對大學性格的影響,忽視了大學本身的理念在其性格形成中的作用。
大學性格是在壹個國家的自然環境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具體表現為,生活在壹定自然環境中的民族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特定的行為方式、文化內涵和思維模式,並以此指導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在此期間社會產生適合民族心理特點的大學理念,社會個體以大學理念為指導建立並經營大學,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學制度。正如卡爾?雅思貝爾斯所論述的那樣,“大學只能作為壹個制度化的實體才能存在。在這樣壹種制度裏面,大學的理念變得具體而實在。大學在多大程度上將理念轉化成了具體的制度,這決定了它的品質”。因此,大學是在理念和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根據政府的要求在社會發生作用的。如果大學理念和制度和諧,大學就會促進社會的發展,並在此期間形成獨特的大學性格,反之則會出現大學理念和制度的變革,直至理念和制度再次和諧形成穩定的大學性格,進而決定大學作用於其存在環境的方式以及大學所處的位置,並形成大學獨特的風格。
在大學性格形成的過程中,政府和社會以及理念和制度***同發揮作用,卻又各有其特點。壹方面,政府和社會的作用作為外在顯性因素,相對應,其對大學性格的形成產生短暫卻劇烈的影響,較易變化,這也正如卡爾?雅思貝爾斯在其著作中所強調的那樣,“盡管大學永遠都不能變成壹個充分意義上的‘國中之國’,但是相反的壹面,也就是降格到壹種被剝奪了所有個性的社會公***機構的層次上,卻是非常容易想見的”。另壹方面,理念和制度作為內在隱性因素,相對應,其對大學性格的形成產生緩和卻持久的影響,較為恒定。不僅如此,外在與內在理念和制度因素之間也存在著相互作用,當理念和制度選擇適應政治和社會時,政治和社會對大學性格的影響就會加劇,而當其選擇對政治和社會進行反叛時,就會導致大學對政治和社會的改革。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將大學的性格概括為:大學作為主體在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大學內部理念與制度互動而形成的與其生存環境相適應的穩定的精神特征。
(二)英國城市學院性格的影響因素分析
1.地理位置的影響
英國雖屬於歐洲,但是與德、法等國隔海相望,狹長的英吉利海峽成為壹道天然的屏障,使英國得以免受侵略之苦,無論是拿破侖還是希特勒都未能真正實現對英國的占領。但是,英吉利海峽在給予英格蘭以安寧與和平的同時,也淡化了英格蘭民族的危機意識,所以當德、法等國大力改革高等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時,英國大學卻不為所動,依舊落後保守,我行我素。如果沒有英吉利海峽,英國的城市學院或許會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壹股影響深遠的新生力量。
2.政治方面的影響
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簽訂無疑開啟了英國的民主歷程。《大憲章》認為,如果國王未經授權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公民有權反抗國王的統治,這就為英國大學自主自治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保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無論是教皇還是國王都給予了牛津、劍橋極大的自治權力,1688年的“光榮革命”所形成的君主立憲制度更是為大學自治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當城市學院為了自身的利益紛紛向牛津、劍橋靠攏時,英國政府並未對此進行幹預。
3.經濟方面的影響
近代英國由於政治文明和工業革命,先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建立了無數殖民地,為其本土的工業產品提供了無數消費市場,英國也因此有了“日不落帝國”和“世界工廠”的稱號。然而,巨大的殖民地在為英國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助長了英國大學盲目自大、故步自封的性格,它們重文輕理、追求學術,完全無視社會的需要,更沒有科技創新的動力,這些直接導致了英國在後來的工業競爭中處於落後局面。
4.傳統文化的影響
自洛克和彌爾頓以來,“紳士文化”成為英國的主流文化,英國社會中存在著等級意識和門第觀念,很多人看重的是貴族頭銜和爵位,追求的是紳士化的生活,而不是企業家的拼搏進取精神,壹些商人也只是把積累財富作為壹種手段,經商的目的是成為議員。
