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生渦盡文字出”——余英時人生簡介
余英時在壹篇自述性文章《我走過的路》裏面，把自己壹生求學走過的路作了敘述。“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壹直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年，鄉村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余英時《我走過的路》，《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頁。)
壹 鄉居九年，體認中國傳統
余英時1930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潛山縣官莊鄉。在他父親以前，他的家族是極為普通農家，世代生活在窮鄉僻壤，半耕半讀沒有功名。他父親余協中先生，從鄉下私塾到新式學堂，自燕京大學到哈佛大學，完全是自己讀出來的。1926年，余協中自美國學成歸國，在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教授西洋歷史。余英時的母親張韻清女士是清雍正朝宰相張廷玉之後，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其實是內閣大學士的府第。他母親在曾經文風鼎盛的桐城，受過良好的古典文學教育，能文、能詩、能詞。他曾找到壹本《桐舊集》 (桐城縣歷代文人詩詞集，計24本)，裏面有他母親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的不多。而他母親在生他時，因難產而死。母親顯赫的家世，其實對他並無多大影響。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余英時不到7歲。父親由天津隨校南遷，他則隨伯父壹家回到故鄉潛山官莊，壹住就是九年。余英時曾經說道：“這九年的鄉居，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是壹個很重要的階段。”他相信：當時所見的官莊鄉與壹兩百年以前的情況，並沒有本質的差異。最原始的農村，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交通工具是轎子、滑竿、兩條腿。他在鄉下與祖母生活，還親眼看到裹小腳等傳統風俗文化。但這九年的生活，在余英時的記憶裏“從第壹天起便是愉快的”。其壹，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享受了“天人合壹”的自然教育；其二，鄉居九年也可稱之為社會教育，他只覺地了解了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壹種生活方式——中國傳統的，靠儒家的規範維系的，道德力量遠遠高於法律力量的生活。這九年裏，余英時所受的學校教育和書本教育卻是極少的，讀過三四年私塾，所讀的書籍僅限於《三字經》、《百家姓》、《左傳》、《戰國策》等，還讀遍了《羅通掃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等古典小說，使他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余先生以為，九年鄉居的生活雖然失去受現代學校教育的機會，但卻能在前現代的社會和文化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親自體認到中國傳統的內在意義，現在回想起來，不能不說是壹種特殊的幸運。因為這種直接從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知識，絕不是任何書本上可以獲得的。誠如他自己所說：“如果我今天對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還有壹點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這生活之賜。”
二 戰亂流亡，師從錢穆
1946年夏天，余英時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輾轉經過南京、北平，到了沈陽（1945年，余英時父親在沈陽創立東北中正大學）。此時已16歲的余英時從未接觸過現代式教育，父親要求他在壹年的時間裏補修各種現代課程，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經過壹年的努力，1947年夏余英時考取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奠定了他的治學道路。1947—1948年間，因為國***內戰，余英時隨家人先後從沈陽流亡到北平、上海。1949年秋，余英時考進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在燕京的壹學期裏，他修了西洋史、英文、中國近代史等課程，還系統地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這三年間，余英時還讀了不少梁啟超、胡適等有關中國哲學史、學術史的著作，以及“五四”時期有關“人的文學”的作品。在思想上，他傾向於溫和的西化派，而不能接受極端的激進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則持同情態度。余英時此時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覺得必須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特性。
1950年春天，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母，原以為是短期探親，很快就回去，但父親告訴他錢穆先生剛剛創辦了新亞書院，要他跟錢先生念書。他清楚地記得父親帶他到九龍桂林街的新亞去見錢先生的情景。校舍在三、四樓，十分簡陋，樓下吵鬧得很，圖書館根本不存在，談不上是大學規模，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壹個小房間，壹張長桌已占滿了全部空間。錢先生出來問他讀書的情況，並說新亞初創，只有壹年級，他轉學便算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但必須考試壹次。第二天去考，錢先生主持，沒給考題，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寫壹篇讀書的經歷和誌願的文字。錢先生當場閱卷後面帶微笑，他便算被錄取成為新亞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
余英時後來回憶：“這是我壹生中最值得引以為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盡管遍天下，壹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壹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壹的壹個。”他在新亞就讀的兩年半，正值新亞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要奔走於港臺兩地，籌募經費，上課並不多。
後來，新亞獲得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情況開始逐步改善。1952年夏初，余英時成為新亞第壹屆畢業生之壹。1953年，錢穆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層樓創辦了新亞研究所的前身，余英時也是研究生之壹，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導師錢穆壹再叮濘，不要過分註意斷代而忽略貫通，更不可把社會經濟史弄得太狹隘，以致與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配合不起來。錢穆走出自己獨特的“以通馭專”的道路，又當面指點余英時，並啟示史學的多元性，還導引余英時以開放不封閉的研究方法。”
余英時曾說，在香港的五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壹。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40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壹種樣子。”“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絕大的塑造作用。”他自己治史受錢穆啟發最深最大。（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頁。）
