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縣喬家，是晉商中靠勤勞誠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喬家始祖喬貴發，祁縣喬家堡人。早年是壹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壹位秦姓結拜兄弟壹起走西口，先做當鋪夥計，後開草料鋪，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雜貨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當地糧食豐收，他們為給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準備，趁糧低價時購存了壹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價錢高漲，於是把黃豆售出，獲利頗豐。進而擴大經營，開設了客貨棧廣盛公。
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壹次經營“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虧得喬氏平日與當地“相與”誠信往來，信譽尚存，得到來往戶支持，延緩了欠款歸還日期。經多方籌措，又賴廣盛公掌櫃悉心經營，扭虧為盈，復興了喬家基業，遂把“廣盛公”改為“復盛公”。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嚴守家規，家業日益興旺。而秦姓子弟疏於經營，坐享其成，逐漸抽走股份，最終復盛公幾乎成為喬家獨資。復盛公成為喬姓商號後，買賣興隆，在包頭先後增開復盛全、復盛西等19個門面，有職工四五百人，成為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雄厚的商號，故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喬氏依托復字號，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光緒十年（1884年）又設大德通、大德恒票號。到清末喬家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字號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多萬兩，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總資產達千萬兩以上。
喬貴發壹心經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歲，才娶了壹個寡婦，***育三子。長子全德是寡婦程氏帶來的，名德星堂，因非喬貴發親生，這壹門沒有什麽起色。二門全義，堂名寧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喬致庸（1818—1907），是喬家壹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心，誠信為本，執著追求，艱苦奮鬥，不斷開拓，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為喬家的繁榮立下了大功。喬致庸活到89歲，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終把喬家大業交給了他的孫子喬映霞。喬映霞深受家風祖規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嚴謹。他針對兄弟與子弟特點，分別立書齋名，曰“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壹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明訂家規“五不準”：壹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貝者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在喬映霞努力下，喬家大業蒸蒸日上，達到了鼎盛。喬映霞思想比較開明，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主任，到了事業的頂峰。清朝末年，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生意從此走向衰敗。
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 講述的是壹部商界英雄的故事。而該劇的主人公則是山西祁縣喬家堡著名商戶“喬家”的第三代喬致庸。喬致庸的壹生穿越了大清王朝的晚期，他以喬家這壹中的家族事業為舞臺，懷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國的夢想，為實現自己青年時代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宏願，在與其他商家、與家族內部、與達官顯貴、與朝廷，乃至與土匪之間壹場長達壹生又無所畏懼、錯綜復雜的鬥爭。喬致庸憑借自己的勇氣才智和骨子裏透出的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終於使他戰勝了壹生中數不盡的劫難，晚年時代終於讓喬家成為對中國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巨商，為民族商業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貨通俄蒙領風騷 外貿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晉商中以外貿稱著。據“山西外貿誌”載：“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易眾多的山西商號中，經營最長，歷史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壹門從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七代，沿襲壹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數個較大商號中，常氏壹門獨占其四，堪稱清代晉商中“外貿世家”。常氏家族經商的始祖常威，當年去張家口經商，從家裏出發時，身不帶分文，壹路以為人占卦算命，賺取吃飯住店錢，得以成行。常威有三個兒子，長子常萬圯和三子常萬達，都以經商見長。萬圯壹支，即後來所說的“南常”；萬達壹支是“北常”。常萬達少年聰慧，長大後隨父到張家口經商，十年如壹日，生活儉仆，為人處事誠懇守信，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從開布鋪，經營布匹、白布走俏、獲得厚利，又擴大規模，兼營茶葉、雜貨，外銷蒙古等地，逐步積累商業資本，設立了大德玉商號。
