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復社成員來說，家世背景具有特殊意義。按世家來分，復社成員可分為四類。家世對復社成員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質等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復社內部關系的倫理化和經費來源依賴於世家，使其僅僅成為世家官僚子弟謀取名利、發表政治見解、參與社會生活的媒介，而未能獲得進壹步發展。
關鍵詞：復社；家世；世家 復社起於崇禎二年（1629），由當時江南地區幾個著名的文人社團合並而成，經過數年的發展，至崇禎後期，該社成員總數達3000人左右，成為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人社團，進而將傳統文人結社的影響推至顛峰。前輩學者多從政治史的角度對復社進行考察，僅有少數學者在研究相關問題時對復社成員的家世有所涉及，但不夠系統。?①筆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復社成員的社內地位由其家世背景所決定，而復社成員的家世構成則極大地影響了復社的發展方向。 復社成員的分類 筆者以《復社姓氏傳略》為線索，參考其他史誌資料，以家世出身為標準，將復社成員分為四類： 東林子弟吳愚甫《復社姓氏傳略》***收錄復社成員1240人，其中65名復社成員與35名東林黨人有血緣、姻親或師生關系。這些復社成員又可分為兩類：復社興起時父祖已經被害，以黃宗羲、周茂蘭、魏學濂為代表；復社興起時父祖尚在，且在朝中任要職，以侯方域、方以智、陳貞慧為代表。崇禎初年閹黨集團覆滅後，前者多以?為父祖伸冤?的方式出現於政治生活中，並立即引起人們的關註。然而除顧杲等參與發起《留都防亂公揭》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復社的發展並未產生決定性影響。後者憑借父輩的聲望權勢動輒以棟梁豪傑自詡，廣結賓客，播揚聲望，逐漸成為復社內部的核心人物。 世家子弟明中葉以後，社會上出現了壹批科名鼎盛的世家望族，其子弟往往能夠引領風氣，並在各類文人社團中居領袖地位。復社成員中亦有這樣的世家子弟。以松江府為例，此地***有復社成員140人，其中：徐孚遠為徐階的後人，陸慶臻、慶衍、慶紹、亮輔兄弟為陸樹聲、樹德兄弟的後人，潘桓為潘恩的後人。據葉夢珠《閱世編》載，松江地區有望族20個，其中有7個家族的子弟參加了復社。另以嘉興府為例，此地錢氏、李氏等大家族均有子弟多人參加復社。潘光旦先生以吳扶九《復社姓氏錄》為統計對象，得出：嘉興府***有復社成員140人，其中59人出身望族，占全府的42。1％，全國的2。6％。［1］（P97）馬克斯?韋伯認為：?在中國，12個世紀以來，由教育，特別是考試規定的出仕資格，遠比財產重要，決定著人的社會等第。［2］（P159）正是基於此，世家子弟多樂於參加社盟，切磋時文，而復社作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文人社團，自然成為他們的首選。 地方賢達子弟明末，各地均有壹些聚族而居的大族，他們的子弟亦熱衷於參加復社。以丹陽縣為例，該縣***有復社成員26人，其中荊氏10人，賀氏11人，***占總數的2／3強。從縣誌上看，荊氏、賀氏為丹陽縣內兩個聚族而居的大族，且壹直保持著耕讀傳家的良好家風，因而其子弟在地方社會中有壹定的影響力。但是，與世家望族相比，這些大家族缺少文化上的優勢，長期無人在科舉考試中獲得較高的功名，不能為子弟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本，其子弟在復社中亦難以發揮重要作用。 出身單寒者此類成員的總數應相當可觀。因成員本人及其父祖均無功業事跡可言，故多不見於記載。復社成員沈泓進士及第後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家世：?臣家世世單寒，故父文？業儒未遂，年二十三歲而亡。臣生止五月有八日，家徒壁立，只遺田七畝。?［3］（卷31）所謂?單寒?有兩層含義：家庭經濟狀況拮據，生活比較清貧；缺少宗族戚黨、或師生故舊等社會關系的支持。這類成員在復社中處於從屬地位，若無卓異之處，或受到復社領袖的特別垂青，很難脫穎而出。 