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國幹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壹年的歷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疊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潮，又攪合在壹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壹幕幕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場面。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三種紀年代表著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爭。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裏，大順政權憑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陜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內，並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壹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面。
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當時，明朝殘余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禎年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歷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於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內部的事。換句話說，歷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南明史的開端並不完全準確。
綜觀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國形勢，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順政權和大西軍是農民起義中形成的新興勢力，他們同明帝國壹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區別是明朝殘余勢力控制的地區內繼續維護著官紳地主的封建統治，而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領導人雖然已經有明顯的蛻化傾向，但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他們實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擊官紳地主、保護農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順軍所向無敵，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這壹廣袤地區的百姓欣喜若狂，歡迎恐後。連官紳地主除了極少數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絕大多數都認為明朝氣數已盡，轉而寄希望於大順政權。
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壹直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這是不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陜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歷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盡管其中有的人爭先投靠，希冀躋身於新興的大順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雖心懷疑懼，但為形勢所迫而隨大流。總之，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漢族官紳中的大批文官武將都以投靠大順政權為惟壹出路，而不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的壹個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權。顧炎武《日知錄》中有壹段話很值得註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①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紮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勛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壹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系；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這就是甲申之春漢族軍民官紳的心理狀態。正因為如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裏“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壹派望風歸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征稅，於是引領西望”②；京師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③。崇禎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記，“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
①。大順軍占領北京時，不僅“百姓歡迎”
②，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
③。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壹統也。”
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
⑤北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⑥。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壹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府大門已關閉，壹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⑦
。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勉強被錄用⑧。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壹間小房裏，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劉澤清致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②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袞面前的壹場爭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內院大學士馮銓是明朝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禦史”。多爾袞問此事實否？龔說：“實。豈止鼎孳壹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征亦曾歸順唐太宗。”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壹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袞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③。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壹帶④。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壹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接管。
①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② 戴延栻《半可集》卷壹，《蔡忠襄公傳略》。③ 劉尚友《定思小紀》。
① 熊開元《魚山剩稿》卷壹，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壹月二十二日疏。
② 查繼佐《國壽錄》卷壹，《左中允劉理順傳》。
③ 談遷《國榷》卷壹百壹。
④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⑤ 《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壹無勝著”等事疏。⑥ 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⑦ 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⑧ 張正聲《二素紀事》。
①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② 《明清史料》丙編，第壹本，九十二頁。
③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④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誌》卷二，《封域誌·紀事》。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歷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壹全國的機會。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擺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壹匡天下的目的。這壹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壹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崇禎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避免重蹈崇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系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確的對策。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就財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產和對官紳追贓助餉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歷史的必要性。占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系密切的宗室、國戚、勛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產，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只要采取這壹措施，就足以贏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壹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將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學術界有壹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壹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年在襄陽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號。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壹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並不是免征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確的。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敗退回西安以前，在廣袤的地區內都是以追贓助餉代替按田畝計征的賦稅。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①。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②。高陽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③。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④。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⑤。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⑥。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將領郭升“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踵，相望於道”⑦。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被掠者以萬歷來科目為斷，計三十余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絳、紅繡鞋之名”⑧。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①。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②。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壹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壹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壹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賦稅的記載。某些文獻由於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壹下其內容，不難發現所“征”得的銀、糧壹般都是整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畝計征的賦稅不可能是整數，只有追贓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壹種是征發制造軍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鋼鐵等，也不能說是正規的賦稅制度。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餉政策的革命性，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即位稱帝，大將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處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壹方面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