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鑒定僅僅憑借肉眼與經驗識別，其可靠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存在困難並很難形成說服力，尤其是在拍賣現場或研討會上;行業內都通過輔助性的便攜式視頻顯微鏡來進行現場識別! 如Anyty的MSA200\WM401TV等顯微鏡識別可把微小的東西放大，在100-200倍率左右就可很清晰看到宣紙的材質、墨跡的深淺、印章的細節、力度等信息，在顯微鏡下壹目了然，有經驗的古畫、字畫愛好者，根據這些信息，就可判斷字畫的年代、出入及真偽。
也因便攜式視頻數碼顯微鏡的分享性比較強，適用於現場（拍賣會、客戶現場、朋友間的分享）;又可實時拍照攝像，可進行對比存儲;且便攜式數碼顯微鏡壹般都有對比及測量功能，是輔助書畫的鑒定分析必備工具。
書畫家的字號、籍貫和生卒時間
掌握書畫家的字號、籍貫和生卒時間，對於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那麽，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詠》冊，《石渠寶笈》卷三之十六著錄，款雲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後壹日，沈度書於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歲。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又如：明代姚綬癸《三清圖》軸，清代方?頤《夢園書畫錄》卷八之十五著錄，款雲三清圖，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雲東逸史公綬。考姚綬永樂二十壹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歲。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系，所以就必須盡可能多掌握它。
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真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第壹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例如：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壹定的藝術水平，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籍貫、生卒時間、藝術專長和主要活動了。這樣的例子是相當多的。
又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於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卒於元代元貞元年乙未（1295），97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壹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同誌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於景定五年至鹹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我們根據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來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時年65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壹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記載為生於元皇慶元年壬子（1312），天歷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也就是說，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這樣，問題就出來了，人雖有天份，大哪有18歲就任奎章閣鑒書博士 鈐的呢？顯然，這壹記載是錯誤的。那麽柯思九的生年應該是哪壹年呢？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誅蚊賦》卷，後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其中壹方印為唯庚寅吾以降，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考元代有兩個庚寅年，其壹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壹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前壹個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歷二年己巳時任奎章閣鑒書博士已經虛齡40了。
再如：關於石濤的生卒時間，過去壹直有不同的說法，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和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均記載為：生於明代崇禎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山水》冊上石濤自題七絕雲：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獨往，壹身禪病冷如冰。庚午長安寫此。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六十自濤詩》雲：庚辰除夜抱屙，觸之忽慟慟，非壹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軀，今周花甲……後接七言詩，其中有……白頭懵懂話難前，花甲之年謝上天……。我們根據這兩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於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取的是整數，按壹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看到石濤《花卉》冊十開壹本，其中畫蘭花的壹開自題詩雲：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未高，悔不從前多食肉。又畫芍藥的壹頁末識雲：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按丁秋即丁醜，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 歷代帝王年號、天幹地支方面的常識，對於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年並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壹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後就沒有改元，直到下壹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壹個月也被算成壹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壹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中國傳統書畫的作者，大都具有相當深邃的文學造詣，有不少書畫家，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他們的所寫所繪，往往與文學有相當的關聯。有壹些書畫家喜歡寫自己的文章或詩詞，而另外的壹些書畫家幾喜歡寫古人或別人的詩詞文章；有些畫家喜歡臨摹古畫，或是古人詩意，並在其上題寫古人的詩句，而另外壹些畫家則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自己的所作的詩。這種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書畫家本人的喜歡和購買者的所求而決定的。只有後代人寫出前代人的詩詞文章，而前代人是決不可能寫出後代人的詩詞文章來的。如果發現了前代人寫了後代人的詩詞文章的話，可以肯定這件東西是偽造的。例如：晉代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尾紙上虞集的題詩就是後人偽造的，抄的是倪瓚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題衛九鼎《洛神賦圖》卷上的詩。倪詩原文為淩波微步襪生塵，誰見當時窈窕身，能賦已輸曹子建，善圖惟數衛山人。因為顧愷之是無錫人，所以作偽者倪詩中衛山人的衛字改成錫山的錫了。考虞集宋鹹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寫出倪瓚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題詩呢？如果我們對古詩文不熟悉的話，像這樣的問題是看不出來的。
在書畫鑒定中，還常常用避諱分為避朝諱（避當皇帝及先帝的名字）與避家諱（避作者家中長輩或祖先的名字）兩種。在鑒定學中，避朝諱比比較容易掌握，避家諱就比較難以掌握了。避諱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壹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缺寫壹筆（多為最後壹筆），另壹種是將避諱的字換個意思相盡的替代字，還有壹種是將要避諱的字空格不寫。例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所以這壹點就被忽略過去，該卷本幅確為宋紙，並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我們就初步定為黃庭堅真跡。後來又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而避諱）。考黃庭堅寧四年（1105）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還有21年，決不可能有未蔔先知預算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
又如南宋趙?（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書千字文》卷，將文內玄字改成元、殷字改成商、樹字改成竹、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寫最後壹筆、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齊、匡字改成輔、桓字改成泰、紈字改成團、丸字改成彈、朗字改成晃、懸字改成遷。***計改寫了14個字，都是宋諱。玄、懸、朗避趙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貞避仁宗名禎，樹避英宗名曙，讓避英宗生父名允讓，桓、紈、丸避欽宗名桓。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壹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後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最後壹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於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於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麽，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當然，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首先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如果見到壹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律的，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後的，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律，就有問題了。
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壹般的情況，此外，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貼》卷中，前後有兩個殷字，壹個缺壹筆，另壹個就不缺。這就要根據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
同時，對於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壹成不變地對待，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例如經過鑒定確為南宋趙高宗所書的《臨古二體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文內的字均避唐諱（諸如淵、世、民等字均被避諱），而沒有壹個字是避宋諱的。
總之，避諱的問題是復雜的，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要依據不同的條件，靈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