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於晉商的成敗，我有以下幾點先在這裏表述：
第壹，早期的晉商成於協助滿清奪得天下，其政治屬性明顯。
第二，晉商多因與對蒙對俄貿易而積累起資本。
第三，嘉慶以後的晉商逐漸擺脫皇商的影響，但官商的身份依然存在，從大盛魁在科布多草原四十多個盟旗的發行印票權可見壹斑。
第四，外商尤其是俄商對晉商的沖擊是晉商衰敗的主要原因之壹，因為晉商失去蒙古草原這個利潤來源的大後院其衰敗不可避免。
第五，晉商依附於滿清各級政權太深，猶如胡雪巖攀附王有齡與左宗棠壹樣，隨著滿清政權信用的垮臺，晉商的垮臺亦屬必然。
第六，沒有進行運作、管理上的革新，依舊在傳統股本以及商業模式上運作，這是晉商內部的敗因。
第七，商業利潤多用來蓋了大宅子，修了祖墳，沒有開拓新的市場領域，有目光短淺的敗因。
第八，其他等等
張家口是晉商除了山西以外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晉商在外埠最集中的壹個大本營，張家口歷史的壹段也涵蓋著晉商的歷史，所以本文以張家口來言說晉商的成敗。
察哈爾源於明，卻盛於清，察哈爾在清之盛，非因察哈爾的原住民，現在已經很難分辨到底哪個民族是察哈爾的原住民，察哈爾之盛究其政治因素上講乃是因為清朝民族分化政策，這政策在清朝早中期內整體上保持良好，長城以北的蒙古地區較大程度的保持了草原生態與蒙古人的遊牧社會狀況。這種政策需要並不能摒棄民族間的經濟交流，物品交換歷來是這個地區的主要經濟形態，從明已經大規模開始，到清也不可能斷絕，清政府壹方面在限制漢民在察哈爾墾地的同時又不能完全限制漢民與蒙古民眾的貿易，因而這個缺口的彌補，產生了山西商幫中最著名的“口外商幫”。察哈爾的泛山西化來自山西的商人是肇始者，來自山西的墾民是推動者。其實整個漠南地區從祁連山以東到北京以西的泛長城周邊地帶都是壹個泛山西化地區，山西人之於察哈爾的歷史本就是很久遠，然而形成深遠影響的卻是在清這200多年間，這個影響最終導致察哈爾文化上的山西化。至於山西，至於山西的歷史我歷來總是以壹種崇敬與感懷的心來描構自己內心的山西，雖然我不能考究出自己的族源是否也來源於那棵大槐樹的村莊，但是我知道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歷史，融合，以致於我們瑯瑯上口的諸多成語都因為山西。山西的歷史可以解構整個中華民族的古代史，由於地緣上的關系山西人重塑察哈爾的歷史自然責無旁貸。
張家口，這曾經的察哈爾的代名詞英國人叫它做Karian（開爾達），即碼頭之意。碼頭並非是因為外國人看到了張家口有壹條河流，這河流早在黃帝時代便是壹條季節河，並不能行船。這個碼頭的意思是因為貿易，碼頭歷來是人與物穿梭延伸的起居之地，所以這個碼頭是貿易的碼頭，便是本地歷史學者稱謂的旱碼頭。
旱碼頭無疑是被山西人把持的，這個把持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明朝在張家口開始的馬市，所謂馬市並非只用來交易牲畜，而是定期開市的大型集貿市場。商人重利，對於明的滅亡後來名噪天下的山西商人也許是有些不光彩的，倘若沒有山西商人對於入關後的滿洲人在物質上的支持，滿洲人想壹統天下至少不會那麽迅速。發戰爭財歷來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積累起資本的好時機，山西人把握住了這個時機，夾雜在滿洲人席卷天下的隊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們形成滿洲鐵騎的後勤部隊，在這只後勤部隊中形成了後來名聞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他們控制了絕大部分與滿洲軍隊的貿易，也控制了絕大部分察哈爾也就是張家口的對蒙貿易。
晉商“八大家”操縱了張家口的貿易活動。這“八大家”是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瑩、黃雲龍、範永鬥，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範永鬥
