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恢復與發展農業經濟的政績中，楊吳及南唐對江淮的經營是濃重的壹筆。唐末兵燹使淮南成為重災區，揚州被壞尤為慘烈。昔日繁華都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吳世家》)不僅城中，“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圜輻數百裏，人煙斷絕”。 宋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勸農桑》亦雲：“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壹頃稅錢二貫壹百文，中田壹頃稅錢壹貫八百，下田壹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壹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阻之，為虧損官錢，為數不少。齊丘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 升元年間對丹陽練湖的整修，更是壹項重大工程，向為水利史所重。練湖始開於西晉，東晉時成為江南地區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陽，金壇，延陵等縣萬頃良田；唐代，練湖開始對江南運河進行水量補給，唐末兵亂之後，練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幾無灌溉之力。丹陽縣令呂延楨主持疏浚整治練湖工程，“築塞環岸，疏鑿鬥門”，使練湖恢復了水利功能。多雨時節，可汲納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圍諸縣，又灌註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 從地域政治上看，江蘇東部當時處於吳越國統治範圍，但吳越對今江蘇太湖地區的水利整修，得益於南唐與之***同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壹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間接使然，值得壹提。時吳越於重要水利工程處置“撩淺軍”，“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壹路徑下吳淞江，壹路自急水港上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
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著我國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光州、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
茶葉的生產以光州、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於當時。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為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為“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為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為“淮南茶，光州上”，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為貢品。常州刺史李棲筠采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為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為名茶，後隨著產茶區域的南移，產於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為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於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余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當然，單壹敘述農業的表現是缺少學術意義的，上述內容旨在揭示，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於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壹要項。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誌我國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鄭學檬先生在1985年發表的《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壹文裏指出，我國古代北方自商鞅變法開始，基本實行耕戰政策，所謂“足兵足食”是也。因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糧食需求大，政府的賦稅政策決定了北方農業以種糧為綱。南方各國由於缺少北方以糧為綱的傳統，不象北方有那麽多的官兵，同時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極易種植經濟作物，多種經營條件好。所以，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壹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較高的平臺。從此，江蘇區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為突破口，漸漸拉開架勢，向著新的紀元前進。 據馮夢龍《太平廣記鈔》載，三國孫權夫人趙氏能夠織出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南朝劉宋時期，劉裕遷洛陽錦工於建康，設“鬥場錦署”專事錦緞生產，金陵織錦工藝自此發軔。楊吳時以紡織品輸稅，極大地刺激了紡織品生產，及至南唐，盛況空前。潤州的方紋綾，水波綾，技術高超。民間機杼普及，織工無數。不少人技術過人，不僅在南唐境內做工，而且在鄰國也有分布。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三百余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鏐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備王》) 以平息叛亂。南唐官府裏設有作坊，品種眾多，數量也很大。“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可見國庫藏量之巨。對封官的獎賞，也多獎勵帛品。監察禦史張憲上書，李煜“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後主詞是南唐宮廷生活的寫照，在他的作品裏，紅羅綠錦之類的美詞艷句俯拾皆是，譬如“紅錦地衣隨步皺”(《浣溪沙》)，“繡床斜憑嬌無那”(《壹斛珠》)，“淡淡衫兒薄薄羅”(《長相思》)等，讀來十分可人。而“珊枕膩，錦衾寒”(《更漏子》)，“羅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臨江仙》)之類，則有些傷感了。