到乾隆年間，恰克圖被清政府定為中俄貿易的唯壹地點。中俄貿易的龐大交易都被壓縮到了恰克圖。常萬達看出了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他將張家口經營的“大德玉”字號改為茶莊，傾其資財來到恰克圖，實現了由內貿到外貿的轉變。常萬達向俄商出口茶葉，兼營綢緞，由俄方引進皮毛、銀錠，有出有進，獲利甚豐。常萬達“滿而不盈，視有若無”，不斷倍厚資本，為常家外貿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事業的發展和資本的增加，常氏先後增設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形成了常氏“玉字”連號，遍布蘇州、上海、漢口等地，獨慎玉還在莫斯科設立了分店。
庚子事變，常氏商業受到壹些損失，轉而創辦近代家庭工業，開辦了敦義和蠶桑局、敦睦和織布工廠，獲利頗豐。常氏在山西還向近代工業火柴局、保晉礦務公司、晉華紡織公司投過資。常氏十四世常旭春還擔任了保晉公司第四任總經理。常氏由商業起家，家境富裕後，便轉而讓子弟讀書子儒。常氏八世常吉為縣貢生，是家族中入貢第壹人。此後學業有成者延綿不斷。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學學成回國，有10人從省內外大學畢業，素稱“世兼儒賈為業”是晉商中少有的“書香門第”。
常氏商業清末、民國初年逐漸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額征稅，遭受浩劫。據記載，僅在莫斯科所賠累折銀140余萬兩。辛亥革命後，內外貨款不結，玉字號隨之倒閉。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鋪規模數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際聲勢顯赫的晉商巨富。
曹氏家族發跡，始於明末清初人曹三喜。當年，曹三喜因生計所迫，隨人到東北三座塔（今遼寧遼陽縣）經商。他先是租地種菜、種豆，後與人合夥磨豆腐，用豆腐渣養豬。待生意興盛後，因曹三喜是外鄉人，合夥者想多占利潤，只好各自經營。曹三喜認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幹壹定能成功。他勤勞踏實，以誠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釀酒業、雜貨業、典當業。之後，又在沈陽、四平、錦州等地設立商號，逐步成為省外大商。清兵入關後，曹家的商號又向關內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到道光、鹹豐時期，曹家的商號已遍及半個中國，國外發展到莫斯科。經營項目有銀錢業、綢緞、布匹、呢絨、顏料、藥材、皮毛、雜貨、洋貨、釀酒、糧店等等，雇員達37000余人，總資本達1000余萬兩。曹家創造出總號轄分號、大小分號連鎖管理辦法，據說，全國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號，連管家的也說不清楚。有鉆營者，未通過曹家同意，擅自打著曹家旗號，借貸資金開設商號，只要在其錢莊、銀號管轄之下，外貸不足2萬兩以下，曹家亦不問所以，可見曹家的財勢之大。
曹三喜致富後，把資產分成七分，給每個兒子各壹分。然後，每家出資10萬兩，組成管理處，合資經營，稱為“曹七合”。道光以後，各門逐漸衰落，惟獨“三多堂”興旺發達。“三多堂”為多福多壽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並排高聳的四層舊式樓，是“三多堂”的標誌。這三座樓，墻厚1．5米，高達15米多，三個穿堂大院，布局是“壽”字形，內套15個大院，房屋280間，***計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晉商大院。曹氏商業在清末逐漸衰落，辛亥革命後，曹氏在東北各大城市的票號，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發行的“奉票”擠兌。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曹氏在東北的票號歸偽滿政府所有。
蔚字五聯競瀟灑 票號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稱“侯百萬”，史料記載有資產七八百萬兩白銀。侯氏發跡於清康熙年間，十世侯萬瞻，專跑蘇、杭州販賣綢緞、家業發展很快，到他的孫子侯興域時，已成為赫赫有名的大財主了。
侯興域是侯家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繼承祖業，用心經營，積累百萬。他的三兒子侯慶來更是精明練達，頗有才幹，壹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遙開設的經營綢緞、茶葉、錢幣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都改為蔚字號，後來又把蔚字號改為票號。但侯慶來只活了36歲，他的兒子侯蔭昌接管了家業，在與平遙日升昌票號的競爭中，又把其它蔚字號也都改為票號，成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聯號”。經過道光、鹹豐到同治，大約三十年間，蔚字號聲勢日增，分號遍布全國30多個城市大有後來居上氣勢。
