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陵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陵園之壹，最引入註目的，是其地面遺存的豐富精美的石刻群。
順陵石刻形體高大，姿態生動，異常雄健，制作精美，可謂唐陵石刻之冠。園內現存石刻34件，多數列置陵前。內城南門內現存石人13尊，石羊3件；內城南門外現存走獅、天祿各壹對。
外城東、西、北三門各有蹲獅壹對，北門外原有石馬三對，現已殘缺。
石刻均由整塊青石雕刻而成，形象逼真，姿態生動。石座的四周有線雕花紋，以陵前的天祿和走獅尤為精湛，造型雄偉，體積世巨大，均為壹整塊石頭雕刻，雕工細膩，厚樸雄健，為稀有藝術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被譽為唐陵石刻之冠。
華表
據文獻記載，最初的華表是木質的，是古代帝王用來接忠納諫的象征。
華表用之於墓冢的標誌從戰國時期開始，帝陵前置華表始自南朝，華表列置於帝陵之前，其意義是作為帝陵的標誌，體現皇帝虛心納諫，了解民情，同時也襯托了帝陵氣勢更加壯觀。
順陵華表位於乳臺闕址北，麒麟南中間，神道最南端兩側。
華表由石座礎石，柱身和柱頂三部分組成。經勘探獲知東側華表僅存華表柱頂和華表石座礎石。華表石座礎石在距現存華表頂西北7米左右地下深1.2米處。在勘探過程中還發現有柱身碎片，有壹片上還有線刻花紋。西側地面無殘存財下未勘探情況不詳，東側地面現存華表柱頂高1.8米，最上的是寶珠由仰蓮盆，覆蓮置於八棱面臺盤上，臺盤中部鑿有圓形榫槽，原置於柱身之上，順陵華表柱頂是目前發現保護最完好的壹件華表柱頂。
石天祿
天祿像昂首端立，神態鎮靜而威猛。肩部和前腿兩邊相接處長有雙翅，翅上刻卷紋。四肢雄健，長尾拖地。《漢書》稱此獸為“獬豸”。郭璞註引張輯語雲：“獬豸似鹿而生壹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唐陵多此石刻，而以順陵所刻形體最大、最為生動。順陵天祿***1對，位於陵前神道兩側。
天祿為瑞獸，其形狀頭似鹿，壹名“天鹿”。又因頭長壹角，俗稱“獨角獸”。身似牛，足為馬蹄，垂尾與座連線，並長有雙翅，這是壹種想像中的鹿的變形，可能取祿（鹿）的吉祥之意雕刻的形象。壹些學者認為，鹿是壹種吉祥的動物，換上牛身，取其忠厚善良，勤懇不怠；換上馬蹄，使之日行千裏，夜走八百；再增添雙翼，能淩空而起，飛向任何壹個地方，因此天祿是守護陵園最理想的神獸。 順陵的兩只天祿石刻為圓雕。身高連底座為4.5米，長4.2米，寬1.9米。體積之大，腹下可容納幾個人。形體高大，結構誇張，對於頭部和雙翅的雕刻更加精致，鹿的個性和神情得以充分顯示出來。雙翅刻成卷雲紋浮雕，華美而充滿生氣。天祿形體與底座連接在壹起，制作時必須選擇超過整體體積的壹塊巨石，充分顯示出唐代雕刻家的創作氣魄和雕造技藝。
石走獅
唐代以前，陵墓前主要列置的是天祿和避邪，以虎為原形雕刻，漢以後這種神獸兼有了虎、獅二者的特點，並且獅的成分越來越多。石獅徹底取代了天祿、避邪和石虎在帝陵石刻中的地位，是由唐高宗和武則天的乾陵開始，並在以後歷代帝陵石刻中所沿襲。
中國古代帝陵以石獅為門獸的思想，主要來源自西亞、中亞和古印度佛教的影響。獅子產於非洲和西亞地區，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東西方交往，獅子開始運到中國。唐朝中西交往更加頻繁，這些國家將獅子作為珍貴貢品獻給中國。獅子的到來，伴隨的是有關獅子的神話傳說和崇奉信仰壹同傳播到東方，尤其是獅子在佛教中的地位獨特，隨著佛教的興盛，獅文化也傳播開來，漸漸人們把它置於陵前代替避邪把守大門。
順陵東、西、北門置有石蹲獅各壹對，南門置有石走獅壹對。石獅造型變化甚大，南門的石走獅在造型上受到西亞的影響，是寫實石獅的代表；東、西、北門的蹲獅是吸取了南北朝以來佛教石刻的形式，具有某些印度風格。
