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疊篆[jiǔ?dié?zhuàn]
篆書
九疊篆,是壹種非常特別的篆書,原本是壹種流行於宋代的“國朝官印”字體,主要用於印章鐫刻,其筆畫折疊堆曲,均勻對稱。每壹個字的折疊多少,則視筆畫的繁簡確定,有五疊、六疊、七疊、八疊、九疊、十疊之分。之所以稱為“九疊”,則是因“九是數之終,言其多也”。
九疊篆非必九疊,有六疊、七疊、十疊不等。視印文筆畫繁簡而定。九疊形容折疊之多。創自宋代。明朝甘旸《印章集說·國朝印》:“國朝官印文用九疊而朱,以曲屈平滿為主,不類秦漢制。”[1][2]
中文:名九疊篆
簡介:壹種非常特別的篆書
流行時代:宋代
原因:九是數之終,言其多也
九疊文雖纏繞盤疊無虛實之變化,並極盡塞滿之能事,但取其藝術性較高者,還是有所作為的。九疊篆不像鳥蟲篆那樣繁復多變、技術性強,而是相對簡單直白,更易入手。錢瘦鐵曾刻“萬水千山得得來”、錢君陶曾刻“婁山關”、陳巨來曾刻“烏衣”等,當今許多印人也曾有所涉獵。
創作九疊篆印首先要註重選字。筆劃較少橫向多盤疊者壹印中不可多,否則易失於平板;其次註意章法的平中寓奇,實處求虛,細微的虛實變化有時亦能得意外之效;第三要求線條要蒼茫老辣,以質感取勝。光潔線條往往易入工藝化;第四章法上適度的殘破,線條有意的斷漶,也是取巧之舉。另外,九疊白文印的創作,開隋唐以來九疊官印無白文之先河,雖不成熟,當亦有可觀者。再者由於章法虛實的需要,以至於哪個字是六七疊還是八九疊當任君便了。
在版別眾多的皇宋通寶錢幣中,有壹種俗稱“皇宋九疊篆”的錢幣尤為珍貴。九疊篆又稱上方大篆,秦漢無此制,唐宋以來多用於官印上面。九疊篆是以小篆為基礎,筆畫反復折疊,盤旋屈曲,點畫皆有縱橫兩個方向,填滿空白部分,求得均勻。“曲屈平滿”是九疊篆書法最大的特點。折疊多寡,每壹個字的折疊多少,則視筆畫繁簡而定,有五疊、六疊、七疊、八疊、九疊、十疊之分。稱之為九疊,“乃以九為數之終也,言其多也,”形容其折疊之多。九疊篆盛行於唐、宋、元、明,壹直延續至今。將這種“九疊篆”用於錢文,在數千種古錢幣中,“皇宋通寶”僅為孤例,故被歷代收藏家視為稀世珍品。關於皇宋通寶九疊篆的鑄造背景,現今錢幣學家壹般認為該錢幣為“置樣錢”,或“開爐錢”,應不是正用品流通錢幣。
什麽樣的篆印叫九疊篆呢?篆刻印鑒用的篆字別體是九疊篆,這種工藝始見於宋代。這種篆刻別體的最大特點集中在筆劃處,給人的第壹直觀感覺是筆劃折疊均勻,筆劃布局呈正方形,填滿了印面。折疊多寡,則是根據筆劃繁簡而定,有多到十疊以上者,九為數之終。九疊,形容其折疊之多,用九疊篆形式刻制官印,以朱文的凸出九疊筆劃特征,九疊篆盛行於宋、元、明,壹直延續至今。
宋金時期
中國的印章文字發生了多次變化,秦八體摹印漢六體繆印有明文記載,對璽印文字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宋金時期印章文字出現了重疊筆畫,史稱九疊篆。不過九疊篆的制度如何,名稱的由來,其特征性的纏繞重疊的形體來源均尚多闕疑。?[3]?