李煜“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冪其壁，以白銀釘玳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為月宮天河之狀。”如此奢侈的背後，是以盛大的紡織基礎作為支撐的。由於紡織業的發展，染色技術也有了改進。李煜宮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這種若有若無，近乎青綠色的染色在當時享有聲譽，建康市內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後人對“天水碧”多有贊譽，就連狀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見慣的美辭。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聞鵲喜·吳山觀濤》：“天水碧，染就壹江秋色，鰲戴雪山龍起蜇，快風吹海立。數點煙鬟青滴，壹杼霞綃紅濕，白鳥明邊帆影直，隔江聞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來的意境自是不同凡響。紡織業不僅是壹種手工業品種，而且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質基礎。南唐升元三年(939)詔書規定，“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紀》)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絲帛，可見南唐絲織品的富余存量。
淮南揚州和楚州是我國古代主要的鹽業產地，揚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鹽城，漣水產量最大。尤其是揚州，地處南北通衢，自古鹽商巨富雲集，為全國鹽業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揚壹益二”的說法。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早在漢代，吳王劉濞就開邗溝，自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臯磻溪，專煮海為利，鑿河通運海鹽而已。楊吳與南唐立國後，以鹽業為重要資本，制鹽業成為江淮社會經濟的大宗。楊吳在泰州設置海陵制置院，民戶田賦，規定每正苗壹斛，加收三鬥，官給鹽壹升，謂之“鹽米”。南唐升元元年(937)，南唐又改置泰州，置海陵監，加強了對鹽業的管理。又在楚州設置鹽城監，“管鹽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統壹，鹽城“歲鬻四十壹萬七千余石，泰州海陵鹽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余石。”淮南鹽利在南唐統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周南征取得南唐數州後，南唐鹽場盡失，經濟遭到沈重阻遏。李璟上表稱願意“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周世宗“不許”，但是，為了進壹步控制南唐，同意“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 從此，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制南唐的壹個經濟籌碼。
楊吳與南唐地處江淮水鄉，湖泊縱橫，造船業十分發達。早在隋唐時期，今淮安就是沿淮的造船基地，隋文帝從淮浦修造的船艦，沿淮入汴；唐太宗討伐高麗，亦在江淮建造大型戰船數百艘。揚州境內的揚子造船廠是唐代大型造船基地，劉晏主持漕運時，根據黃河，長江，淮水和汴水的不同水文特性，建造各種相適應的船只，投入運輸。唐朝後期，官府的造船業由於管理不力漸漸萎縮。楊吳與南唐時期，揚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設置造船工場，建造各類船只。造船業興旺的原因有這樣幾個：壹是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瀕江臨淮的地理環境，使生活視野漸漸開闊的人們擴大了生活範圍，商品經濟萌芽後，日常商旅貿易，生產生活需要船只開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與契丹進行海上貿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契丹“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交易規模如此之大，若在陸路阻斷的情況下，需要怎樣的船只運輸 可以推知；二是隨著漕運特別是鹽業的發展，造船業重新出現興盛的局面，沿海鹽場的成品鹽，都要輸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選的運輸器具；三是出於戰事的需要，直接促使楊吳與南唐造船業興旺起來。先是楊吳與吳越以太湖中心線為界，進行長期拉鋸式的戰爭，在長江的狼山江面，太湖水域，雙方都投入大量水軍，戰狀慘烈。後是後周在大梁設立造船基地，南唐面臨戰爭威脅，加緊了造船競賽，既能建造碩大無比的戰船巨艦，又能建造短小靈敏的偵察輕舟。從周顯德三年(956)到顯德五年，雙方水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較量，從文獻裏屢見不鮮的“皮船”，“橐船”等名稱裏，可以想見當時雙方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四是出於外交航海的需要。由於南北交通的阻斷，南唐不得不尋求向外發展。譬如南唐與契丹交好，就是為了對付中原政權開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於軍事考慮從占城進口“猛火油”，再將此油運送到契丹，沒有巨大的運輸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還與新羅，高麗，大食等國家保持聯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術做保證。
澄心堂紙是五代時期的名紙之壹。五代南唐後主擅寫詩詞，喜歡收藏書籍和紙張，為此將金陵官府的壹幢房子命名為澄心堂，作為作詩藏書之地。南唐後主還特地令四川造紙工匠來到澄心堂，仿照蜀紙制成壹種質地優良的新紙，並命名為“澄心堂紙”。因為澄心堂紙的質量非常好，以至壹紙值百金，是紙品中的佼佼者。此後宋朝、清朝也都學習南唐的技術，生產並使用了這種紙。
江蘇地區瀕江臨海的優勢，使楊吳與南唐統治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十分濃重的區域色彩，又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宜興歸逕壹帶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窯址，反映江南壹帶的制瓷業，無論胎質，釉色，造型還是文飾，都別具壹格。南唐揚州蜀崗茶，常州紫筍茶聞名於世，由於茶葉生產的發展，制茶業在南唐興盛起來，南唐僅官府就有茶葉坊38處之多，專門生產高級茶品，供皇家和貴族使用。民間制茶作坊更多，境內私茶作坊有1000多處。南唐的造紙業中心在皖南，但據《江南通誌》記載，當時六合縣曾設立“紙務”，今六合浮橋南壹帶尚呼為“紙房”。由於李煜鐘好宣紙，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專門機構造澄心堂紙亦是可能的。有人從民間傳說考證，宣紙中的“白鹿”品種，就是在南京制造的，這種紙即是為了紀念壹位從宣城到金陵造紙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揚州，潤州的金銀器和銅器制造堪稱典範，據傳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達六尺金蓮，令宮女窅娘立於蓮上，纏足翩翩而舞。 