順陵走獅為圓雕。雄、雌各壹，兩獅相距20米，均呈走動的姿態，在造型方面作了藝術的適度誇張，突出地表現了獅子雄健的特點。由於石獅本身刻工圓潤，加之千余年來的風雨沖刷，日曬風化，使得石獅更加滾圓壯觀，不落俗套，仿佛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順陵走獅雄獅最為雄偉，高3.15米，長3.2米，寬1.45米，重40余噸。體態高大，造型兇猛，四爪強勁有力，似在闊步緩行，闊口半開使人如聞獅子震撼山林懾服百獸的吼聲。特別是高高突起的腱肚胸肌和向前邁步的腿足部分，比例勻稱，富有質感，是唐代諸陵中現存形體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石刻之壹。
石坐獅
和立獅、獨角獸同壹風格而遙相呼應的，還有陵東、西、北的3對石坐獅。坐獅均高3米左右，胸寬1.10米，座高0.5米，為歷代石雕坐獅中最大，將獅子雄健的形象，加以有力的誇張，表現了盛唐時期石雕藝術的宏偉風格。6個坐獅基調壹致，而形象神態各異：西面北側的坐獅，螺鬃盤旋，腮髯奮張，上唇卷翹，舌尖勾起，腕趾筋腱凹凸，爪鋒深陷入石。東面南側的坐獅，鬃鬣紛披，闊口長目，尾巴盤屈而後甩上脊背，雄健而舒放。
陵墓雕刻獅子象征墓主生前儀衛，雕刻獨角獸象征瑞應禎祥，這是帝王陵墓的壹般寓意所在，但是順陵石刻的形式構成很不壹般化。背北面南的雙獅順道路並列，而雙獨角獸橫在道路東西相對而立。雌獅與雄獨角獸在西側，雄獅與雌獨角獸則在東側，構成了置陣布勢的縱橫交織、氣勢開合。東、西、北面的3對坐獅，形象態勢也全不雷同。這就使得順陵石刻組群，在統壹基調當中有參差錯落，體現出對稱均衡而又富於變化的藝術法則。
翁仲
順陵遺存石人十四尊（其中墓前東側石人為復制品）。墓前壹尊高2.98米，寬0.85米，厚0.4米的石人。像與座連為壹體，放於石底上。估計與石底座有鉚榫相連，石座長1.25米，寬1.25米，厚0.15米，半埋於地下。
石人頭戴小冠，冠殘，前發際明顯，彎眉，蹙眉，瞪眼，上須上翅，下須濃厚，面部肌肉感強。上著交領褒衣，腰系寬帶，雙袖垂於膝下，各有拆皺五條，下著拖地裙，背部平直，履殘，雙扶劍柄，右手上，左手下，劍鞘為五竹節形。內城南闕門內兩側石人十二尊，三人無頭殘缺，其余九人完整。像與座為整塊石雕刻而成，嵌於石槽座中。像高2.25米，寬0.75米，厚0.75米，座長0.75米，寬0.5米。十二尊石人面容各不相同，頭戴小冠，冠前低後高，發際線明顯，後發線呈“人”字型，面部方圓，耳貼頰部，個別彎眉，杏仁眼，鼻上須上翅，有的下須濃厚，有的無下須短脖。上著拖地裙，露足履，有的足履殘。手柱劍於胸前，左手外，右手內。劍有鞘為四竹節形，劍穗兩條。
石虎
古代傳說，有壹種叫罔象的怪獸，好食死人腦，而罔象畏虎及柏，故帝王陵上種植柏樹和列置石虎以鎮之，取祥瑞辟邪之義。
順陵石虎位於楊氏墓道兩側，現存四只老虎，分別列置在墓道兩側，西側石虎面東尾西，東側石虎面西尾東（2006年考古發掘所得，經修復後列置）。順陵石虎雕刻界於虎·獅之間，明顯是建墓時所列置，具有前唐時期的風格。石虎，像高1.55米，長1.45米，寬0.7米。前腿直立，後腿彎曲，北邊石虎左前腿有殘損，石座埋入地下。石虎雕刻生動，氣魄雄偉，繼承了南朝的石刻傳統，但造型更為逼真，風格更接近於現實主義。
石羊
石羊位於內城楊氏墓墓前兩側，現存四只。
東側南側石羊，頭西尾東。像高1.48米，長1.44米，寬0.68米；北側石羊為復制品。
西側二只羊，頭東尾西。西側南邊石羊，像高1.35米，長1.35米，寬0.68米；西側北邊石羊，像高1.45米，長1.5米，寬0.68米。三只石羊四肢曲，蹲於石座上，像與座為整塊石雕刻而成，石底座埋於地下。
三只石羊頭略上昂，羊角為綿羊角，從上向內盤卷。鼓眼，小鼻孔，閉嘴。體粗壯渾圓，小尾，前蹄跪，後蹄曲。這種綿羊非常兇猛，但對主人忠實溫順，置於墓前鎮墓避邪，守護墓冢。它的藝術價值不如外城石刻。
仗馬
唐代除高祖李淵獻陵外，從昭陵開始諸帝陵均置石馬，順陵同樣列置石馬。
順陵神道兩側未發現仗馬遺存，北門（玄武門）現存石馬四匹，其中兩匹為2006年考古發掘經修復後重新列置。原列置的完整石馬像高1.86米，長2.6米，寬0.86米。座長2.28米，寬0.9米。像與座為整塊石料雕成。石馬頭部小，雙耳殘，嘴部粗雕。飾韁，鬃毛垂脖兩邊。背配鞍、蹬。臀渾圓。四肢與蹄粗壯，粗尾與石座連為壹體。有控馬人痕跡，控馬人已失；原殘缺石馬，四肢殘，長2.5米，寬0.82米，殘高1.15米。頭部小，雙耳殘，嘴部粗雕。飾韁，鬃毛垂脖左邊。背配鞍、蹬。臀渾圓。前胸及後臀飾鑣12個。