範永鬥等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卻是名副其實的漢奸，早在滿洲人入關前，他們便常往返於關內關外。在明朝政治日趨腐敗和社會動蕩的關頭，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使他們看到了滿清的崛強和野心，於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滿洲人輸送軍需物質，提供關內各種情報，搞起政治買賣。滿清入關後，順治帝沒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設宴，親自召見了他們，並賜給服飾。宴上，順治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於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範永鬥被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賞。從此。範永鬥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範永鬥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憑借皇家威勢，廣開財路，漫天作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裏、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範永鬥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們便知道皇商是如何發跡的。但是皇商在那個年代的無德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山西商人，而到了康熙後期，原先的皇商們大多已經勢微，新壹代的山西商人憑借著勤勞、眼光、守信已經不再是那些靠發戰爭財的投機商人。
對於山西商人的旅蒙貿易不得不提這樣壹個人，這個人在中國的外貿史上當是壹個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關於他的傳說至今存留在關於張家口的傳說中，他不是“漢奸皇商”他是壹個真正憑借勤勞、眼光、經營技巧發跡的有德商人，提起察哈爾或是張家口德外貿史不得不說晉中榆次這常氏壹族。
馳名中外的晉商在稱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輝煌歷史上，有三個光彩奪目的“亮點”，那就是鹽業，茶葉和票號。明清以來，運銷蒙俄的茶葉幾乎由晉商壟斷，並形成了壹條由中國南方到歐洲腹地，可與“絲綢之路”媲美的國際商路——“茶葉之路”。在這條萬裏茶路上有壹個堪稱中流砥柱的晉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貿誌》稱之為“外貿世家”的榆次車輞常氏。大約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間，車輞常家的始祖常仲林只身壹人來到車輞村時，房無壹間，地無壹壟，僅靠為車輞大戶劉姓牧羊為生。後娶劉姓婢女為妻，並生子常廒，在車輞正式安家落戶。由於常仲林不安身認命的精神，為後人留下了敢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樣。常仲林出身於貧寒之門，不畏艱險，吃苦耐勞的品德，也為後代樹立了節儉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業大興之後，常仲林用過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鏟等壹直被他的傳人供奉在祠堂裏，當聖物頂膜禮拜。名揚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國儒商第壹家，正是從這支羊鞭起家的。幾乎就是壹個童話，然而歷史嫠呶頤牽 獾娜肥喬д嬙蛉返南質擔 質當澈笫且桓黽枘訊 ぃ 瀆 嘈乃岬墓適隆?br> 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但他們總算在車輞村建房置地紮了根，過上了男耕女織的生活。當初常氏是外姓，遷移來此地後，曾壹度受當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難這三兄弟。於是三人遂齊心協力在院中打了壹眼井。由於這是常氏在車輞最早的宅院，後人立匾為“燕翼堂”。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間，常家興起的原因在於經商。據募化碑中記載，其經商地有大同、繁峙、多倫諾爾、張家口、興化鎮、蘇州等地。這在家乘中也有明確記載。八世常威被確定為常家第壹個經商者雖然可能有些不準確，但毫無爭議，他是常氏經商致富躋身於清代晉商前列、並且為晉商壟斷中國在俄蒙的茶葉市場，並延伸到幾乎整個歐洲，積蓄了巨大力量的極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說是常氏家族發展為清代儒商第壹家劃時代的人物。 