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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遺音的流傳歷史

天寶十四年(755年)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發動叛亂,明皇奔蜀,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於靈武,改元為至德元年(756年),幹支為丙申,“大聖遺音”琴為李亨即皇帝位後所作的第壹批宮琴。

由於“大聖遺音”琴的斫琴人是由盛唐開元、天寶時代過來的,故所作之琴依然保持了盛唐時期的風貌,具有秀美而渾厚的氣度,其渾厚感來源於琴面的弧度,弧度大琴面肥厚,氣度自然渾厚了。由於琴面比較渾厚,在琴之兩側、項與腰兩處向內收縮的部位,出現了厚逾兩側的不協調現象,從而影響到琴型整體的秀美,故將收縮進去的部位之上下邊沿加工做成圓楞,使邊側上下楞角向中間移動,在視覺上減弱了側面厚度的突出差距,在琴額之下,亦因琴面肥厚,采取了由軫池向外加工成斜坡形,以減薄琴額之厚度,所以這張唐代宮琴氣象渾厚而絕無絲毫蠢笨之感。

與傳世的常琴相較,“大聖遺音”琴的斷紋也表現出時代特點,在某些部位出現有較為寬大的斷紋,即大蛇腹紋,在大蛇腹紋之間又出現若幹細小的牛毛斷紋。在這兩種斷紋的表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現象:大斷紋已略有翹起如劍鋒,且露出點點白色顆粒及壹絲鹿角灰漆胎,它是隨著漆質老化而先期斷裂出來的。而細小的牛毛斷則是隨後陸續發生的。南宋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講古琴時說斷紋是“愈久則斷紋愈多”,所指就是這種現象。

在文獻記錄中還沒有看到唐朝有專為宮延服務的永久性作坊的設置,那麽,壹位有名的技術工匠,他被征召來為皇家制作,與平素的制作不可能沒有相同之處。這張至德無年的禦制琴是中唐琴的標準器,以它所具有的各項特點,不僅可以準確地識別中唐時期的制作,且對於辨別盛唐與晚唐之琴亦具有莫大的參考價值。

琴為靈機式, 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殼,金徽玉軫,圓形龍池,扁圓形鳳沼。七徽以下弦露黑色,遍體蛇腹斷紋,中間細斷紋,額有冰紋斷。圓池上刻草書“大聖遺音”四字,池內納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隸書“至德丙申”四字年款,至德丙申為唐肅宗元年(公元756年)中唐之始,池兩側刻隸書“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臺”十六字,池下有“困學”、“玉振”兩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髹金。青玉軫足,細鏤絳結及旋瓣花紋,為明朝所制。迄今已近壹千二百五十年,傳世既久,琴之足孔四周漆多剝落,木質亦接近朽蝕。足端雖纏裹織物並嵌塞木片仍難固定。張弦稍緊,既有損琴背虞,幸好管平湖先生有安裝銅足套之法,為此王世襄先生特請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制作銅套並仿舊染色,再請金禹民先生鐫刻八分書題記“世襄、荃猷,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請管先生安裝銅足套於孔內,不僅天衣無縫,且琴音絲毫無損,效果極佳。管先生曾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彈五百年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神農氏唐琴,不僅琴名“大聖遺音”與此琴完全相同,漆色、斷紋、池沼、年款也絕為相同。因而兩琴應制於同時,出自同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古琴鑒定家鄭瑉中先生認為此琴屬中唐之始,雷氏為宮中所造,應是唐琴的標準器。歷經千年,而未曾破腹大修,極為難得。

楊時百先生《藏琴錄》龍門寒玉壹則稱“虞君得鶴鳴九臯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所長安之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絲毫不爽。西園主人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定為鮮於伯機印,或‘玉振’亦鮮於樞印也。……皆鴻寶也。”表明此琴曾經為元朝著名書法家、詩人鮮於樞(字伯機,號困學山民)收藏。上述五琴,管平湖先生都曾親眼所見,並且有彈撫多年者。

管平湖先生認為九德兼備當推大聖遺音,所謂九德兼備是指集奇、古、透、潤、靜、圓、勻、清、芳九種美好音色、韻味於壹器,是古琴最為難得。大聖遺音琴原為北京著名琴家錫寶臣先生所珍有,壹九四八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即以飾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換得黃金約五兩,再加翠戒三枚。其中最佳的壹枚,為王世襄先生母親遺物。經著名琴家汪孟舒先生介紹,從錫寶臣先生之孫章澤川先生手中求得。至今五十五年間,視同拱璧,除文革十年被抄家之外,不曾須臾分離。

著錄:梁白泉先生主編《國寶大觀》第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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