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和知識經濟的特征決定了電子商務制度創新的模式、方式和路徑。
在網絡時代，制度創新將以技術為主導的創新模式進行。根據傳統經濟理論，經濟制度的重新安排或新經濟制度的產生有兩種基本的理論模型，即需求誘導和供給導向模型。所謂需求誘導型，是指單個行為者尋求在現有制度下無法獲得的利益(即外部利潤)而引發的制度變遷需求，引發了制度的重排。該模型假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單壹主體總是試圖在給定的制度約束下確定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壹旦行為者發現制度的不平衡和外部利潤的存在，就會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這種需求能否轉化為壹種新的制度安排，取決於同意、支持和推動這種制度變遷的行動者群體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相比是否處於優勢地位。如果實力優勢明顯，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權利定義將被新的制度安排和權利定義所取代。最後，國家會通過法律等形式建立有利於主導行為者的制度安排和產權規則，從而導致制度變遷。供給導向的制度變遷是在壹定的憲法秩序和倫理行為規範下進行的。權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願是決定制度變遷的主導因素，而這種能力和意願主要由壹個社會中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結構或實力對比決定。顯然，這兩個關於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型需要在互聯網時代進行修正。電子商務作為壹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是技術變革引發的歷史性商業革命，技術主導的作用超過利益主導。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技術主導的制度創新沒有利益因素。這裏我們強調的是，當人們利用互聯網進行商業活動時，首先受到技術手段的制約，或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種努力可能產生的利益格局。
在網絡時代，制度創新的方式是開放式契約。因為普通契約根據比較優勢促進有效專業化，所以聯合投入之間的壹些特殊契約用於團隊生產。它不是由於共同投資的所有所有者的多邊契約，而是由於壹個集中有效的組織，促進了團隊生產中的共同投資。契約形式形成了所謂企業的基礎，尤其是適合組織團隊生產的實體”[4](p85)。網絡經濟的本質、發展形式和方式要求相關主體的經濟權利特別是產權的交換和安排，應該是壹個自願的契約選擇過程，是壹個按照價值規律和公平公正原則進行的交換過程。因此，網絡時代的制度創新應該把契約選擇作為電子商務的靈魂，把具體的產權選擇進行科學量化，把這種量化的產權以標準化契約的形式體現出來，最終實現經濟行為主體自願選擇的市場利益交換和產權安排。即“舊的競爭和創新的制度壁壘應該被不特別偏向某壹技術和行業的‘開放架構’原則所取代”[1](p94)。經濟學家對這種開放的制度結構給出了許多原則性的意見。在美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高級政策研究所認為，以電子商務為核心的新經濟的創新政策應基於四個基本原則:投資新經濟的基礎領域，尤其是教育、培訓、科學技術研究；建立壹套支持創新和發展的靈活、開放的貿易規則和條例，包括信息技術革命的政策；確保工人能夠獲得必要的技能，以便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順利前進；政府的重組和數字化保證了政府的快速性、靈活性和快速反應。顯然，這還不是全部。最起碼要以全球壹體化為原則和標準。因為網絡時代是壹個真正全球壹體化的時代。任何創作，任何標準，如果不能適應這壹特點，都不可能在網絡中生存。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世界上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有相同的標準。機構標準的全球壹體化是指各種體系和標準的兼容性。這種兼容性說明，網絡時代的制度體系要在* * *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電子商務規則體系的這些基本原則，應該是網絡時代的基本特征。
在網絡時代，制度創新的路徑是從制度整合到建立新的制度。網絡時代的制度創新是在對現行制度規則體系進行確認和劃分的基礎上，實現制度邊際效應的重組。這種制度邊際效應重組的首要目的是降低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制度規則體系的平衡。因此，有必要考慮制度創新的制約因素。這些約束將決定重新安排制度規則邊際效應的成本和實施成本，是在理論創新基礎上做出的制度選擇。但是，制度創新不能像理論創新壹樣完全自由地進行。實際上，壹定的制度規則代表壹定的利益，制度之間的沖突反映的是利益之間的沖突。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想盡辦法阻礙新事物的發展。因此，永遠不可能有完全自由的系統整合系統，任何對系統邊際效應的重新安排都必須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其中，現有法律對制度創新的影響和制度邊際效應復合體運行成本的約束最為重要。現有的法律，尤其是憲法，決定了選擇空間，也在壹定程度上決定了制度變遷的過程和方式。壹個國家在壹定時期的法律秩序是國家基本制度的具體體現。法律建立並保護它認為必要和可取的社會規則。這並不是說法律反對壹切制度變革，憲法作為根本法，實際上規定了制度創新的方向。為了控制法律界定的制度創新方向，協調現行制度既得利益者與新制度贏家之間的平衡，國家權力中心壹般不願意采取激進的創新方式。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壹個實行供給導向型制度變遷的國家，維護權力中心的政治權威有助於穩定有序地完成制度創新的實施，降低談判成本。可以說，個人收入是誘發微觀經濟主體對制度創新的需求，但不是正式制度供給的基礎。經濟制度的真正供給者是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換句話說，我們在規範電子商務時，要充分考慮國家法律對各種制度規則和制度的界定。凡是被國家法律禁止的行為，都不能作為電子商務的規則得到確認和允許，否則將直接違反國家法律，給電子商務的發展制造新的障礙。只有將國家的肯定行為與保護之間的經濟關系進行重組，才能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至少不會造成直接的法律沖突。
受訪者:從上網開始就壹直掛電話——經理四級10-13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