常威生於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進全長子，於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張家口行商，據記載他往返於張家口與家鄉之間，多年不帶川資，沿途以占封解決食宿。這雖然說明了常威儉樸的本質，但也反映了常進全、常威這壹門在當時的同族中確實不富裕。憑著堅韌的毅力，淳厚的品質、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發展成了開辦小鋪面的“坐商”，但買賣不大，鋪面在張家口連個正式名稱也沒有，就叫做“常布鋪”。他的三個兒子萬玘、萬旺、萬達皆隨父到張家口，除萬旺在張家口郊外購地務農外，萬玘、萬達均成了父親經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協力，經過十余年的奮鬥，使常家在張家口的事業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常威是學業有成之後才開始經商的，常萬玘、常萬達也飽讀詩書之後，子承父業的，特別是常萬達，從小就隨父親在張家口讀書，他勤奮好學，深受老師贊譽，但常威卻在他即將參加科考之際，退出仕途中從事了商業，並把“學而優則賈”做為家訓，告誡兒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萬旺，對讀書不感興趣，常威便拒不讓他經商，而是在張家口購置了壹些土地，讓他去務農。常威這個高瞻遠矚的舉措，奠定了車輞常氏儒商世家基礎，在商業信譽，商業管理上都不同凡響，我們從大德玉的帳薄類別和管理條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學而優則賈的方略，使他的事業很快做強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經在張家口創立了大德常、大德玉兩個頗具規模的字號。常威在自己還鄉養老之前，將兩個字號，分別交給長子常萬玘、三子常萬達經營。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萬玘、和兒子懷珻、懷珣；常萬達和兒子懷玗、懷玠、懷佩、為核心的兩個商業集團。這兩個集團，互為援引，攜手發展成為張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萬玘註重以張家口為大本營，穩紮穩打，向國內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時，常萬達的目光更遠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發展，搞國際貿易的方略。俄國對茶葉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從明朝開始，就不斷地提出了貿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與俄國終於簽定了《中俄恰克圖條約》，雍正八年，開始了中俄邊境貿易城——恰克圖的修建，但由於種種原因，壹開始雙方貿易並不順暢，十多年過去了，貿易額還只有十來萬盧布，盡管如此，常萬達卻在艱難中看到廣闊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斷然將大德玉改為茶莊，在不丟內貿的同時，將主要財力，、經力，投到了對俄貿易中，開始了開拓萬裏茶路綿延二百余年的壯舉。如果說，創立學而優則賈家訓的常威，是常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那麽開拓萬裏茶路的常萬達則是常家發展史上的裏程碑。