南唐商業出現的新特點，應當引起學界的註意。五代十國是壹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裏，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征收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結果是，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壹功能的轉換，對於我國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於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第壹，楊吳和南唐的商業活動使它們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國用所需的物質條件，充實了國力，提升了政治影響力，使南唐成為能與中原抗衡並有可能統壹全國的南方政權。
楊吳和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壹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劃淮水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西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南唐伐閩之役，“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 開寶四年(971)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後，“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卷5，《後主書第五》) 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p323)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裏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占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占城國獻馴象”；(卷873)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這個海國是哪個國家，語焉不詳。鄒勁風認為，壹些海外商人為提高自己身份，以獲得更多商業利益，常自稱為某國使臣，這些所謂海國進象，很有可能是當時中外民間貿易的壹種形式。(p188) 從《江南余載》的記事風格來看，有壹定道理。
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說“於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豐采”，並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不僅成為能夠與中原抗衡，還有相當的實力進而實現全國的重新統壹。後來的五代十國史，實際上就是壹部南唐國與中原的對抗史。
第二，楊吳與南唐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我國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實質性南漸和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早期基礎。
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於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脫胎換骨。不能說南唐完成了這個使命，它的努力也遠遠不夠，但它開始了這個蛻變，使江南城市在背負著沈重封建義務的背景下沿著近代化的道路緩緩潛行，我們不用去探討這些城市的形成過程和城市形制，也無須去論證商品種類如何增加等常見要素，而有必要從另外特定的角度去壹窺“近代化”已經在南唐萌芽的事實：
壹是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唐代大城市實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鄭文寶在《南唐近事》中曾經提及的“雞行”，是南唐的鬧市區，宋〈慶元建康續誌〉說此地“自昔為繁富之地，南唐放進士榜於此”。又雲，“戚氏《續誌》雲銀行，今金陵坊銀行街，物貨所集。花行，今層樓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這些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制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著交換量的增加，壹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潤州緊臨長江，南唐有詩贊金山江面：“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卷上) 江邊有市，顯而易見是為了適應江上往來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經不受到固定地點交易的限制。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卷279，《後唐紀八》) 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溫的批評。這同時說明，由於利潤豐厚，象周宗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象徐家這樣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應是大勢所趨。不但城市裏商業繁榮，農村裏也商機多多。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臯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卷111，《地理表》) 說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壹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鄭學檬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場”的概念，指出，這是形成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的基礎。除了空間的擴大，交易時間的變化也值得註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現，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潤州的江市詩就是夜宿金山時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壹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 元老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於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商旅的計謀。