19世紀,紐曼更是將紳士文化發展到極致,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教育思想”。紐曼認為,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場所”。大學作為壹種制度性存在,“是所有知識、科學、事實和規則研究與發現、實驗與思索的制度性的保護力量;大學描繪出智力活動的範圍,每壹領域的疆界都值得如宗教虔誠般尊重;大學猶如真理的仲裁者,通過考察真理自身的特性及其主要意義,確定各自在大學序列中的位置;大學不以某壹學科的偉大或顯貴而排斥和犧牲其他學科;根據各個學科範圍不同的重要性,大學尊重並忠實於文學、自然科學、歷史、形而上學和神學等各學科的各種訴求”。正是這種自由教育思想催生了英國全社會的“英才教育情結”,從而引起英國城市學院理念和制度的轉變,最終形成壹種趨向傳統的性格,導致其回歸傳統。
(三)英國城市學院的性格特征及其影響
通過對上述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傳統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我們發現,正是這些獨特的外在環境使故步自封、傲慢自大、追求自由、向往傳統、強調精英等品質在英國大學的發展過程中潛滋暗長,最終使英國大學形成獨特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又決定了其發展方向和路徑,導致英國大學不斷回歸傳統。英國城市學院雖然成立的初衷是開辟新的教育模式,以解決牛津、劍橋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的狀況,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影響最終卻形成了英國大學獨特的性格,並以牛津和劍橋為模板回歸傳統。不僅如此,英國後期成立的多科技術學院也在長期的環境熏陶下選擇了傳統。雖然英國新興的城市學院可以通過建立新的理念和制度來實現對政治和社會的改革而形成壹種反傳統的性格,但由於外在因素的作用過於強大,英國城市學院只有順應環境,建立與其相適應的理念和制度,才能形成其獨特的保守性格。
三、啟示
通過分析大學性格對英國城市學院的影響我們知道,大學性格決定了大學的發展路徑和方向。因此,我們在發展大學的過程中可以適應其性格或者改造其性格,但絕對不可以忽視其性格,大學性格實乃發展大學的突破口。
(壹)對大學性格的態度要順其自然而非勉為其難
長期以來我們都太過註重大學發展的“應然狀態”,而忽視大學發展的“實然狀態”,我們壹相情願地為大學設計華麗卻空虛的路徑,無視大學本身的利益訴求。大學雖然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但也有自己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大學是主動地適應環境的需要,而不是被動地迎合環境的需要,當環境出現問題時大學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學既要遵從以閑逸知識的好奇為目的的認識論哲學,也要遵從服務於國家的政治哲學。當我們要求大學改革的時候,我們不能要求大學壹味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忽視大學本身的性格特征,我們不應為了“服務站”的需要而譴責大學“象牙塔”的性格,而應引導大學成為擁有“象牙塔”性格的獨特的“服務站”。
(二)對大學性格的改造要“釜底抽薪”而非“揚湯止沸”
大學性格是在壹定環境中形成的,它在環境中孕育,並在壹定程度上反映環境的意誌。因此,要改造大學性格就必須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改變環境,而不能僅僅以“揚湯止沸”的方式對大學的理念和制度進行些微的修改。以我國大學為例,正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長期影響才將我國大學的性格打上了封閉保守的烙印。儒家關於“學而優則仕”的主張以及其對忠孝的強調使我國大學制度帶有濃重的官本位色彩,同時也將“忠孝立國”的思想演化為我國根深蒂固的大學理念,這兩者結合則形成了我國大學獨特的性格,使我國的大學教育離創新人才培養的目標漸行漸遠。正如埃米爾?迪爾凱姆在其著作中強調的那樣,“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教育模擬社會並以縮小的形式復制社會,而不是創造社會。當民族本身是健康的,教育就健康;但是教育和民族壹起變質,它自身是不會自行改變的”。要改造我國大學的性格,就不能僅僅從大學性格本身著手,而要改革我國大學存在其中的文化環境。對於我國文化環境的改革要進行充分的討論。正如伯利克裏所說,“行為的最大障礙不是來自於討論,而是來自於為準備行動而進行的討論中的知識的匱乏,因為在行動前和行動中我們都有特別強大的思考能力”。聯想1998年的大學倉促擴招給我們帶來的影響就該知道,討論和思考是多麽重要。
(三)對大學性格的建構要“獨領風騷”而非“隨波逐流”
正如前面所說,大學的性格決定了其所處的地位。我國要發展世界壹流大學,就必須了解世界壹流大學的性格特征,了解其存在和發展所依據的文化底蘊,並在此基礎上改造我國的傳統文化和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創造適合世界壹流大學存在和發展的環境,從而形成我國大學獨特的理念和制度,建構我國大學“獨領風騷”的時代性格。在此過程中還要克服“隨波逐流”的心態,以世界壹流的大學性格的建構為突破口,建設屬於我國的世界壹流大學。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
責編:壹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