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洋

江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已經過了亂世。當她回憶起自己在亂世中遇到的善良的人們時，我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對人性本善的信任，而不是指責。或者說，因為善良，她更容易忽略苦難，在苦難的時代看到人性的光輝。壹位同事在課堂上評論時表示，雖然江洋的生活很不幸，但與老王相比，他總是幸運的。我認為這種解釋並不合理，因為知識分子的幸福和不幸不能只用生活水平來衡量，而且(況且江洋的生活確實很艱難)不幸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當年，無人幸免，妳只有兩個選擇，要麽隨波逐流，要麽堅守自己的善良或良知。對於老王來說，還有壹個選擇，比如加入壹個蹬三輪車的組織。(“組織”是壹個特殊時代耐人尋味的詞)而且我相信，在任何壹個社會，人與人之間都應該是息息相關的。這種感覺類似於基督教中的原罪。所以，在江洋看來，我們都應該為那個黑白顛倒的時代裏每壹個善良不幸的人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