古今璽印文字發展由鈐泥封檢轉變為鈐紙帛,印文由陰款變為陽款,印面由小變大。隋唐時代朱文印章的使用,促使了印章章法的重大變革。入宋以來,朱文印面的文字章法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由疏變密,整齊緊湊,筆畫均勻,橫豎筆畫平直規整,有些文字筆畫反復盤曲,形成筆畫多疊的印文。
北宋印章使用疊篆見於史載。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鑄疊篆。《宋史·輿服誌六》:“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誌》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如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璽,也疊篆。《宋史·輿服誌六》:“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
靖康之變,北宋寶璽被劫,中央官署遭到徹底毀壞,此類印璽多散失,湮沒無聞,僅有零星存世。傳世的“內府圖書之印”諸字均纏曲反復,其中“之”字十三疊、“印”字九疊,都是特地留出空間給疊筆的。吉林舒蘭征集到北宋塗金印,據說是金人劫掠之物。“中書門下之印”,中書門下為中央官署,此印也為疊篆。江蘇丹陽發現的南宋爵號印“弋陽開國”,也是疊篆,其中“弋”字七疊,其他字均有疊筆。此三印風格接近,筆畫中粗,剛柔相濟,“內府圖書之印”尤其精美,呈現皇家風範。對於壹般官印,史籍並無疊篆的記錄,從各地發現的數量龐大的宋代官印看,雖然偶見疊筆,卻構不成制度。例如河北昌黎出土不晚於宋太祖開寶七年(974年)的“歸化左曹第壹軍使記”,“化”左旁疊筆,“第”下疊筆、“記”左側的疊筆、“曹”字下“日”字變成空框內“吉”字,相反上部筆畫簡化了。陜西三原縣高渠鄉發現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少府監鑄的“蕃落第四副指揮使朱記”,僅“第”末筆往返成疊,“蕃”字上部四畫加疊,“朱”明顯,也僅二疊。北宋和南宋的官印壹般沒有加疊。例如北宋的“雄勝第十軍指揮使記”、“神衛左第壹軍第二指揮第二都朱記”、“神衛軍右英烈第四指揮都虞侯記”。均無疊筆。杭州西湖發現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宣撫處置使司隨軍審計司印”,沒有疊筆。據此,曾廣慶指出,有些文章把宋代官印統稱九疊篆似為不妥。對照文獻和發現的實物,宋代疊篆制度是有範圍的,只限於皇帝璽印、爵位印、中央官署和京師衙署用印,少量官印中的疊筆,疊數也不多,不在於制度所定疊篆範圍。
金代開始官印普遍使用疊篆。各地發現的金代官印數量不少,尤以河北省為多。所見的金代官印都是疊篆。如,承德發現的金代早期的“元帥府印”、保定征集甲申“都元帥府之印”、承德發現的“元帥監軍之印”、保定發現的“元帥府監軍印”,隆化發現“興安西北等路元帥府印”、唐縣發現“都統之印”、易縣發現“副統之印”、懷來發現“山東路副統軍之印”、嶽城發現“行軍萬戶地字之印”、平泉發現“萬戶往字號印”等。金代的官印有幾點值得註意:壹.所有官印無壹例外,均有疊筆。二.每印並非每字皆疊,如“行軍萬戶地字之印”“行軍”中“印”三字和“山東路副統軍之印”中“統軍”“印”三字沒有疊筆。三. 同樣的印文疊筆並不相同。如“都統之印”,唐縣發現的和內蒙古發現的疊筆並不相同。
宋金時代的疊篆制度記載很有限,特別是具體的疊篆之法,更是語焉不詳。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推測疊篆字形的處理辦法,至少包括四個方面:
其壹,直線變曲線。通過對直線的加屈,把相對簡單的線條變得復雜,使得稀疏的筆畫變得茂密。這是疊篆的主要標誌,所謂八疊、九疊等等均以此為準。北宋“內府圖書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內”“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處加疊。“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筆伸展疊筆,而“人”卻是把兩筆直線改成平行的曲線。可以發現壹個規律,印面越大,疊得越多,字數越少,疊得越多。“元帥府印”四字,“元”字六疊、“帥”字七疊;“都元帥府印”五字,“元”字四疊、“帥”字五疊;“元帥監軍之印”六字,“元”字三疊、“帥”字四疊;“元帥府監軍印”六字,“元”字二疊、“帥”字三疊。
其二,單線變復線。如山東蒼山興明鄉出土金末銅印,疊篆:“虎威副都尉印”。右側鑿刻“壬辰年正月春”,印鈕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壹筆,“副”字內“田”中“十”,寫成雙鉤“十”。
其三,改變結構。為了增加疊筆,或者便於處理疊筆,改變結構是常見的現象。如上述金代兩個監軍印相同,壹個比較工整,壹個比較粗放,兩者字形、疊筆不同。其中“監”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亞”,後者似“巫”,寫法不壹。有的只是筆畫的改變,牽動了整個結構的改變。如“元帥府監軍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筆方向相反,便於順勢加疊。
