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叫“情報局”，其基本職能就應該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情報。但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表現似乎差強人意。遠的不說，它事先對洛克比空難、九三年的紐約世貿大廈爆炸案、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美軍艦在亞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這次“911事件”更被壹些美國人稱之為“情報工作的重大失誤”(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為什麽中央情報局會表現得如此糟糕呢？英國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輕女編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壹個有趣的解釋：也許它在忙些別的事。
那麽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麽呢？眾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戲之壹是推翻民選政府、扶持軍人政權：希臘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極右王朝 (1953年)、瓜地馬拉的殺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長槍黨 (1959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人政權 (1965年)、智利的皮諾切軍人政權 (1971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報局將曼德拉交給南非警察當局拘禁)……身後都有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就連現在讓美國人恨得牙癢癢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報局壹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將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戰績”壹壹列舉，清單會很長。它的確夠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報局還在忙另壹些見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對此也許比誰都清楚，因為她經過數年研究剛剛出版了壹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 《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書大概都會得出壹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對此結論，冷戰設計者之壹喬治-坎南 (George Kennan)並不諱言，不過他情願用個好聽壹點的詞“文化部“。他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根據《文化冷戰》披露的材料，恐怕還是將中央情報局叫做美國的“宣傳部”更貼切壹些。
美國表面上反對搞宣傳，實際上搞起宣傳來比誰都更重視、更來勁、更在行、更不擇手段。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對 “宣傳”作出了如下定義：“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籲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對外，宣傳是心理戰的壹部分，而心理戰的定義是 “壹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它非戰鬥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它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於本國目標的實現”。簡而言之，宣傳和心理戰的目的是為了爭奪人的心與腦，其重要性 “與空軍壹樣不可或缺”。
美國搞宣傳的最大特點是千方百計掩蓋其宣傳行為，使之成為“看不見的宣傳”(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戰專家 Richard Crossman 說得很清楚，“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象從未進行過壹樣”。最好的宣傳應該能“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妳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只要能做到這壹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 和欺騙都是允許的。
《文化冷戰》講的是在1947-1967年間的故事，其場景設在美國和歐洲，主角是壹個叫做“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組織。“文化自由大會”成立於1950年，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 (包括“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雇有幾十位全職工作人員，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二十多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並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表面看來，“文化自由大會”是壹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它不過是個沒有什麽自由的傀儡；其幕後操縱者正是中央情報局。[1] 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材料和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慎密的方式證明了這壹點。
不過，此書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並不在於證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角色，而在於它揭示了美式宣傳機器特有的運作方式。
宣傳的目的
中央情報局宣傳的目的有二：壹方面是反***，壹方面是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前壹個目的比較好理解，畢竟當時是冷戰時期。為什麽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也那麽重要呢？原來，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美國只是壹個經濟上的暴發戶，完全沒有文化底蘊。另外，美國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也在歐洲引起普遍反感。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光有錢、有堅船厲炮是不夠的，還得樹立文明、正義的形象。在世界範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因此變成美國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國培養出壹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輿論和政策制定。
宣傳的重點對象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宣傳重點是放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身上。壹般人可能會認為，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其它地方壹定也會把工作重點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實不然，中央情報局很會審時度勢。在戰後歐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對象是有幻滅感、挫折感的非***左翼知識分子 (the “non-communist left”)，尤其是那些壹度加入***產主義運動的人，如法國作家馬爾羅 (Andre Malraux), 法國社會理論家阿隆 (Raymond Aron),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意大利作家斯隆 (Ignazio Silone), 英國詩人、批評家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美國哲學家胡克 (Sidney Hook), 美國作家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 美國政論家克裏斯托 (Irving Kristol) 等。中央情報局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於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合流，歐洲的右派們在戰後聲名狼藉；與他們合作搞宣傳效果只會適當其反。與***產主義抗衡，最有效的辦法末過於讓那些從***產主義陣營脫隊出來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用與中央情報局過從密切的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的話來說，這些人是“抵禦極權主義的最佳屏障”。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地的知識精英，這樣做有利於掩蓋美國的黑手，制造出壹切源於本地的假象。
宣傳的方式
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手法十分靈活，不象***產黨國家的宣傳那麽生硬、呆板。這裏僅據幾個例子。《動物農莊》是反***電影的代表作，而這部片子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導演和資助的。壹九五零年，喬治-奧威爾死後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的問題。獲得電影權後，中央情報局找到願意為它當幌子的制片人，並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制片人的帳戶，於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制三十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幹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的信息，因為它既批判了***產主義的“豬”，也批判了資本主義的“人”。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壹部小說《1984》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壹切專制政府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並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產主義的醜化。盡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1984》作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制作的電影《1984》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1984》於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並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達藝術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銷。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麽可以用來作反***武器呢？我們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象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正好可以用來對抗***產主義。壹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後解釋道：“這是壹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系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壹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富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壹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於準備周全，“抽象表達藝術展”十分轟動，並在藝術界形成了壹個強勁的新流派。事後，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達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由於經費充足，中央情報局搞起宣傳來幾乎無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壹例外”。為了滲透這些領域，中央情報局很善於借用在這些領域通行的壹些運作方式，包括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大運作全力以赴，小把戲也是中央情報局的擅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十分嚴重，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進步力量的強烈批評。為了洗刷美國的劣跡，中央情報局特意安排了壹些黑人藝術家赴歐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絕的是，它買通好萊塢的壹些導演，在電影中將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刻意拔高，試圖給觀眾造成美國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刊物上，並不是完全輿論壹律。對美國不關痛癢的小罵、小調侃時不時會出現壹些，這樣才能顯現出其“超然”的立場。但把關人絕對不允許違背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曝光。例如多維特-麥克唐納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撞擊》(Encounter) 雜誌寫了壹篇題為 “美國，美國”的文章，其中批評了美國的庸俗的大眾文化，粗鄙的物質享受主義。這樣的文章顯然與美國宣揚的所謂“美國價值觀”相抵觸。盡管麥克唐納與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過從密切，他的文章還是遭到了封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