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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的書信往來

從1949年開始,黃炎培親筆給毛書信壹百零幾封。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初年,有時候壹個月要寫兩三封。有的信洋洋幾千字,有的信則只有簡短的問候。

毛親筆給黃書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決策,有的則是寒暄問候;有的長達數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來中,有政見相同時的擁戴和好評,也有政見不同時的商榷;有壹般的友情致意,也有發自內心的感慨與流露;有率直的批評,也有婉轉的提示。如此等等,不壹而足。

毛澤東字潤之,黃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壹字之差。因此二人紙筆往來時,黃多稱毛為“潤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稱黃為“任之先生”、“任老”或“黃老”或“黃副總理”。應當說,即使到了“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年代,毛與黃無論在相見時,還是書信中都還是以禮相待、客氣相往的,多年的交誼還是保持了下來,未受某些政見不壹而中止,在那個年代也堪稱難能可貴。“文革”中還是學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澤東信函的價值,所以在母親姚維鈞受害致死後,我把它們收藏起來,以後無論下農村、上幹校,我都攜帶在身邊,不敢有半點閃失,直至“文革”結束後,呈交給中央有關部門。

毛澤東給黃炎培[1]的兩封信 (壹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壹任之先生:

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2]寫得極好,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民建的這壹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壹個政黨必不可少的。此致敬禮!

八月二十四日

二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民建辦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壹致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謹致祝賀!

八月二十六日

根據手稿刊印。

註釋:

[1]黃炎培,字任之,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人。當時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

[2]指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北平的發言人壹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表的駁斥美國白皮書的聲明《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系》的白皮書是為了掩蓋失敗,欺騙人民。白皮書所提的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好夢是做不成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壹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壹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兩位偉人的兩件趣事

黃炎培珍藏著壹部據說是王羲之真跡的書法作品,毛澤東借來壹閱,講好壹個月歸還。僅僅過了壹周,黃就打電話問是否看完,什麽時候歸還。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答復:到壹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壹個月催討,他們失信。誰失信都不好。又過了幾天,黃再打電話,毛澤東問:“任之先生,壹個月的氣妳也沈不住嗎?”到壹個月期滿,毛澤東讓人把書法小心用木板夾好送回,並嚴命當天零點必須送到。毛澤東對黃的提前“索債”之舉評價為:“不夠朋友夠英雄。”

■周期率”對話

1945年黃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講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壹事不用心,沒有壹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壹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壹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壹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說:“中***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壹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後,毛澤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調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壹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壹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金沖及:《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第719-720頁

這段對話也被稱為“窯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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