蔚字號的財東侯家，歷次分紅都獲得了巨款利潤，有錢有勢，驕奢淫逸。侯蔭昌的姬孫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揮金如土的闊少年。當時介休有壹句諺語，說“介休縣有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這三個人整日聲色犬馬，競相鬥富，極盡揮霍之事。光緒末年，大清銀行成立後，侯氏票號由盛而衰，漸漸走上了下坡路。
聲名卓著“長裕川” 祁縣大戶是渠家
祁縣商人雲集，號稱祁幫，是清代商界的壹支勁旅。而渠家是祁幫中的大戶。渠家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
渠家發跡，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於信、渠忠信三兄弟，從販運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販到祁縣，再把祁縣的粗布和棗運到上黨，年長日久，不辭辛勞，漸漸積累了資金。到清乾隆、嘉慶年間，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對俄、蒙的茶葉貿易。從渠氏十七代源字輩開始，進入了生意興隆的黃金時代，成為當時晉中八大富戶之壹。源字輩渠源楨先後與他人合資開設了“百川通”票號、“存義公”票號、“長盛川”票號，並獨資開設了“三晉源”票號、“匯源通”票號，在開設票號的同時，渠家在各省設有茶莊、鹽店、錢店、當鋪、綢緞莊、藥材莊等，實現了票號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相互轉化，這是渠家商業經營的特色，並獲得了成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紅達兩萬多兩白銀。
渠源楨是壹個非常謹慎的人。渠源楨希望長子渠本翹從事商業，但渠本翹天資聰穎，小時候就有“神童”之譽，更熱心考取功名。渠源楨對其極為不滿，據說，渠本翹考取舉人歸鄉省親，渠源楨競跪在門外迎接，弄得很難堪。渠本翹中進士後，曾被清政府派駐日本橫濱領事。父子兩人矛盾的緩和是在山西保礦運動。1898年，清政府從極低廉的價格，將山西的煤礦、鐵礦；開采權，出讓給英國商人。消息傳開，山西全省嘩然，商民各界奔走呼號，展開長達數年的爭回礦權、路權的鬥爭，渠本翹剛剛卸任山西大學堂監督，就投入保礦運動。在晉商保礦運動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楨主持渠家大票號協力相助。不但出巨資入股保晉公司，還幫助公司發行、募集股票。渠本翹在保晉公司擔任了壹年多總經理，就再次入京為官。渠本翹入京後，渠源楨將大半資財鑄成銀錠埋在自家院裏，據說總量達三百萬兩之多。1919年渠本翹病逝於天津，此後渠家的後代再沒有涉入商界，大多數成為學者、教師和作家。
明清兩代聚千兩 山西首富數亢家
山西平陽府（今臨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時期聚財數千萬兩，堪稱山西首富。亢氏之後，才是資產在七八百萬兩的曹、喬、渠、常等諸姓人家。
亢氏起家，傳說源自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山海關與清軍作戰失敗，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將攜帶的金銀財寶寄存於亢家。後來，李自成犧牲，農民軍寄存的金銀財寶遂為亢氏所有。但這只是傳說，其實，亢氏致富也是經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鹽商，清代實行鹽專賣制，由政府特許鹽商憑鹽引到指定地點運銷。亢氏正是憑這種販運特權，獲取豐利，成為巨富。亢氏在鹽商聚集的揚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園，顯赫壹時。其次，亢氏是大糧商。當時在北京，由於是京畿要地，四方輻輳，買米糊口之人倍繁於他省，而北京資本最大，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在原籍平陽府，亢家“倉廩多至數千”，藏有米糧萬石。再次；亢家是壹個資本雄厚的典當商。傳說當年，亢家為了擠垮當地另壹家當鋪，連續三個月拿出90尊金羅漢到這家當鋪去典當，每尊典銀1000兩。這家當鋪人慌了，問典當人，何以有這麽多金羅漢，來人說：“我家主人有金羅漢500尊，現在還410尊等著典當呢！”這家當鋪只好讓亢家將90尊金羅漢贖回，自己關閉當鋪遠走他鄉去了。此外，當時，亢氏在原籍平陽還擁有大量田宅和儲糧，號稱“宅第連雲，宛如世家”，“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甲第聯輝名當世 “世襲皇商”是範家
介休範氏經商始祖叫範永鬥，明末時在張家口經商，經常出入遼東，是當時有名的八大商人之壹。
由於當時商人經常出入關內外，為滿清提供軍需物資和情報，滿清入關稱帝後，順治皇帝為答謝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設宴，親自召見，嘗賜朝服，編入“禦用皇商”行列。範永鬥被任命為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經濟特權。範毓賓是範永鬥的孫子，他具有聰穎卓越的經濟頭腦，繼承祖業後不負眾望，使範家商務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他主政時，擔當了“承辦、采運軍糧”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親征準噶爾部，由於運送軍糧花費過大，“輸米饋軍”付出了慘重代價。作為皇商接受這項官差後，認為雖然返販軍糧艱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經商的經驗，認為不僅有利可圖，又可報效國家。他請求以每石米低於官價三分二的價格自費辦售軍糧，康熙聞奏大喜，遂即準請。範毓賓感受皇恩浩大，表現出令人感慨的忠誠。他湊足144萬兩白銀，補運軍糧計為百萬余石，為清政府節省費用600余萬兩。《清史稿·列傳》中說，範毓賓“輾轉沙漠萬裏，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忠誠換來了豐富的回報。範氏家族中有許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聯輝，顯赫壹時。朝廷還慷慨地把西北遊牧民族的貿易權交給了範家，獲得了巨大的商機。範氏由皇商兼獲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歷史上實屬罕見，範家並不滿足於既得利益，繼續尋求發展機會。康熙時，國內銅斤（造銅錢用的原料）嚴重短缺，政府允許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範氏把握時機，奏請內務府，承擔了販運洋銅的大部分業務，獲得巨大利益。
