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字的風氣是在漢代開始形成的﹐漢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主要有3種。壹種是先秦銅器的銘文﹐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裏說﹐各地“往往於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西漢張敞“好古文字”﹐宣帝時美陽(今陜西扶風)出土古銅鼎﹐他曾釋讀其銘文﹐事見《漢書?郊祀誌 下》。壹種是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的字書《史籀篇》的抄本﹐漢代人所說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體屬於大篆﹐壹種是所謂古文經﹐即秦始皇焚書時被藏匿起來的壹些儒家經籍抄本﹐如漢初張蒼所獻的《春秋左氏傳》﹐漢景帝時魯恭王在孔子故宅墻壁裏得到的《尚書》﹑《禮》﹑《論語》等書。這些經籍抄本的字體既不是隸書﹐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漢代人多稱之為古文。推崇古文經的經學家如許慎等人﹐認為這種字體比籀文還要早。但是據後人研究﹐所謂古文其實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以東各國)的文字。漢代推崇古文經的那壹派經學家﹐後人稱為古文學家。另壹派經學家﹐反對古文經﹐只相信世代相傳的本子﹐後人稱為今文學家。古文學家為了讀通古文經﹐必須從文字學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時是文字學家。他們進行了收集古文並把古文跟當時使用的文字相對照的工作﹐有些人還進壹步對漢字的構造進行了理論上的研究。《漢書?藝文誌》著錄的《古今字》和《隋書?經籍誌》等著錄的後漢衛敬仲(即衛宏)撰的《古文官書》等書﹐是前壹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說的建立是後壹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壹詞最早見於屬於古文經系統的《周禮》。不過據近人研究﹐把六書解釋為“造字之本”﹐大概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創造。公元 1世紀末﹐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為古文學家對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總結。
《說文》收字的體例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為主﹐同時收入壹些寫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釋文字的時候﹐許慎依據六書理論﹐盡可能結合字形指出字的本義。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為古文字的傳統文字學的觀點來看﹐許慎的工作也是帶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質的。可惜許慎等古文學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時代都比較晚。在當時雖然古銅器銘文已經受到了有些人的註意﹐但是蒐集﹑研究這種資料的風氣卻還沒有形成﹐學者們很難加以利用。《說文》敘提到了鼎彜上的“古文”﹐但是書中所收的古文看來全都出自古文經﹐實際上只是戰國時代的文字。籀文的時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許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屢經傳抄的本子﹐有些字形顯然已經訛變。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義。因此許慎對古文字的發展過程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對字形的解釋和所指出的本義也往往不可信。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缺點是很難避免的。 從魏晉壹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沒有很大的進展。這壹時期最受重視的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學家所說的那種古文。曹魏正始年間將古文學家傳授的《尚書》和《春秋》刻石立於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寫刻。這就是所謂三體石經。晉武帝鹹寧五年(279﹐或謂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壹個被盜掘的戰國後期魏國大墓裏發現了大量竹簡書﹐***有75卷﹐10餘萬字﹐字體跟古文經相類。這就是所謂汲冢古文。這批竹書被收入官府﹐先後由荀勗﹑和嶠﹑衛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寫定為今文。竹書原本早已不存﹐寫定之本除《穆天子傳》外也都已亡佚。據史書記載﹐南北朝時也間有古文簡冊發現﹐但是其內容壹點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從魏晉到宋初這段時期裏﹐仍有人繼續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還有人用古文刻寫碑碣或偽造典籍古本。他們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據﹐有的則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據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古文資料編成古文的字匯﹐名為《汗簡》。稍後的夏竦(985～1051)編《古文四聲韻》(1044)﹐材料來源跟《汗簡》基本相同﹐不過《汗簡》是按部首編排的﹐夏書則是按韻編排的。這兩部書雖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還是有根據的﹐是現代人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郭﹑夏之後﹐古文之學就逐漸衰微了。
在這壹時期裏﹐有銘文的古銅器也時有發現﹐可惜仍然沒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風氣﹐唐初在天興縣(今陜西鳳翔)發現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對石鼓文很重視﹐講字體﹑書法時往往提到它。由於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較接近﹐當時人多附會為周宣王太史籀所書。秦始皇巡行天下時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視。南北朝時石經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傳。