(卷上) 大商人的囤積居奇，壹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裏購得絹品以充貢物。宋滅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閣避難的盡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與士大夫比肩於南唐的社會生活中，並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敗而告終。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質上是商品經濟萌芽的積極表現，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過程中出現的新氣象。雖記載無多，但我們還是能從有限的文字裏捕捉到了這壹訊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費群體的出現，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為商品經濟進壹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著南唐在金陵建都，隨著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壹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經濟能力雄厚，其生活狀態影響著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人董逌《廣川書跋》雲：“江南當五代時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壹方。”宋初王禹偁也說，“於時宦遊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壹郡，殿壹邦，必留其宗屬子孫，占籍於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卷30，《柳府君墓碣銘》) 南唐正是這樣，象韓熙載，盧文進，江文蔚，高越等，盡為北人，家眷人等動輒以百計。吳越兵臨潤州城下時，守將劉澄與馳援的盧絳有隙，盧絳對壹裨將殺之未決，劉澄意在投降，乘機要裨將先出，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劉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卷27，《叛臣傳第二十四》) 主帥與裨將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數眾多，推而論之，整個金陵應在壹個不小的數字。南唐重科舉，境內舉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長期滯留，成為又壹個消費群體。盧江人伍喬，來金陵參加春試，“是歲同試數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時隨計金陵”，得到韓熙載的賞識；泉州人康仁傑，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賁“五舉猶為白丁”；而邱旭“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視書畫藝術，我國最早的畫院就出現在南唐，顧閎中，周文矩，徐熙，衛賢，王齊翰等壹大批畫家，活躍在畫壇，他們與馮延巳等文豪才子組成了龐大的文人群體，這些人與官僚，貴族，富商聚居壹處，使金陵平添了別樣的脂粉繁華之氣。壹部分需要縱情聲色犬馬的消費者，則使唐代就已時興的藝伎隊伍不斷壯大，她們既是壹種行業 ，更是壹個消費階層。《韓熙載夜宴圖》中的王屋山就是當時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卷下) 過去我們常常孤立地看待這些對象，將上述人等的風流倜儻視作另類，其實，他們的生活狀態正是那個時代商品化的客觀反映，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臺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唐宋之交社會轉型的實質，政治上是民主意識的萌芽，經濟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誌，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後，要住房，建築木工就出現在坊中；道路要清掃，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與河道的保養人員；城市範圍大了，路途遙遠需要車船，就有了腳夫和船家；有人求佛問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禍福，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卷24，《方術傳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樓眾多聞於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飲食業的盛況。南唐講究美食，僅李昪“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等。由於士大夫蜂擁南下，面點食品推陳出新，花樣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餅可以映字作勸盞，面能穿結帶，就連混沌湯也能註入硯中，堪稱神奇。服務行業進壹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有叫周則的，年輕時以制傘為生，李煜嘗問及此事，答曰：“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我們還可以從貨幣的演化等方面進壹步探討南唐商業的發展問題。如史家多對南唐鑄造鐵錢持批評態度，以為窮途潦倒的體現，其實，為了適應交換需要，南唐在貨幣方面的成績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創新意識，如“對錢”，就是貨幣文化寶庫裏的壹朵奇葩，在北宋盛極壹時。當然，南唐處於唐宋之交的過渡帶上，在許多方面仍處於初步的階段。但它帶給我們的信息是新鮮的，它在眾多方面的建樹還有待於我們去發掘，並用壹顆平常的心態去研究，評論它，特別是它在江蘇區域經濟乃至我國經濟與文化南移的過程中，對於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當有壹個全新的定論。 繪畫五代十國的著名畫家有後梁的荊浩、關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後蜀的黃筌等人。荊浩擅長畫崇山峻嶺，關仝師承荊浩而有發展，擅長畫關河之勢，兩人並稱為“荊、關”，是五代時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壹。董源、巨然擅用或濃或淡的水墨描繪江南景色，兩人並稱為“董、巨”，是五代北宋時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壹。黃筌擅畫宮廷的珍禽異卉，徐熙擅畫江湖上的水鳥汀花，兩人並稱為“黃、徐”，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的諺語，形容兩人作品的不同風格。此外，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亦為傳世的藝術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