範家因官商而興，因官商而衰。隨著清末滿清政府的衰敗，範氏商務日趨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範氏銅業“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壹百五六十萬兩之多”為由，革除範氏內務府、戶部等衙門官職，著令嚴加審訊範清濟兄弟，並查封家產，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襲皇商”變成了階下之囚。
大名鼎鼎“財神爺” “最後風光”是孔家
在晉商中，有壹位大名鼎鼎的“財神爺”，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國時期四大家族之壹。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輕時，抽過大煙，把家產抽光了，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揀過煤渣的原因。後來孔繁慈在太谷城鄉許多地方當過私塾教師，供孔祥熙在基督教會所辦的新式學塾學習。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魯大學，主修理化，後來又修社會學。1905年進入本院研究院，獲理化碩士學位，他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家業”。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但他婉辭了郵政部、北洋大學等的聘請，決心回太谷辦學，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小學的基礎上，增擴課程，創辦了太谷第壹所中學銘賢學堂。孔祥熙壹方面提倡培養新式人才，但對“振興家業”發財致富並未忘懷。1912年，他從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為民間點燈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機，便同五叔孔繁杏設立的祥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了壹部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經銷火油（煤油）的總代理權，獨家經營、獲利豐厚。孔祥熙也因此成為山西第壹位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孔祥熙東渡日本，在橫濱結識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宋靄齡。宋贊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壹種理財的本領”，而對孔“在在服佩”。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與宋靄齡結為伉儷。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宋慶齡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國，利用歐戰國外需要軍工原料的商機，把陽泉的鐵砂運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創辦了“祥記”和“裕華”公司。1926年，國內政界發生劇烈變動，孔祥熙認為“做大官”的“時會機遇”來臨，他從美國回到廣州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後方財政事務。由於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靄齡說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則通過蔣介石政權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為家族財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證。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為“國府委員”，從此，官運、財運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孔家在借公營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中國豪門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究竟聚斂了多少錢財，據說抗戰初期宋靄齡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就“撈了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存款的第壹位”，被美國記者茜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債案”，壹時間在山城重慶輿論沸揚，孔祥熙被迫下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