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年（755年）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發動叛亂，明皇奔蜀，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於靈武，改元為至德元年（756年），幹支為丙申，“大聖遺音”琴為李亨即皇帝位後所作的第壹批宮琴。
由於“大聖遺音”琴的斫琴人是由盛唐開元、天寶時代過來的，故所作之琴依然保持了盛唐時期的風貌，具有秀美而渾厚的氣度，其渾厚感來源於琴面的弧度，弧度大琴面肥厚，氣度自然渾厚了。由於琴面比較渾厚，在琴之兩側、項與腰兩處向內收縮的部位，出現了厚逾兩側的不協調現象，從而影響到琴型整體的秀美，故將收縮進去的部位之上下邊沿加工做成圓楞，使邊側上下楞角向中間移動，在視覺上減弱了側面厚度的突出差距，在琴額之下，亦因琴面肥厚，采取了由軫池向外加工成斜坡形，以減薄琴額之厚度，所以這張唐代宮琴氣象渾厚而絕無絲毫蠢笨之感。
與傳世的常琴相較，“大聖遺音”琴的斷紋也表現出時代特點，在某些部位出現有較為寬大的斷紋，即大蛇腹紋，在大蛇腹紋之間又出現若幹細小的牛毛斷紋。在這兩種斷紋的表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現象：大斷紋已略有翹起如劍鋒，且露出點點白色顆粒及壹絲鹿角灰漆胎，它是隨著漆質老化而先期斷裂出來的。而細小的牛毛斷則是隨後陸續發生的。南宋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講古琴時說斷紋是“愈久則斷紋愈多”，所指就是這種現象。
在文獻記錄中還沒有看到唐朝有專為宮延服務的永久性作坊的設置，那麽，壹位有名的技術工匠，他被征召來為皇家制作，與平素的制作不可能沒有相同之處。這張至德無年的禦制琴是中唐琴的標準器，以它所具有的各項特點，不僅可以準確地識別中唐時期的制作，且對於辨別盛唐與晚唐之琴亦具有莫大的參考價值。
琴為靈機式, 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殼，金徽玉軫，圓形龍池，扁圓形鳳沼。七徽以下弦露黑色，遍體蛇腹斷紋，中間細斷紋，額有冰紋斷。圓池上刻草書“大聖遺音”四字，池內納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隸書“至德丙申”四字年款，至德丙申為唐肅宗元年（公元756年）中唐之始，池兩側刻隸書“嶧陽之桐，空桑之材，鳳鳴秋月，鶴舞瑤臺”十六字，池下有“困學”、“玉振”兩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髹金。青玉軫足，細鏤絳結及旋瓣花紋，為明朝所制。迄今已近壹千二百五十年，傳世既久，琴之足孔四周漆多剝落，木質亦接近朽蝕。足端雖纏裹織物並嵌塞木片仍難固定。張弦稍緊，既有損琴背虞，幸好管平湖先生有安裝銅足套之法，為此王世襄先生特請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制作銅套並仿舊染色，再請金禹民先生鐫刻八分書題記“世襄、荃猷，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請管先生安裝銅足套於孔內，不僅天衣無縫，且琴音絲毫無損，效果極佳。管先生曾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彈五百年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神農氏唐琴，不僅琴名“大聖遺音”與此琴完全相同，漆色、斷紋、池沼、年款也絕為相同。因而兩琴應制於同時，出自同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古琴鑒定家鄭瑉中先生認為此琴屬中唐之始，雷氏為宮中所造，應是唐琴的標準器。歷經千年，而未曾破腹大修，極為難得。
楊時百先生《藏琴錄》龍門寒玉壹則稱“虞君得鶴鳴九臯與李君伯仁所藏獨幽及飛泉，錫君寶臣藏大聖遺音，武英殿陳列所長安之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絲毫不爽。西園主人因大聖遺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學’二字，定為鮮於伯機印，或‘玉振’亦鮮於樞印也。……皆鴻寶也。”表明此琴曾經為元朝著名書法家、詩人鮮於樞（字伯機，號困學山民）收藏。上述五琴，管平湖先生都曾親眼所見，並且有彈撫多年者。
管平湖先生認為九德兼備當推大聖遺音，所謂九德兼備是指集奇、古、透、潤、靜、圓、勻、清、芳九種美好音色、韻味於壹器，是古琴最為難得。大聖遺音琴原為北京著名琴家錫寶臣先生所珍有，壹九四八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鬻書典釵，易此枯桐”，即以飾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換得黃金約五兩，再加翠戒三枚。其中最佳的壹枚，為王世襄先生母親遺物。經著名琴家汪孟舒先生介紹，從錫寶臣先生之孫章澤川先生手中求得。至今五十五年間，視同拱璧，除文革十年被抄家之外，不曾須臾分離。
著錄：梁白泉先生主編《國寶大觀》第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