唐代篆文書法家李陽冰曾整理過《說文》。他根據秦刻石改了《說文》的壹些篆形﹐如改(欠)為等﹐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李陽冰擅改古書是不對的﹐但是他根據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文字資料糾正《說文》﹐這卻是值得重視的。他解釋字形也時出己見﹐雖多荒謬﹐但也間有可取之處。例如許慎解釋“木”字說:“從﹐下象其根”﹐他則認為整個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古文字研究出現了壹個高潮。真宗鹹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陜西乾縣)所獻“史信父甗”﹐這是宋人研究古銅器銘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錄﹑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日盛﹐南宋時﹐關中﹑中原等發現古銅器的主要地區先後為金﹑元占據﹐蒐集新出土銅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由於北宋學風的影響﹐南宋前期著錄﹑研究金文的風氣仍相當興盛﹐到後期就衰落了。
宋代學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北宋的楊元明(南仲)﹑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1046～1092)﹑趙明誠(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編了不少古銅器和銘文的著錄書﹐流傳至今的有呂大臨《考古圖》(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圖錄》﹑南宋趙九成《續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法帖》(1144)﹑王俅《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前3種兼錄器形和銘文﹐後3種單錄銘文。呂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壹部金文字匯(或謂此書為趙九成所編﹐似非)。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薛尚功撰《廣鐘鼎篆韻》﹐材料較呂書增多﹐但皆已亡佚(王書實際上還保存在元代楊的《增廣鐘鼎篆韻》裏)。
殷周金文是學者們最早接觸到的早於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學者對金文的蒐集﹑著錄和研究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較古的金文已經認識到“造書之初”象形之字“純作畫像”﹐“後世彌文﹐漸更筆劃以便於書”(《考古圖》 4?26上)。《考古圖釋文》的序對金文形體上的某些特點(如筆劃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壹等)以及辨釋金文的方法作了簡明的概括﹐也很值得註意。宋人正確釋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較容易認識的。不過他們有時也有很好的見解﹐如楊南仲釋晉姜鼎銘文﹐疑“”為“旂”字﹐讀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學名家吳大澄﹑羅振玉等人以“”為“祈”之本字的說法確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繼續受到重視。南宋前期的鄭樵創石鼓文為秦篆之說﹐認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後始皇以前的刻石。時代稍後的鞏豐認為是秦襄公至獻公時的刻石。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壹個很大的進步。北宋時還發現了戰國時秦王詛咒楚王於神的刻石﹐即所謂詛楚文﹐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書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學的影響。鄭樵《通誌?六書略》對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釋明顯勝過《說文》。例如 《說文》說“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書略》則認為“象足趾”﹔《說文》說“步”字“從止﹑相背”﹐《六書略》則認為“象二趾相前後”﹔《說文》說“立”字“從大立壹之上”﹐《六書略》則認為“像人立地之上”﹔《說文》說“走”字“從夭﹑止﹐夭者屈也”(從段註本)﹐《六書略》則說“夭”“像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壹般都看作會意字﹐《六書略》卻收在象形類裏﹐鄭樵對金石文字頗有研究(《通誌》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類見解﹐顯然是由於受了金石文字中較古字形的啟發。宋元間的戴侗作《六書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於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不過戴氏說字頗有獨到之處﹐這也是後人所承認的。如他認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從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見解。 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時期﹐金石學方面值得壹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錄古印的工作。這項工作宋人就開始做了。但是宋元時代的古印譜大都已經亡佚﹐流傳下來的如《說郛》所收的《漢晉印音圖譜》﹐資料貧乏﹐用處不大。明人所編古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1571)﹐內容比較豐富﹐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在這壹時期裏﹐古文字字匯繼續有人編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據前人之書輾轉摹錄﹐沒有多大參考價值。元初楊桓《六書統》﹑明代魏校《六書精蘊》等書也都想根據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來講六書﹐這些書“杜撰字體﹐臆造偏旁”之病甚於《六書故》﹐而見解則不及《六書故》﹐不為後人所重。 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小學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漸提高的。清初閔齊伋作《六書通》﹐後由畢弘述整理刊行﹐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鐘鼎﹑石刻文字的壹部古文字字匯﹐流傳很廣﹐但是內容雜亂﹐摹錄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時﹐清高宗先後命梁詩正﹑王傑等人仿《博古圖錄》體例對內府所藏古銅器加以著錄﹐編成《西清古鑒》(1751)﹑《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及《乙編》4書 (後3書稿本民國時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從乾﹑嘉之際開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顯超過前人之處。