家世對復社成員的影響 由以上分析可知，復社成員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即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從數量上來看，兩類成員各占復社成員總數的二分之壹左右，但他們在復社中的地位卻相去甚遠。大體說來，家世背景對復社成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交能力明清之際，士人的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經濟實力。王亞南先生認為：?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確定，但卻十分實在的特權。那些實利或特權，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保護財產，而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增大財產。?［4］（P112）官位和權力轉化為經濟特權，而這種特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則為官僚子弟的社交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據現有資料來看，出身於官僚家庭的復社成員，其經濟狀況要明顯好於平民出身的復社成員。以冒襄為例，冒氏在明朝世代為官，冒襄則藉此廣結賓客： 方是時，雖秦晉楚豫摧陷，而大江南北尚自宴然。南中名流才士，以迄太學諸君，並會留都，相與立壇餣，刻名字，敦尚氣節，蒿目時事，稱量公卿無所忌。上江，劉伯宗、吳次尾、沈眉生、方密之諸公主之；江南，楊維鬥、張天如、顧子方、陳定生、錢吉士諸公主之；而先生與鄭超宗、梁湛至，立壇餣於廣陵之影園，聯絡上下江，驛騎東南八省。故雲間之幾社，魏塘之忠孝，以及豫章、南海、歸德、秦晉、閩蜀無不為先生傾誠結納於其間。［5］（卷3，《冒辟疆先生八餪乞言》） 明末士人要具備怎樣的經濟實力才能維持基本的社交需要，已經很難確定。據張傑先生估計，清初壹個童生僅參加縣府兩試的費用，就要用去10兩銀子。在清初，10兩銀子通常可以買到10石糧食，相當於壹個三口農民之家的全年口糧，甚至是全部家產。因此，參加科舉考試的費用，貧苦農民壹般是負擔不起的。［6］（P69）考慮到由於戰亂引起的經濟衰退，明末的物價水平要高於清初，明末士人的資產應不少於2000兩銀子，才能滿足其參加科舉考試和應付基本社會交往的需要，這是普通士人難以承受的。李香君曾提醒侯方域：?王將軍貧，非結客者?。［7］（卷5，《李姬傳》）可見，養客在家，策劃大規模聚會，只能是少數宦囊豐厚者的特權。 成名速度在傳統社會中，官僚子弟擁有更為雄厚的社會資本，容易成名，而復社名士中亦絕少出身貧寒者。冒襄十四歲即因有陳繼儒、董其昌等人的獎掖、提攜而迅速成名，後來又有史可法等名卿大僚與之交往，很快便成為望重東南的復社名士。在所有復社成員中，東林後裔最易成名。顧憲誠的族孫顧杲加入復社不久，就在驅逐阮大鋮的活動中脫穎而出，成為復社名士。侯恂之子侯方域，遲至崇禎十二年方加入復社，但很快就聲名雀起： 侯方域，字朝宗，生有異質，讀書數行下，雖廣座中，五官互用，而神明不分。家世清流，門閥貴顯，幼隨父宦京邸，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賢豪，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尤友善，常論議國家大事，分別流品，激昂慷慨，壹時比之元禮、孟博。遊南都，時奄（閹）兒阮大鋮屏居金陵，謀起用，吳、陳諸名士***為檄，檄其罪，大鋮患之。餴方域善吳、陳，密使其客交歡方域，欲因方域以通吳、陳，方域峻拒之，且於大會中唾罵不絕，大鋮恚恕，銜此三人者次骨。［8］（卷9） 壹般說來，東林後裔多懷有濃厚的政治情結，熱衷於提倡清議，評論朝政，因此復社這種聲應氣求的文人社盟是他們的最佳選擇。而復社也需要這樣的清流子弟來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壹有東林子弟入社，復社領袖即為之制造聲勢，使其很快成為能夠代表復社形象的名士。