以茶葉貿易是常萬達確立目標的壹場艱辛的創業的開始，是壹場充滿辛勞和智慧的博擊。為保證出品質量，講究質量信譽，常家在晉商中首先采取了茶葉收購加工，販運“壹條龍”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購買茶山，組織茶葉生產，並在福建省崇安縣的下梅鎮設莊，精選，收購茶葉。同時，自行創立茶坊、茶庫，將散茶精制加工成紅茶、磚茶，妥為收藏。每年茶期，雇傭當地工匠達千人，然後陸地用車馬運輸至河口（今江西省鉛山縣），再用船幫，由水路運經信江、鄱陽湖、長江至漢口，沿漢水運至襄樊，轉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鎮（今社旗縣，當時，晉商稱之為十裏店。）而後馱運北上，經洛陽過黃河，越太行山，經晉城、長治，出祁縣子洪口，再於魯村換畜力大車北上，經太原、大同至張家口或歸化，再換駱駝至庫倫、恰克圖。全程近七千余裏。由於駱駝運輸比馬馱大車安全，快速、便宜，每駝可駝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備起了自己的駱駝隊，興盛時多達萬余峰，駱駝也由於過去的從張家口到恰克圖，延長到了從黃河入晉，到俄國莫斯科等地，並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種行業“駱駝店”應運而生。 這條茶葉運輸的線路，就成了後人稱之為與“絲綢之路”齊名的“茶葉之路”，由於這種路的運輸工具以駱駝為特征，故又稱為“駝路”。 在駝運中他們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運作方式：他們將八十匹駱駝分為壹幫，五駝為壹行，***十六行，壹人管壹行，壹幫十八人由壹幫首帶隊，壹蒙人向導，以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營之地。每壹幫中，還要另配備壹、二名通藥理醫道的人，帶必用藥物，以保證人畜的平安，當時俄蒙壹帶，馬匪猖獗，這馬匪人彪馬快，呼嘯而來，人不離馬，沖至駝旁，俯身即可將商人駝鞍上的銀器掠去轉眼就渺無蹤影，商家縱有武裝保衛，並雇用保鏢，也無可奈何，針對這種情況，常家將俄國進口的大量粗制銀器，在買賣城熔化後鑄成銀錠，再行運回國內。常家從恰克圖向內地運送的自鑄銀錠，每塊重達1000兩合六十四斤，制作專用馬車運輸，馬匪來搶，無法俯鞭掠取，只好棄之而去大家都叫這種大銀錠為“沒奈何”，後來，各商家都學常家的方法，鑄起了“沒奈何”，馬匪面對“沒奈何”也就不得不較前有所收斂了。正因為常氏在對俄貿易中極具遠見和謀略，又極為註重信義，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國政府的重視，不久便將生意做到恰克圖以北的俄國境內，在俄國境內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訥烏、巴爾古今、比西、上烏金斯克、聶爾慶斯克乃至歐洲的其它國家都有了他們的茶莊分號，使茶葉之道增長到壹萬三千多裏。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常家為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礎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設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設大美玉，光緒五年（1880）增設獨慎玉，形成常氏壹門五聯號進俄國的格局。同時，常氏還在各號增設帳局，而且把帳局也分設於俄國各地。 正是由於以常家為代表的外貿晉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國的對俄貿易額由雍正六年的壹萬余盧布發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萬盧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萬盧布。而到嘉慶初年常萬達去世，懷玗、懷玠、懷佩三子及眾多的孫輩子承父業主持常氏對俄貿易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額己經高達八百余萬盧布，道光二十壹年達到壹千二百四十萬兩，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常氏即為茶商的中堅，確實功不可設。
據《山西外貿誌》記載，俄商因賒購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的款項為俄鈔32.07萬盧布。另據《山西票號史》記述，由於清末俄國重稅窒息，華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連同聯號“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賠累折銀達140萬兩。