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典籍大多是經過作者加工取舍過的，特別是官方文獻，必須要為尊者、長者諱，等等，於是乎曲筆、誤筆層出不窮，這給學術研究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甚至是壹個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團。另外壹種情況，是當朝人隨著政治風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訂以前的文本，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可謂不勝枚舉。
相對而言，金石文字雖然存在同樣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據他人寫就的文本鐫刻上石的，有些則是後代翻錄、翻刻的，但大多數是當時或時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獻資料更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錄者通常不會故意改動底本，當然不能排除誤刻的現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難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徹底重新雕刻，否則就會被原樣保留下來。而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則更難以去除，要麽熔化後重新鑄造，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腐蝕，人為磨損是有相當難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為如此，雖然流傳至今的金石文字數量遠遠不及文獻多，但其史料價值卻是難以估量的。
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文獻毫無疑問遺漏或淹沒了許多歷史的記錄。古代文獻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對廣大民眾生活的關註過少，即便有壹些零散的記錄，也都是特殊情況下才出現的。總體說來，傳世文獻中格外欠缺有關社會、宗教、婦女、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歷朝歷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見諸史籍。舉例而言，在歷代文獻資料中，有大量人物傳記流傳至今，尤其是官修史書，無論是紀傳體，還是編年體，都是如此。其中，紀傳體當中專門設有“列傳”，但這些人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別是歷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誌銘、行狀，等等，這些無疑都是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問題在於，歷史上的蕓蕓眾生卻很難在文獻中留下蹤影。眾所周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歷史就是壹部帝王將相史，幾乎很少見到普通人的生活軌跡。
相反，碑刻中卻記錄了不少難見於史乘的人物。這些人或許沒有顯赫的聲名，但他們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而正是這些個體的人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內涵。法師義從就是壹個極為普通的僧人①，其生平事跡根本不可能納入高僧傳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備寫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的正史的資格。在其去世之後，為了得到神靈庇佑而由他人為其建立了壹座經幢，其壹生經歷才有了簡略的再現。顯而易見，義從並無什麽值得誇耀的榮譽，也無輝煌歷程可言，但作為壹個平凡的僧人，他勤奮刻苦地研讀佛經，孜孜不倦地講解經文內容，其平淡的壹生或許就是當時社會眾多僧人的縮影。正是有了如義從這樣的人的活動，古代社會方才生機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無意間所展示出的諸多不見於史書的珍貴資料，有補史乘之缺的重要價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載的，內容涉及歷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詩詞文章，等等，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發現，其中有很大壹部分是唯壹流傳下來的罕見史料。毫無疑問，這些資料是其他類型史料根本無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之不足。
需要註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現存的文獻之中，但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價值。史學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與典籍相互印證，進而恢復二者的本來面目，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加準確的史料。眾所周知，歷代典籍絕大多數是後代刊印的，就中國古代而言，宋版、元版書籍質量優良，但數量極少，而流傳下來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卻是非常豐富的，其數量遠遠超出書籍之類的文獻，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後代翻刻的而外，絕大多數都是歷朝歷代雕刻而成的。顯而易見，就保存時間而言，金屬、碑石通常要比書籍長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狀態。
壹般說來，古代典籍並非當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壹些甚至是其後代編輯修訂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準確。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組織刊刻之人出於不同目的，或炫耀聲名，或擴大影響，或出於某種信仰，等等。在作者寫作後不久便刻寫上金石的，因而較書籍更具原始性。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同樣的文本，金石史料總體上也會比書籍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題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關人員的壹些情況，即珍貴而難得的史料。
總之，歷代金石文字是流傳至今最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之壹，其中許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獻中所全然不載的，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不僅是其他類型史料所無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彌補現存文獻的缺陷。同時，金石史料可與史籍互證，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復其本來面目，這既能糾正現存文獻的某些錯謬，也可用文獻校對金石文字，為歷史研究提供更為可靠、準確的史料，進而加深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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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義從的事跡，《八瓊室金石補正》卷82《法師義從尊勝幢記》中有所記載，文曰：“法師諱義從，本鄭州管城人也。幼歲出家，年十二於本郡龍興寺石佛院禮範大德為師，至年十六，剃發為沙彌，十七受具，自後辭師雲遊諸處。習諸經論，不舍晝夜。至年二十三，為眾講《百法論》近二十余遍，自後講《彌勒上生經》三十余遍，誌求兜率，願覩慈尊，本所願也。於天聖年中，蒙請於寶積應蓮宮講《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六，於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無疾而終於寶應之房。學法門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錄其名矣。當年五月中建此幢記，講經律論、傳大小乘戒同行願賜紫沙門德政書。”
金石學、碑學、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