其四,采用減筆字。某些筆畫繁多的字,沒有空間可以加疊。就采用它的異體字,無論俗體或者古體,只要筆畫少即可。例如金代“行軍萬戶地字之印”中用“”字正體,而在“萬戶往字號印”中卻用俗體字“萬”,不用正體“”,用了俗體“號”。前者因為筆畫繁多,沒有疊筆,後者筆畫變少,均有疊筆。九疊篆的疊要害在於增筆來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樣化的。
宋之疊篆,雖未稱為普遍的官印制度,卻成為遼、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漢字形式創制的民族文字,它們與漢字關系密切,依然沿用漢字的壹些制度,楷書、篆書、草書具備,印文也采用疊篆。遼之契丹文官印、如遼寧鳳城發現的契丹大字印,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東光發現至元十六年中書禮部造“侍衛軍副都指揮使印”。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疊篆盤曲纏繞,酷似漢文。元代的漢文印使用九疊篆,文字基本與金代官印壹致,可知兩者的承襲關系。北宋以來,疊篆實際成為官印的象征。
官印疊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時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五雲:“本朝文武衙門印章,壹品二品用銀,三品到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壹定分寸。惟禦史印比他七品衙門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明史·輿服誌四》:百官印信,正壹品至從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條記,“俱直紐,九疊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領敕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九疊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處監察禦史”,“銅印直紐,有眼,方壹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禦史印用八疊之說僅見於《明史》,八疊與九疊實在難以區別,實際操作並不容易,至今也沒有發現此類八疊印章,恐是僅僅在洪武年間使用,以後廢除了。明代正史出現了“九疊篆”這個名稱,“九疊”之“九”含義多有說辭。萬歷年間沈德符《野獲編·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則文武壹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兩京兆雖三品,印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取義謂何,唐宋以來並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 沈德符唯知當朝,不知宋以來已經流行疊篆之法,“乾元用九”作為九疊出意純屬猜測。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義:“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矣。”九疊篆柔屈盤纏,字之至柔。體現以君道之陽剛馭臣下之陰柔,所以天下大治。不過沈德符的說法,已經說明“九”不是實數。
明代時期
明代印制,官印疊數多寡與官職高低無關。監察禦史選用八疊,只是為了與其他官印區別,顯示其特殊身分而已。清姚晏《再續三十五舉》之十二舉曰:“後世官印有九疊、八疊、七疊。皆朱文,私印亦間為之,九疊又名上方大篆。劉昌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明監察禦史印用之,取唐臺儀八印義,七疊,歷日用之,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 明代官印除了“八疊”有史載外,其他疊篆還沒有實證。明代官印存世數量不少,羅福頤《古璽印概論》收錄了三方明代九疊篆官印,都是九品以上的方印,其中壹枚“禾屯吉衛指揮使印”是永樂七年(1409年),禮字四十三號。它在1974年吉林洮安出土。各地的考古發現,數量較多。例如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浩特市發現明代銅印,印文“木答裏山衛指揮使司印”,圓柄左方刻“禮部造”“永樂四年十月日”,湖南澧縣征集到南明唐王朱聿鍵給藩封華陽王朱敬壹的王印。印面“華陽王鎮撫司之印”,背陰刻楷書“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給王臣”。