三 麻省哈佛，受教於楊連升
1955年，錢穆先生推薦余英時為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自此至1977年他舉家遷往康涅狄格州，出任耶魯大學講座教授前，有22年生活的重心都在哈佛。
在哈佛，他有幸遇到塑造他個人學術生命的另壹位宗匠—楊聯升先生。他剛到哈佛時，年僅41歲的楊聯升學術事業正如日中天，被稱為當時世界漢學界“第壹流”兼“第壹線”的學者。楊先生出身清華經濟系，但對史學的興趣已超乎經濟學，修過陳寅格的課，歷任哈佛耶魯講師，1946年得哈佛博士，稍後壹直在哈佛任教直至退休。他在中西學術界都是備受推重之人，胡適在1953年5月15日給他的信中即稱他是“最淵博的人”。
余英時綜述楊先生把壹己才性靈活運用在中國最好的博雅傳統上面，走近於王國維、陳寅格的“訓話治史”的道路，從小處著手，從大處著眼，觀微而知著。謹守證據考訂關口的楊聯升，曾借傅斯年“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地平線上的樹林”的話來形容西方漢學的捕風捉影，故有意用中國的研究傳統來矯正西方漢學的流弊。主張治史者如果在文獻層次上發生嚴重錯誤，則構造的歷史圖象無論采用什麽理論觀點，都只能是空中樓閣。楊聯升自然知道余英時受錢穆啟發很多，所以常常開玩笑說余英時是“帶藝投師”。在研究生時代，任其自由發揮己見，從不質疑他的預設，批評和建議僅限於立論根據。其後整整30年，余英時每有所著述，往往先請楊先生過目。“我每立壹說，楊先生必能從四面八方來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無窮，因此逐漸養成不敢妄語的習慣。而美國40年，無形中轉益多師，不勝枚舉”。
1962年，余英時獲取哈佛歷史學博士學位。哈佛畢業後，余英時歷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余英時在哈佛與楊聯升合教了九年中國制度史、通史等，使他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制度本身有基本的了解。他覺得：在歷史的進程中，思想是有積極作用的，中國有不少思想曾凝聚為政治社會制度，所以，不了解制度也不能捕捉思想。研究歷史，他感到客觀的實證和主觀的體會均不可偏廢，必須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內，才能達到主客統壹。
四 壹生渦盡文字出
余英時在《內在超越之路》壹書的總序中說：“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便有壹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的傳統特色。”余先生的這種治學策略，我以為至少具有兩重意義：壹是借助西方人文價值理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意義上的審視和清理；二是重新發掘並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當年的林語堂那樣，不斷彰顯東方文化在現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質，並以此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余英時壹生癡迷於書籍與學問，力求實現他的早年構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余英時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余英時畢生與大學有不解之緣，他在密西根大學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魯十年、普林斯頓14年。1974年余英時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是壹個從胡適、傅斯年、錢穆以來就有著深厚根基的研究機構，余英時的當選是他的榮譽，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時治學自史學起，後達至中西、古今貫通，其對儒家思想及中國道統文化的現代詮釋自成壹體。他的中、英文著述多達數十種。《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傳承中有創新，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為中外史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參照系。
在《到思維之路》中，余英時談到中國已成為歷史上思想戰爭戰火最激烈的角落，學術界激蕩著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結果是鏟除了舊有的壹切思想根基，摧毀了西方學術界傳布過來的壹切思想幼苗，帶來的並不是創建，而是教條，束縛了全中國人的智慧。余先生指出，中國知識界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壹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後的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批判學說、解構之類，有些所謂思潮似乎是臨時借西方人的杯酒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
在《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壹書中，他把壹個史家的深濃學養和壹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結合得相當成功，正如他自己說的，“壹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壹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壹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壹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
余英時的氣質中自有壹種獨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嚴在於他從不為學術外的其它勢力所束縛。作為追求純粹的學人，他以壹種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盡管“壹生渦盡文字出”，他還是堅守著壹份傳統知識分子的“迂”，壹種單純的倔犟。
治學上壹絲不茍、錚錚風骨的余英時，為人卻是很質樸平實、感情醇厚。在“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寂寞學術生涯中，他與夫人陳淑平相濡以沫，白頭偕老。在主持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工作時，有很多遠道而來的學生，余英時總是熱情接待，不辭辛勞，踐行的是仁者愛人、提攜後進的傳統。
2001年余英時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但仍然保留了榮譽教授頭銜，定居在美國。
2006年12月5日晚，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傑斐遜大廈大廳，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比林頓博士將第三屆克魯奇獎(The Kluge Prize)的獎章頒給了76歲的余英時。余英時則希望這壹撥熱鬧快些過去，好讓他在普林斯頓郊外綠樹環抱的家中靜心讀書、寫字。他說自己“壹輩子在書齋工作”，得獎原因相信是由於“壹生的學術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當作多麽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則“是對學問的大不敬”。
盡文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