山西省財經學院教授黃鑒暉先生，在《清代帳局初探》壹文中，列舉清檔案資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帳局貸款41.6萬盧布，以上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過壹本較為明細的帳簿，“四清”運動時，從村衛生院壹只破箱子裏發現，被當作“變天帳”燒毀了。以當時常家的財力而論，失於俄商的財產，絕不會僅止於上述部分。 為了挽回壹點損失，常家曾聯合晉商向俄政府起訴，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們又返回北京，請求清政府為其作主，無能的清政府只是壹味推諉。常家投訴無門，有理難訴。 與此同時，清政府的官員戀橫無理、豪取強奪，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損失。例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兒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萬兩白銀。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買他的帳。到了清末，僧王垮臺，這筆債也就無法收回。又如清末陸仲琦想到山西這個首富之省當壹任巡撫，向常家借銀五十萬兩以運動軍機權貴。可是，他剛到山西走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起事，陸仲琦父子被擊斃於巡撫衙門。常家雖然多次派人到其家鄉浙江省尚山縣去收帳，哪裏還會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時期，常氏的商業就基本破產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說的：“及民國肇興，吾家各埠商，頓遭受損失。”時局不穩，帝國主義入侵，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是常氏經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常家的貿易史無疑可以作為張家口的貿易史的壹個縮影來看，1840年以後當沿海口案多數被外國人所保持的時候，張家口便幾乎成了唯壹壹個由清政府獨立收稅的通商口岸，京張鐵路在清政府將倒時候修葺給張家口的對外貿易以最後壹只強心劑，之後的幾年，來源於張家口的貿易稅收幾乎是清最後兩年以及民國最初幾年的最重要來源。
對蒙、對俄的大宗貿易幾乎被山西人壟斷大部分，另壹部分是被以八旗王公貴族組成的“京幫”壟斷。他們手中有雄厚的資本，在中原的東南沿海組織收購大批物資，屯集在張家口的大境門外。他們主要的銷售目的地是烏蘭巴托、恰克圖、莫斯科。尤其是參加每年壹度的恰克圖年會（貿易交流會），獲取的利潤最高。他們以整批大宗貨物的批發交換為主，兼零星交易。
這些巨商們在烏蘭巴托、恰克圖，莫斯科都有各自商號的常駐分號，駝隊或老倌車隊將貨物運到就算完成任務，具體貿易由分號的人員來做。 當時，趕著駝隊或老倌車隊跑草地叫“出撥子”。駝隊稱“貨房子”，每頂房子有十二把駱駝，每把十四峰。也就是每頂“貨房子”有168峰駱駝馱運貨物，每峰駱駝馱四、五百斤。“貨房子”由壹個小掌櫃帶領。雇有三、四名保鏢護衛。每頂房子二十幾名駝工、夥計，壹路上管理駱駝，找水做飯，打雜。為安全起見，每頂房子還專門配備十幾條蒙古狗、這種狗高大威猛，合作能力強，是對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幫手。而且每次出撥子，大都幾頂房子結伴而行，成千的駱駝馬匹匯成浩浩蕩蕩的商隊行進在茫茫高原戈避。駝鈴聲、馬嘶聲、人聲、狗聲、首尾呼應，蔓延數十裏，此情此景何等壯觀！
除了山西幫與京幫外在張家口從事貿易的還有本地的買賣人和“直隸”幫。他們資本少，人數卻多，往往自備駱駝和老倌車。由於資本少，貨物也不多。駱駝隊或老倌車也不能形成大的規模。所以，每次出發必是成幫結夥，進入銷售交易目的地後再分開。他們以走浩特，串牧場的形式，直接與蒙古人，俄國人進行交易。他們壹般都會蒙語、懂俄語。要在長期的貿易活動中廣交朋友。由於銷售交易的市場不確定，自然環境更復雜，旅途風險更大。但有壹點是肯定的，就單壹商品的利潤值而言，他們絕對不低於巨商們在恰克圖年會或烏蘭巴托市場的批發利潤值。說到利潤，當時的交易是易貨貿易，但比值懸殊。壹個壹塊銀元成本的玉器，到草地可換壹匹馬外加壹只羊，壹包生煙可換壹只羊，十塊磚茶可換壹頭牛。當然這利潤中含著無限艱辛與風險，風險程度和利潤幅度應是成正比的。