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輩出﹐陳介祺(1813～1884﹐號簠齋)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收藏的古文字資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都超過了前人。由於古文字資料的日益豐富﹐同時也由於小學﹑經學等有關學科的發達﹐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緒時期達到了高峰。吳大澄(1835～1902)﹑孫讓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學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仍然是金文。乾隆時﹐由於樸學的興起以及《西清古鑒》等書的編纂﹐士大夫中對金文感興趣的人逐漸增多﹐嘉慶元年(1796)﹐錢坫刻《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專收自藏之器﹐器形﹑銘文並錄。九年(1804)﹐阮元刻《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著錄所收集的各家銘文﹐加以考釋﹐以續《歷代鐘鼎彜器款識》。此後出現了很多跟錢書或阮書同類的著作﹐影響較大的有吳榮光(1773～1843)《筠清館金文》(1840)和吳式芬(1796～1856)《捃古錄金文》(1895)﹐體例都是仿阮書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學者﹐乾嘉時期可以上舉的錢坫﹑阮元為代表﹐道鹹時期有徐同柏(1775～1854)﹑許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從古堂款識學》(1886)﹐許瀚曾為吳式芬校訂《捃古錄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見解多見於此書。同光時期﹐金文研究出現高潮﹐主要學者有吳大澄﹑孫讓﹑方濬益(?～1899)﹑劉心源(1848～1915)等人。吳大澄跟金文有關的主要著作有《說文古籀補》﹑《字說》等書。《古籀補》是古文字字匯﹐所錄之字以金文為主﹐兼及石刻﹑璽印﹑貨幣和古陶文字﹐釋字頗有出自己見者。此書壹改《古文四聲韻》以來按韻收字的體例﹐分別部居悉依《說文》﹐不可釋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於附錄。所錄之字皆據搨本慎重臨摹﹐跟過去那種輾轉摹錄﹐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匯大不相同。後來的古文字字匯﹐在編排的體例上大都仿照吳書。孫讓著《古籀拾遺》(1888)和《古籀餘論》(1929)﹐訂正前人考釋金文之誤。方濬益著有《綴遺齋彜器款識考釋》(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後才出版。劉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諸人對金文的考釋有很多超過前人之處。
宋代以來多把春秋戰國時鳥篆之類筆劃屈曲奇特的金文視為夏商文字。龔自珍(1792～1841)曾疑王復齋《鐘鼎款識》著錄的﹑鑄有這類銘文的“董武鐘”是吳越器。方濬益明確指出:“若薛錄之四商鐘﹑王氏所錄之董武鐘﹐要亦周器﹐乃當時自有此壹體﹐如秦之有繆篆﹑殳書者”(《綴遺》卷首《彜器說》中)。這是壹種進步。在把銘文跟古籍中有關的歷史資料聯系起來進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過了前人。 貨幣文字真正成為古文字研究的資料是從清代開始的。蒐集﹑研究古錢幣的風氣開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來研究古錢的人大都把基本上屬於戰國的東周時代的刀﹑布等類錢幣﹐說成太昊﹑堯﹑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時代的東西﹐解釋幣文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直到乾隆時撰的《錢錄》(1751)﹐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古幣文字的研究出現轉機﹐也在乾嘉之際﹐據蔡雲《癖談》(1827)﹐錢大昕曾說過“幣始戰國”的話﹐嘉慶時﹐初尚齡作《吉金所見錄》(1819)﹐把古刀﹑布斷歸春秋﹑戰國。先秦古幣的研究自此漸上軌道。吳大澄《古籀補》收入了不少幣文﹐劉心源在《奇觚》裏也考釋了壹些幣文。
乾嘉以後﹐璽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當大的進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於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譜中其實已收入不少戰國印﹐但他們不明其時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瑤田為潘氏《看篆樓印譜》作序﹐釋出戰國印中的“私璽”二字﹐並說“‘璽’但用‘爾’者﹐古文省也”(《通藝錄》卷八《看篆樓印譜敘》)。這是清人辨識先秦古印的先聲。道光十五年( 1835 )張廷濟(1768～1848)編《清儀閣古印偶存》﹐稱先秦印為古文印。同﹑光間﹐陳介祺編《十鍾山房印舉》﹐在漢印之前列“古璽”和“周秦”印兩類。按其內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國印﹐後者包括戰國時的秦印﹑秦代印和漢初印。陳介祺本認為周秦印是周末與秦代之物﹐古璽是三代之物。光緒四年(1878)﹐他在致吳大澄的信中說:“……朱文銅璽﹐前人謂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見﹐亦似六國文字”(五冊本《簠齋尺牘》第五冊戊寅四月二十二日劄)﹐對古璽時代的認識已接近實際。《古籀補》收入了壹些璽文。在漢印篆文方面﹐嘉慶時就有桂馥《繆篆分韻》(1796)等字匯刊行﹐摹錄印文比較謹嚴﹐勝於以前其他各類古文字字匯。 道光以後還發現了壹些古文字資料的新品種﹐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漢代的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發現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於同﹑光間在山東臨淄等地發現﹐稍後又在直隸易州(今河北易縣)等地發現﹐陳介祺是第壹個鑒定“三代古陶文字”(實際上大都屬於戰國時代)並加以收藏的人。吳大澄第壹個認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據陳介祺藏陶的搨本寫過壹些考釋﹐還在《古籀補》裏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陽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內容為蔔辭)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註意。