此外，家族成員間的互相推譽也有助於迅速成名。張溥之弟張王治即賴其兄而少年成名：?少遊太學，高門著姓，貴遊慕之輻輳，無文士幹謁奔走之勞?。［9］（卷39，《張敉餫黃門五十序》）可見從成名速度來看，官僚世家子弟擁有絕對優勢，這是平民出身的復社成員所難以企及的。因此，若非特殊機緣，大多數平民出身的復社成員只能在?名錄?上留有姓氏，對復社發展並無實質性影響。 文化素質復社成員的文化素質與其家世出身有很大關系。明清之際，萊陽地區有左氏、姜氏、宋氏等望族，其中以宋氏的文學成就最為顯著，宋玫及復社成員宋琬、宋璜等均享有盛譽，世稱?萊陽之學?。［9］（卷59，《補遺?宋玉叔詩文集序》）又如雲間宋氏，膏粱世族，其子弟大多擅長詩賦，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此地的詩文風尚。［9］（卷28，《宋尚木抱真堂詩序》）出身於官宦世家的復社成員，由於學有根柢，大多科名早成，是社內學風的引領者。平民出身的復社成員中雖也有博學能文者，但其求學經歷則要曲折得多。陳際泰出身於沒落的商人家庭，其父對讀書應試不感興趣，他靠自學完成學業，很晚才接觸到時文，但卻在時文寫作和評論方面頗有造詣。［10］（卷9，《陳氏三世傳略》）綜觀陳氏治學較少束縛，不主張復古，可能與其求學經歷有關。然其文學創作八股氣十足，並無多少藝術性可言，足見其學無淵源，難以得到時人更廣泛的認同。可見，時至明末，那些世代科甲鼎盛的望族，極易為世人所欽羨，因此，是否有家學根底，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壹個讀書人的被認可度，也決定了其在文人社盟中所能達到的知名度和地位。 成員家世對復社的影響 現存的復社名錄均以明代行政區劃為單位登記成員姓氏，這使我們誤以為復社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對其成員進行管理，或其成員因地緣關系而進壹步結成小團體。事實上，地域認同僅構成考察復社的大背景，成員的家世構成對復社的影響更為直接、顯著。 首先，復社內部關系的倫理化傾向壹直十分明顯。血緣是維系復社內部關系的重要紐帶之壹。兄弟多人壹起參加復社的情況十分普遍。除張溥外，太倉張氏中還有張深、張泳、張灝、張源、張王治、張浚等六人為復社成員。在萊陽則有姜餬兄弟、左懋第兄弟同時列名復社。此外，宣城縣的沈壽民、沈壽國，蘇州府的張立平、張立廉，無錫縣的王孫蘭、王孫芝、王孫蕙等亦均為兄弟同社。復社中還有父子同社的例子：秀水馮延年、馮首川父子，華亭夏允彜、夏完淳父子，長洲許元溥、許洄父子，劉城與劉廷鑾、劉廷鏊父子，潘凱與潘檉章父子，淮安張致中、張餭父子。然而，相對於兄弟同社，父子同社的比較少見，這壹方面是由於父子在年齡、功名等方面存在差異，另壹方面從傳統倫理關系的角度來看，君臣、父子同屬壹個倫理層次，而兄弟、朋友則屬於另壹個倫理層次，壹般來說不應混淆。此外，同宗也包含在血緣關系範疇之內，復社成員吳偉業、吳繼善、吳克孝、吳國傑即同屬太倉吳氏。考慮到當時各地均有許多世代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因此，若以同宗關系計，大部分同地同姓的復社成員間將會存在血緣關系。 姻親關系是維系復社內部關系的又壹重要紐帶。首倡復社的吳扶九、計青麟即為兒女親家。徐餯與吳昌時，楊枝起與吳昌時亦為兒女戚。而王崇簡尚在少年就已是梁門快婿。另有壹部分成員間的姻親關系，是在加入復社後結成的，黃宗羲就曾替弟弟黃宗澤向同社成員劉應期求婚，於是黃宗羲與劉應期就成了姻親。據劉城記載：?友生吳生應箕，孺人女婿也。?［11］（卷10，《李母金孺人哀辭》）金孺人乃復社成員李源嘗的母親，可見吳與李亦是姻親。此外，葛雲芝為張采之婿，侯洵為夏允彜之婿。締結姻親進壹步擴展了血緣關系，是士人積累社會資本的重要途徑之壹。不論是因親入社，還是因社結親，都在新的基礎上進壹步鞏固和密切了社內成員間的關系，使復社因親情的存在而更為穩定。 師生關系亦是壹條維系復社內部關系的紐帶。以《復社姓氏傳略》計，復社 *** 有25對師徒。此外：戴之雋為楊廷樞弟子，沈士柱為萬茂先弟子，沈堯章為張采弟子，張拱乾為周鑣弟子， 葉襄為楊廷樞弟子，龔琨為張溥弟子，陳瑚、陸世儀皆趙自新弟子。由於科舉制度的推行，師生關系變得復雜起來。