無論巨商還是小買賣人，在漫漫的古商道上都隨著惡劣環境的考驗。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從烏蘭巴托南行過土拉河壹直到今賽汗塔拉壹帶是千裏戈壁。戈壁灘上是黃色的沙土，牧草僅十幾公分高，有的地方幹脆就沒有植物，冬季嚴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涉無人煙，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水。商隊到達休息地的第壹個任務便是找水。觀察植物可辨別地下水的深淺，地上長有馬蓮、醋柳的地方水都淺。挖井叫挖閃丹（蒙語井的譯音），挖出坑來困壹會兒，清水便會滲出。就地無水時，就派專人騎馬跑幾十裏去找水。盡管大小商隊都備有專門尋找水源的馬匹和人員，但有時仍然要數日幹渴，尤其是穿越沙漠，往往六、七天見不到壹個水源，沙漠中水位又低，挖井也見不到水，為了生命，不得不喝馬尿、吸牛血。
旅途中的食物是事先預備好的，從張家口出發時帶的是小米、蓧面、冷糕、山藥（土豆）、鹹菜，從草原回來時，帶的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幹。每到壹個休息地專有人負責埋鍋造飯。火源是鐵鐮撞擊火石引燃艾絨取得的，燃料是牛糞。沙漠中的駱駝刺也是壹種很好的燃料，割倒就可以燒。旅人們都叫它“大救駕”。
旅人住宿壹律是粗布做成的帳篷，冬可擋風雪，夏可擋暴雨。
土匪和狼群是古商道最大的隱患。商隊往返都拉有貨物，沒有太多金銀細軟，土匪要大批貨物沒用，往往只要少許物品和馬匹就會撤去，壹般不傷害商人。有的土匪卻要綁走領隊的掌櫃，讓車隊返回時用銀兩贖人。
草原的狼異常匈猛，出行成群結隊，壹旦襲來，商隊人畜往往要遭受損失，不過商隊的狗在此時會起到很大作用。
在茫茫草源上有著許多無奈，有時人生病了，能簡單診治就治壹下，治不了的急癥只有等死。死後就地掩埋，可不久就會被狼和野狗扒出來吃個精光。
有時負重的駱駝或牛死了，人們便把整車的貨物忍痛丟棄，萬萬不能給其它牲畜增加負重，否則還會有更多的牲畜累死。
張庫大道的路線和輻射範圍大致如下：壹般從旱淖壩、萬全壩或崇禮五十家子上壩。上壩後，走張北（興和）、化德（德化）、賽汗（滂江、東西蘇尼特旗）、二連、紮蒙烏德、叨林、烏蘭巴托、恰克圖、莫斯科，這是中線。
上壩後，走張北，太旗，穿越渾善達克沙漠，過灰騰梁，灰騰河，深入後草地貝子廟（錫盟）或奔二連歸入中路或繼續向北經東西烏珠穆沁過境，至喬巴山，有的還深入到俄國的赤塔，這是東路。
西北路從張家口出發，走張北、三臺壩、大清溝、商都、卓資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烏裏雅蘇臺，科布多，有的還拐向庫倫。
有些小買賣人商隊較小，就近在東烏、西烏旗壹帶便可完成銷售交易。
張庫大道覆蓋了蒙古的十二個盟，壹百五十多個旗，影響輻射到俄國南部邊境的大部分地區，甚至到莫斯科。
為了經營的便利，以大盛魁、大德玉、元盛魁、天義德等幾家為首的巨商們，還在莫斯科，恰克圖、伊爾庫茨克，烏蘭巴托等地設立了貿易分號。據有關數據統計，當時境外的商號有四百多家，這大約就是當今風靡世界的連鎖營銷的雛形。
駱駝商隊的運輸是每年秋季開始，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車隊壹般是春季出發，秋季返回。
駱駝和老倌車有少部分是商人自備的，但絕大部分是專門以搞運輸為生計的。如張家口回民中的佟家、楊家、王家、丁家、馬家都是養駱駝的大戶，壹般都有二、三百只駱駝。有的駱駝戶甚至養到千峰駱駝。今張家口橋西區的東駝號，西駝號便是養駝的地方。別的不說，僅餵駱駝的草，就連綿不斷的堆起幾座小山，以至於留下了今天的草場巷。駱駝夏天到草地放牧，叫放場。秋季返回準備跑草地叫起場，養駝人辛苦，收入也較豐厚。橋西區新華街的清真寺是寧夏養駝的回民捐資修建的。當時，養老倌車的大戶是殷家和董家，住在南天門、菜市壹帶，還有壹部分在四岔、稍道溝、石匠窯、正溝、平門外的永豐堡、五墩臺壹帶。石匠窯有幾個專門從事老倌車車輛修理業的木匠，收入頗豐。
漫漫的張庫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駱駝和老倌車在日夜不停的行走。駝鈴、牛鈴的叮咚聲，編織著壹曲曲旅蒙商的發財夢幻曲。具體的羸利，由於商人的晦澀無載，因而無考。且看兩個小例子：壹個靠撿駝糞為生的老太太，以壹口袋壹吊錢的利潤，幾年就攢錢買下了十三間房子。南天門、菜市、稍道溝、四岔、石匠窯壹帶農民的祖輩，大都是跑草地趕老倌車的車倌。他們靠每年壹次，每輛車壹根，從烏蘭巴托拉運輕浮皮張時，絞車用的絞棍的積攢，蓋起了清壹色的柏木做椽的房屋。直到今天，他們在拆除舊房時還會扒出來自草原的柏木椽子。揀來的利潤如此，精心謀劃，苦心經營的利潤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