雲南大理洱海退水時,經常發現明代衛所官印,1986年為止,計有28方。除永樂元年(1403年)、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四年(1525年)各壹枚外,均為洪武年款印,最早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晚嘉靖四年(1525年),為大理、洱海、蒙化、瀾滄、大羅衛所建制。為九疊篆。值得註意的印文筆畫之間距離均衡,而且印面多見橫線,與元代八思巴篆體印相似。它是經過處理的,以筆畫簡單的加疊,如“戶”變直線為折線,如“洱海衛右千戶所百戶印”,而且同壹個字在壹個印面中加疊有變化。此印中行“千戶”之“戶”,下成四橫,後“萬戶”之“戶”下成六橫。甚至不惜在不宜變化的部件也加疊,如“大理衛右千戶所百戶印”之“理”字,左旁“王”就最末橫筆向上延伸加疊外,右旁“裏”之“田”左右兩側加疊多出四短橫,形成整字左右相仿的格局。“大理衛指揮使司經歷司之印”,雖同為九疊,“理”字“王”旁中間寫成壹個“田”字,沒有前二印加疊。而“印”字疊文完全相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發現明代千戶所千戶玉印“湖廣靖州衛守禦城步正千戶所千戶張關防”,為明弘治年間正千戶張升之印,此印規整嚴謹,無論每字筆畫多寡,所占空間相等,每筆之間距離完全相等。它是九疊篆中章法最佳的作品之壹。嘉善縣鳳桐鄉發現南明關防“總理兩淮鹽法兼督江防軍務關防”,印體右側楷書刻款:“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日”,左側刻款“敕字五百十四號禮部造”。此印寬邊,字形茂密,筆畫較粗,除了“江”“防”有明顯的九疊外,大多數字只是稍有加疊,“鹽”“法”“兼”“督”“關”根本沒有疊筆。
在西藏、青海收藏明代敕賜地方的印章。永樂五年(1407年)二臺銀印“朵甘衛都指揮使司印”,九疊篆,線條剛勁挺拔,後世稱之為鐵線篆。洪武五年(1372年)螭紐玉印“灌頂國師之印”,九疊篆,筆畫粗方,有棱角。永樂四年(1406年)螭紐玉印“灌頂國師闡化王印”(圖二六),九疊篆,線篆,雙邊,粗框內,加細框。永樂十壹年(1413年)駝紐金印“闡教王印”,也為九疊大方篆。宣德二年(1427年)象牙印章“真修無礙”。線框,字形規正,方中見圓,類似後世之閑章。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塗金銅印“廣慧悟法凈覺妙善翊國衍教灌頂戒定西天佛子大國師印”。印面文字大小錯落,筆畫均勻{21}。兩印皆九疊篆,但是疊筆很少。明代的官印文字基本上繼承了宋代以來的疊篆制度,並且具有時代的特點。首先嚴格遵照傳統小篆的字形結構,放棄宋金官印違背文字結構,各種離奇寫法。其次,印內各字所占的空間相等,同樣大小,而且不管筆畫眾寡,各字筆畫密度統壹。大大減少大小字錯落,盡量各字空間相等,使得文字排列更加整齊。再次,字形整飭嚴謹,筆畫方圓合度,新創的鐵線篆,細如毫發,壹絲不茍。總之,明代的九疊篆在各個規範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
《宋史·輿服誌六》明言疊篆取法漢代繆篆,“屈曲纏繞,以模印章”。它主要出於章法,朱文篆書印面大,字少,或者印文中某些字筆畫特別少,就需要根據情況,增加不等的疊筆。無論宋、金,此類少筆字加疊都是如此,所謂疊篆主要在這些字上體現出來。從宋金四種疊篆法看,莫不是從平衡印面,處置疊篆措施。明代官印文字整飭,充分利用疊筆調節字之大小,筆畫之疏密,使得印文平均,飽滿。清代繼承明代制度。甘《印章集說·國朝印》雲:“國朝官印文用九疊而朱,以曲屈平滿為主。”指明了九疊篆的作用在於印面的飽滿平實。在疊筆為特征的官印形成的風格,具有明顯的區別功能。金宋對峙,南北分裂,金朝的九疊篆與南宋的篆文明顯不同,可以資區別。同樣官印九疊和民間的印文也可截然分開,壹方面印文纏曲難以辨認,便於保密,另壹方面文字茂密,異乎尋常,使人肅然起敬,產生威嚴感覺。
九疊篆是壹種非常特殊的篆體,它並非篆體本有的體式。它的來源很少有人論及。
《宋史·輿服誌》雲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為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它暗示了九疊篆出於漢代的繆篆。漢代之繆篆,其含義爭訟不止,至今尚未有可信的結論。不過我們反觀漢印的實際情況,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較為飽滿,並沒有見到反復重疊的文字,所以認為疊篆出於繆篆並不是客觀的。元吾邱衍早就指出:“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已經斷然否認疊篆與繆篆的關聯。
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纏繞的篆法,疊筆是壹種成熟的書法技巧,流傳有緒。洛陽東郊發現的鄭(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權)“孟夫人銘”,“夫”下為疊筆,成“”字狀。山西長治唐代王惠墓發現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誌壹合,誌文楷中帶行,筆畫柔勁,字跡精美。誌蓋俗體篆文“唐故王君墓誌之銘”,系雙鉤字體,筆畫體形均呈方形。其字結構多有疊筆,橫畫兩端向上短豎,或短豎在加二疊,“口”成山字形,其中間豎筆呈長“口”字形,“唐”“王”“墓”“誌”“之”, 形。可見疊筆的歷史相當悠久,至少隋唐時期就流行了。不過唐代疊篆不成規模,而且與官印無關,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