壹個獲得科舉功名的士人，必然有多位老師，然而，復社的情況則比較特殊，除個別成員間存在受業、受知關系外，大多數成員間的師生關系是壹種互相推譽的關系。歸莊於此種師生關系有形象的描述：?然世之北面於人者，不必誠服其賢且智，而求進於三者也，大率借資以為名，系援以為利，且以誇耀於人曰：?某先生我師也。?人亦因而重之則曰：?某子，某先生之弟子也。?問之以傳道授業，講古今，窮文辭，則茫乎未有得。?［12］（卷5，《與張十翰林書》）隨著復社影響的擴大，投在復社領袖門下，無疑是壹條成名獲利的捷徑。士人不僅在中第前為之積極奔走，中第後亦津津樂道，吳偉業及第後刊刻考卷，竟違背慣例只列張溥之名，而舍房考官李明睿，以致引起轟動，即是此種師生關系的集中反映。 可見，父子、兄弟、翁婿、師徒等關系構成了復社內部關系的基礎。而這種極具倫理色彩的社內關系，對復社的日常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復社成員之間多互稱?社弟?，這種稱呼方式，以朋友擬兄弟，極易為廣大士人所認同。在各種應酬活動中，復社特重其成員父母的壽誕、喪禮，並以之為契機舉行 *** 。錢謙益描述了張氏壽宴的盛況：?崇禎丁醜（1637），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其兄弟稽首上壽。於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幾，庀羊酒，稱觴於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為介壽之詞。?［13］（卷39，《太倉張氏壽宴序》）崇禎十二年張溥嫡母去世，前往吊唁者達數千人，喪事過後，在虎丘舉行大會，規模盛大。此外，張采母親壽誕、周鐘母親壽誕、許德先母親壽誕，都有大量復社成員前往祝賀，進而使壽宴變為復社的壹次小規模 *** 。在復社領袖的大力提倡下，社內關系的倫理化色彩日趨濃重，這使得復社在缺少相應規章制度的情況下，仍能夠得以維持，並開展某些政治、學術活動。然而也正是這種倫理化色彩使得社內關系與家族關系出現某種重合，甚至引發社內矛盾，金壇周氏兄弟五人不睦，各自號召門生互相攻擊，張溥等人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此事，儼然成為復社內部的壹樁公案，復社的內部團結亦因此受到影響。參見徐餰《小腆紀年傳》卷第十九。從而限制了復社的進壹步發展。 其次，復社的活動經費由家境殷實的世家子弟提供，呈現出極強的依賴性。復社由時文社脫胎而來，其本身也熱衷選刻時文，《國表》壹至四集就匯集了其成員的大量時文作品。崇禎壹朝，復社成員多有及第者，吳偉業、陳名夏等人甚至名列鼎甲，由此可以斷定當時坊間必定流行復社的選文，而當時選文獲利豐厚，復社因此所得的錢財應不在少數。據杜登春《社事始末》載，崇禎十二年，徐孚遠再次落地，張溥同情其生活窘迫，將選政移交給他，可見復社的這筆收入，絕大部分歸掌握選文權的某些成員所有，而並未用於復社的 *** 或日常活動。早在復社尚未形成時，為擴大社局，吳扶九就?出白金二十鎰（400兩或480兩），家谷二百斛，以資孟樸?，［14］（卷21）此後，吳扶九還曾出錢資助復社，因此其婿計東稱其為支持復社而?破家輸貲?。潘耒曾回憶道：?復社創自吾邑，婁東首與相應和。其時先府君與沈介軒、吳扶九兩先生實主持其事。三君之家，名賢輻輳，傾蓋班荊，文酒之宴無虛日，裏人至今能道之。?先生家故饒於資，所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約略如仲長統所雲，以喜事結客，其家中落。?［15］（卷10，《沈介軒八十壽序》）吳扶九、沈應瑞即吳梅村《復社紀事》所說?吳、沈二大姓?。此外，另有許多家境富足的成員為復社提供了壹定數量的經費支持。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四十八《許節母翁太孺人墓誌銘》雲：?初吾師張西銘以社事興起東南，而勿齋、維鬥為同誌，嘗大會武丘，舟車填咽，巷陌為滿。其有傾身接待，置驛四郊，請謝□賓客，則推吾友德先。德先者，元愷字也。當是時，孺人方持家秉，德先揮斥千金以為頓舍飲食之費，孺人無幾微吝色。?鄞縣董守諭?家本素封，用以待賓客，賑親舊，遂致日落。?［16］（卷28，《隱逸?