順陵碑
歷史上的順陵陵園至少有過兩通石碑，壹通是鹹亨元年九月埋葬楊氏時“官為立碑”，由唐高宗親自撰寫碑文，後不知此碑散於何處，其形制規格和碑文內容今天已無法知道。
另壹通是長安二年（702年）制立的順陵碑，歷史上稱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此時楊氏已死了32年。該碑文由武三思撰文，唐睿宗李旦敕書寫碑，***4000多字。碑文字體方正，兼以篆隸，勁健有力，每字大壹寸五分，還采用了武則天新創造的文字16個。
順陵碑矗立了854年，碑高約6米，寬3.2米，刻文四五千字，加上碑首、碑座，通高在10米左右，超過了乾陵高宗《述聖紀碑》和武則天的“無字碑”，這在唐朝的皇親國戚陵墓中絕無僅有，令人惋惜的是這座絕世名碑於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年毀於關中大地震，斷為多節，後被人拿了去修砌渭河堤壩。清代之後，人們從河岸上發現了殘段，傳世***8塊，文字***18行，46字，這就是著名的“順陵殘碑”，為書法家所推崇的石刻珍品，今人只能從鹹陽博物館裏收藏的殘碑中領略順陵碑當年的風采。南門外有壹遺址，周圍有破碎磚瓦，應是碑毀亭塌後的廢墟。
順陵碑中使用的武則天所造的新字時間約為永昌元年（689年）4月至載初元年（690年）1月，由她授意或親擬，武承嗣主持，這些字唯有“曌”字使用至今，盡管有人認為順陵碑中的字含有“迷信、復古、愚民”等思想，但作為漢字，這些字不僅為研究武則天提供有力證據，而且在中國的文字發展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壹頁。 據文獻記載，武三思為楊氏陪葬。順陵附近曾出土武三思鎮墓石壹方，有“今陪順陵”等刻字，但武三思的墓迄今不知何處。據記載，武則天死後，武家王朝結束，李氏重新掌握國家大權後，將武承嗣的墓挖掘拋棺暴體泄憤，有可能武三思的墓遭到同樣的結果。原來認為楊氏墓西南處兩座古墓東側的墓為武三思的墓，1984年陜西省考古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墓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證實為李淵小女襄陽公主與附馬竇誕合葬墓。
襄陽公主與附馬竇誕的合葬墓和西側蘇君墓不是楊氏陪葬墓，只是先於楊氏葬入同地。但襄陽公主與附馬竇誕合墓在中國陵墓建築史上迄今為至唯壹的雙墓道合葬墓，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出土文物250余件。墓壁彩畫形象逼真，敷粉簡淡，於焦墨痕中施彩色，微分深淺，富有立體感。線描富有運動感，充分體現了盛唐時期的繪畫技藝。出土的墓門石刻，人物造型和纏技卷葉及怪獸紋，刀法流暢如行雲，黑底白線，滿幅的線條在壹定的規範中飛舞。墓頂星星月亮均由貝殼、珍珠、瑪瑙、玉石、水晶、琥珀和綠松石鑲成，甚為奇觀。襄陽公主與附馬竇誕合墓西側的蘇君墓，早年多次被盜。封土底徑30米左右，高約10米。1960年發掘為斜坡墓道七井雙室磚墓。墓道南向，長73米；在第三、四天井間，五、六天井間及前室內均為穹窿頂。墓道、甬道及前後室內均繪壁畫，內容有青龍、白虎、儀仗、侍從、列戟、星象等。出土儀仗、騎馬、妓樂等陶俑335件；陶瓷器數件；鎏金銅鎖、鑰匙、鎏金門飾、鐵鋪首數件；同出墓誌壹方（誌佚），蓋篆“大唐故蘇君之墓誌銘”九字。
順陵附近出土過武三思鎮墓石1方，有“今陪順陵”刻書。陵園西南有兩座土冢，東西並列。西面壹座已發掘，出土篆書、蘇府君墓誌銘蓋壹塊；東面壹座已塌陷，1984年出土《大唐故光祿大夫工部尚書使持節都荊州刺史駙馬都尉上柱國莘安公竇府君墓誌銘》壹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