宋金的疊篆與當時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兩者非常密切的關系。洛陽機車廠出土的“治都總攝之印”銅印。印文兩行六字,方體,中間穿插北鬥七星。《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卷上亦載此印,為雲篆,多取圓勢,字形的變形很大,不易識別,值得註意的是名之為“疊篆”。記文雲:“夫治都總攝之印者,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廟吏兵,皆得差使。不論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兇惡鬼神皆伏。若行法職官不得此印者,難用鬼兵。印闊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兩行疊篆。” 趙振華認為:“道教印或模仿當時政府官印得制式和書體,考察其曲折流暢的九疊篆印文和窄邊知為宋代印式。”比較宋代的道教印和金代的疊篆官印,面貌相似。例如上述兩個道教印之“攝”字提手旁和保定征集金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合劄左監軍印”中“劄”字的木字旁同樣改作兩個相疊的兩個“山”字。保定征集金大定三年(1163年)“涿州節度使印”中“涿”“度”等字的大變形與道教的圓篆印的處理如同壹轍。四川建陽萬年村挖土發現銅印,陽文篆書“道經師寶”篆文道教印,鈕兩側陰刻楷書款“正德三年”(1508年),“先天”鑄。這是難得見到有明確紀年的道家用印。字形依然是疊篆體,不循文字結構變形,如“道”字、“經”字之右旁,“師”字,均與通行篆字不同,同時疊篆,不類明代的官印疊篆,卻與宋金疊篆結構相似。道教印章文字破壞結構的變異方式,與宋金、特別金代的疊篆十分接近。有三種可能造成這種狀態:壹種是道教印模仿官印,另壹種是官印模仿道教印,再壹種就是兩者同出壹源。我認為最後壹種同出壹源更合乎事實。
道教秘文是壹種宗教字式,它來源於東漢時期的民間俗體,早就與通行字分道揚鑣。漢代復文是較早的秘文,以堆疊同樣文字(主要是“日”字)為特征,南北朝時期形成了壹種篆體秘文——雲篆,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雲篆的特征是破壞字的原來結構,筆畫往來盤曲,似祥雲纏繞連綿不斷。雲篆在唐宋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道教的隱秘文獻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鎮墓真文就是此類秘文。鎮墓真文已經發現了多處。唐代有鹹陽梁王武三思墓內出土壹合,為“靈寶赤帝三炁天文”。西安龐留村唐壽王第六女清源縣主墓,出土鎮墓石全套五合。陜西蒲縣唐橋陵發現兩方鎮墓石,稱為“南方鎮符瘞石”“西方鎮墓鎮符瘞石”。宋代的真文鎮石的年代集中在北宋後期,以徽宗朝最多。20世紀50年代成都近郊宋墓不斷發現,最早在宣和年間,最晚在紹興年間其中壹墓出土八件,1984年成都北宋張確夫婦墓出土真文墓石兩件,1996年成都市石羊鄉宋墓出土真文七件,1996年成都北郊甘油村宋墓宣和六年(1124年)出土磚制鎮墓真文四件。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兩墓***出鎮墓真文10方,為東、南、西、北、中,各壹套五方。根據墓誌記載,生於宋哲宗元豐元年(1078年)卒於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
隋唐石刻上的疊筆篆文、唐宋真文、道教的秘文印章,以及宋金時期的疊篆均來源於道教的雲篆文。雲篆文較為難認,筆畫多疊,壹眼望去,篇都是雲纏霧繞。它以變形為特征,其法有增筆、減筆、變換部件等,同時大量使用疊筆。如“壹”可以七疊,“八”左四疊、右六疊等,此類文字在道教經書中有專門介紹。
官印疊篆是從秘文、或者直接從道教印章文字借用過來,但是道教的雲篆隨機性變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話,文字會變得無法辨認。宋金以來的官印的疊篆,排除了那些過度變異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疊篆出於雲篆,卻有別於雲篆,是可以識別的,並沒有釋讀的問題。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采用疊篆的形式,因為這些文字結構上沒有漢字復雜,筆畫要少,特別是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體簡單,疊筆來回繁復,根本無法認辨。唐宋時期因為朝廷尊奉,道教盛極壹時,采用疊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壹般的文字,道教認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鎮鬼驅魔,號令天下。官印采用疊篆,不僅給人以神秘感,同時寓意了道教的無邊的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