董守諭》）萬歷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風氣大變，奢侈性享受成為人們的普遍追求，由此導致了士人交往成本的激增。由於大部分結社屬民間行為，不可能得到官方支持，而當時的社盟本身又比較松散，缺乏***有產業為其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持，因而經費問題成為這壹時期文人結社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晚明時期，大部分社盟通過?湊份子?的方式來籌集經費。劉宗周等人發起的證人社即以此種方式解決經費問題。另有少數社盟通過對違反社規的成員進行罰款的方式來解決壹部分經費。不管是?湊份子?也好，還是?罰款?也罷，所能募集的錢財畢竟有限，不能滿足大規模 *** 和選文的需要，而復社 *** 少則上百人，多則千余人，顯然不能依靠上述方式獲取經費。復社的活動經費主要依靠少數富裕成員提供，數量頗為可觀，足以支持其舉行大規模的 *** 。而那些為復社提供經濟支持的世家子弟，在整個社盟中擁有部分決策權，復社中的許多事務要征得其同意，因此他們亦是復社的領袖人物。但個人所有終究有限，僅靠幾個人很難保證復社經費來源的穩定。崇禎六年以後，復社不再舉行全國性的社集，也有經費難以為繼的因素。 最後，家世還影響著復社成員的政治取向和生活方式，進而決定了復社的政治形象。復社內部沒有統壹的政治見解，明末政治生活中的各種言論在復社中均有贊同者。但由於官僚子弟，尤其是東林子弟擁有社內話語權，因此從外部來看，復社繼承了東林黨人的衣缽，以東林繼起者的名義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充當領導者。從生活方式上看，世家子弟有能力召集宴會，征歌度曲，部分文名在外者，還結交秦淮名妓，這壹生活方式為大多數復社成員所艷羨、模仿，儼然成為社內的壹股潮流，故而時人談到復社所代表的生活模式時則曰?風流倜儻，照耀壹時?。 總之，至明末，經濟實力、科舉功名、父祖功業三者扭結在壹起構成了新的家世評價標準，並決定著士人在社會生活中所處的位置。在復社內部，那些家世清華的官僚世家子弟在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質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他們掌握著社內話語權，控制著復社所能調動的社會資源，是復社的核心成員，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復社的主體構成為生員，就認定復社是中下層士人的組織，代表中小地主及工商業者的利益。事實上，社內關系的倫理化和經費來源的依賴性，使復社無法擺脫傳統文人結社的局限，並最終成為世家官僚子弟謀取名利、發表政治見解、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媒介。 參考文獻： ［FL（K2］［1］潘光旦。明清兩代的嘉興望族［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2］馬克斯?韋伯著，王容芬譯。儒教與道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3］嘉善縣誌［Z］。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4］王亞南。中國官僚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5］冒襄。同人集［Z］。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存目叢書。 ［6］張傑。清代的科舉家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7］侯方域。壯悔堂文集［M］。清末刻本。 ［8］商邱縣誌［Z］。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9］吳偉業。吳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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