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典籍大多是經過作者加工取舍過的,特別是官方文獻,必須要為尊者、長者諱,等等,於是乎曲筆、誤筆層出不窮,這給學術研究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甚至是壹個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團。另外壹種情況,是當朝人隨著政治風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訂以前的文本,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可謂不勝枚舉。
相對而言,金石文字雖然存在同樣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據他人寫就的文本鐫刻上石的,有些則是後代翻錄、翻刻的,但大多數是當時或時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獻資料更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錄者通常不會故意改動底本,當然不能排除誤刻的現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難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徹底重新雕刻,否則就會被原樣保留下來。而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則更難以去除,要麽熔化後重新鑄造,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腐蝕,人為磨損是有相當難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為如此,雖然流傳至今的金石文字數量遠遠不及文獻多,但其史料價值卻是難以估量的。
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文獻毫無疑問遺漏或淹沒了許多歷史的記錄。古代文獻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對廣大民眾生活的關註過少,即便有壹些零散的記錄,也都是特殊情況下才出現的。總體說來,傳世文獻中格外欠缺有關社會、宗教、婦女、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歷朝歷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見諸史籍。舉例而言,在歷代文獻資料中,有大量人物傳記流傳至今,尤其是官修史書,無論是紀傳體,還是編年體,都是如此。其中,紀傳體當中專門設有“列傳”,但這些人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別是歷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誌銘、行狀,等等,這些無疑都是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問題在於,歷史上的蕓蕓眾生卻很難在文獻中留下蹤影。眾所周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歷史就是壹部帝王將相史,幾乎很少見到普通人的生活軌跡。
相反,碑刻中卻記錄了不少難見於史乘的人物。這些人或許沒有顯赫的聲名,但他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而正是這些個體的人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法師義從就是壹個極為普通的僧人①,其生平事跡根本不可能納入高僧傳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備寫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的正史的資格。在其去世之後,為了得到神靈庇佑而由他人為其建立了壹座經幢,其壹生經歷才有了簡略的再現。顯而易見,義從並無什麽值得誇耀的榮譽,也無輝煌歷程可言,但作為壹個平凡的僧人,他勤奮刻苦地研讀佛經,孜孜不倦地講解經文內容,其平淡的壹生或許就是當時社會眾多僧人的縮影。正是有了如義從這樣的人的活動,古代社會方才生機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無意間所展示出的諸多不見於史書的珍貴資料,有補史乘之缺的重要價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載的,內容涉及歷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詩詞文章,等等,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發現,其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唯壹流傳下來的罕見史料。毫無疑問,這些資料是其他類型史料根本無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之不足。
需要註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現存的文獻之中,但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價值。史學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與典籍相互印證,進而恢復二者的本來面目,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加準確的史料。眾所周知,歷代典籍絕大多數是後代刊印的,就中國古代而言,宋版、元版書籍質量優良,但數量極少,而流傳下來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卻是非常豐富的,其數量遠遠超出書籍之類的文獻,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後代翻刻的而外,絕大多數都是歷朝歷代雕刻而成的。顯而易見,就保存時間而言,金屬、碑石通常要比書籍長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狀態。
壹般說來,古代典籍並非當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壹些甚至是其後代編輯修訂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準確。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組織刊刻之人出於不同目的,或炫耀聲名,或擴大影響,或出於某種信仰,等等。在作者寫作後不久便刻寫上金石的,因而較書籍更具原始性。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同樣的文本,金石史料總體上也會比書籍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題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關人員的壹些情況,即珍貴而難得的史料。
總之,歷代金石文字是流傳至今最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之壹,其中許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獻中所全然不載的,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不僅是其他類型史料所無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的缺陷。同時,金石史料可與史籍互證,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復其本來面目,這既能糾正現存文獻的某些錯謬,也可用文獻校對金石文字,為歷史研究提供更為可靠、準確的史料,進而加深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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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義從的事跡,《八瓊室金石補正》卷82《法師義從尊勝幢記》中有所記載,文曰:“法師諱義從,本鄭州管城人也。幼歲出家,年十二於本郡龍興寺石佛院禮範大德為師,至年十六,剃發為沙彌,十七受具,自後辭師雲遊諸處。習諸經論,不舍晝夜。至年二十三,為眾講《百法論》近二十余遍,自後講《彌勒上生經》三十余遍,誌求兜率,願覩慈尊,本所願也。於天聖年中,蒙請於寶積應蓮宮講《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六,於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無疾而終於寶應之房。學法門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錄其名矣。當年五月中建此幢記,講經律論、傳大小乘戒同行願賜紫沙門德政書。”
金石學、碑學、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