次年﹐王懿榮(1845～1900)鑒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資料豐富﹐內容重要﹐時代屬商代後期﹐早於大多數銅器銘文﹐其發現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大意義。王懿榮在鑒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自殺殉國﹐所藏甲骨後歸劉鶚(1857～1909)。劉鶚選拓了壹部分甲骨編為《鐵雲藏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這是第壹部甲骨文著錄書。劉鶚在序中已稱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次年﹐孫讓據《藏龜》寫成《契文舉例》。這是第壹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此書遺稿由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發現後﹐古董商欺騙收藏家﹐把出土地點說成湯陰。羅振玉是學者中最早打聽到真實出土地點的人﹐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作《殷商貞蔔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蔔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壹大步(他當時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則是錯誤的)。此書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滅了。
清代金石學的發達﹐在專門研究《說文》的著作裏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來作解釋。桂馥本是金石學家﹐他在《說文義證》裏屢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說文釋例》裏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說文》的字形作比較。
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漸深入﹐《說文》的壹些錯誤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吳大澄在《古籀補》自序裏指出《說文》中古文的形體跟習見的銅器銘文不合﹐懷疑他們皆“周末七國時”文字。陳介祺也有類似看法(《古籀補》陳序)。吳﹑陳二氏還都對《說文》所收的籀文的時代表示了懷疑。從《古籀補》﹑《字說》等書中關於璽文﹑幣文和陶文的壹些話可以看出﹐吳大澄已經認識到這些文字資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國”時的東西。他在《古籀補》“二”﹑“鈞”兩字下﹐還明確指出《說文》中這兩個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國銅器銘文相合﹐應是“六國時”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見吳大澄對《說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對戰國文字的研究為基礎的。對《說文》篆形以及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吳大澄﹑孫讓等人也時常根據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補》凡例第壹條就說:“古器所見之字﹐有與許書字體小異者……可見古聖造字之意﹐可正小篆傳寫之訛。”
孫讓在光緒三十壹年(1905)寫成《名原》壹書﹐從文字學角度總結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於圖象”﹐漢字最初“必如今所傳巴比倫﹑埃及古石刻文﹐畫成其物﹐全如作績(繪)”﹐後來由於書寫不便逐漸簡化﹐“最後整齊之以就篆引之體”﹐才成為《說文》所載的那種文字。書中還很註意把同從壹個偏旁的字放在壹起來加以考察。《名原》在壹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圈子﹐是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壹部著作。 到了民國時代﹐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學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
民國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於清末﹐不過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民國時代進行的。羅氏對甲骨﹑銅器﹑金文拓本﹑璽印﹑封泥等古文字資料都有豐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錄﹑傳布各種資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裏﹐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貞蔔文字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殷虛書契考釋》(1915)。此書在甲骨文字的考釋和蔔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是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對通讀蔔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蔔辭與典籍互證﹐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經考》﹑《史籀篇疏證》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桐鄉徐氏印譜序》等文章。他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法比吳大澄精確﹐此說現已成為定論。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戰國時秦國的文字﹐古文字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羅﹑王都已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對舊的金石學有所不滿。羅振玉主張把金石學改為古器物學(《雲窗漫稿?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王國維曾把前人對古銅器和銘文的研究稱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國朝金文著錄表序》)﹐還時常單獨使用“古文之學”﹑“古文字之學”或“古文字學”的名稱﹐可見他傾向於把金石學分為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客觀存在的趨勢。不過從羅﹑王的研究工作來看﹐他們還未能真正擺脫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