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古代東方文明國家普遍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地中海的希臘世界卻出現了雅典這樣的民主模式？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往往首先關註雅典特殊的地理環境，並試圖將其描述為雅典民主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但這並不令人信服。壹些地理條件與雅典相似，屬於希臘世界的城邦，如科林斯、麥加拉等，都建立了寡頭政治。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系。不可否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包含了地理環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更不是決定性的。應該說，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展是其經濟、政治、歷史和文化傳統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古代雅典在形成的時候有很高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雅典從壹開始就不同於古代東方文明的特點之壹。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史詩表明，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希臘地區曾使用過鐵器和牛耕。古代東方文明的形成遠早於古代雅典。但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要低得多。在古代王國，埃及主要使用木犁和木制品進行耕作。青銅工具只在中央王國時期出現在埃及。鐵被認為是壹種貴金屬，因為它在新王國裏很稀缺。此時距離埃及統壹國家的形成已經過去了約1，000年。馬克思曾經認為，這種低水平的文明和廣闊的領土是需要中央集權專制政府的原因之壹。但是，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導致了雅典形成時期農業和手工業中個體戶生產活動的存在。在此基礎上，排除了中央集權專制政府幹預的必要性。其次，基於雅典的地理環境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古代雅典在形成時就有自己的社會經濟活動特點。位於阿提卡半島的古代雅典群山起伏，不利於糧食生產的發展，但園藝、畜牧業、水果種植和養蜂業相當繁榮。阿提卡擁有的銀礦和粘土礦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阿提卡半島上的愛琴海有三個環，與地中海相連。阿提卡西岸的幾個天然港口為雅典人發展海上貿易提供了便利。對外國谷物的依賴以及出口手工業產品和服裝產品的需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斷擴大對外交流，與海外各國建立了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系。這樣，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會就有了比較發達的商品貨幣關系，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局面。雅典已經成為東地中海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中心。在梭倫時代，“動產，即由貨幣、奴隸和商船組成的財富，日益增多，但此時它已不像在視野狹窄的初期那樣，僅僅作為購買不動產的手段——它本身已經成為了口溝。”相反，古代東方文明國家壹般是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為基礎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有兩種情況:壹方面，印度人民和所有東方國家的人民壹樣，把他們農業和商業的主要條件，即大型公共工程，交給了政府。另壹方面，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住在小地方。由於這兩種情況，因此，自古以來，印度就出現了壹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的村社制度，它使得每壹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壹個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門造車的生活。這些帶有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乍壹看多麽無害，壹直是東方專制制度的堅實基礎。第三，雅典國家產生時的生產力、地理環境和經濟活動的特點，徹底摧毀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組織。氏族組織滅亡的主要原因之壹是建立在商品和貨幣關系發展基礎上的私有制的擴張和發展，特別是隨著土地的抵押、轉讓和買賣而普及的土地私有制。在梭倫時代，土地的私有制和買賣由立法公開確認。在梭倫之前，土地私有是壹個普遍的事實。土地私有制破壞了宗族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土地公有制。另壹方面，在商品經濟活動相對發達的基礎上，阿提卡居民對外交往頻繁，與外國人同居現象極為普遍。這使得基於血緣關系的宗族組織難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甚至逐漸失去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於氏族組織的徹底破壞，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貨幣關系中確立了自由獨立的身份，初步建立了相互平等的關系，這為他們在國家形態下重新組合時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關系背景。馬克思認為的以亞洲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古代東方文明是什麽？馬克思的亞洲社會概念有三個基本特征。第壹，沒有土地私有制，就算退壹萬步講，至少土地是國家的。第二，亞洲社會的基礎是村落共同體制度，每個村落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實現自給自足。第三，集權起主導作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進程中確立的。這是環境造成的結果，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必須在這種環境下進行，才能使農業滿足人口日益增長的需求。如果只著眼於上述情況，不足以說明雅典民主政治產生的必然性。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僅僅是簡單地適合於社會的環境和經濟關系。壹個國家統治階級中各個階級和派別的權力對比，以及獲得領導權的階級或派別的政治意識，也對國家的政治制度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雅典相對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雅典社會產生了壹個相當強大的工商業奴隸主階級。這個階級在雅典形成之初就存在了。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他們要求占統治地位。如果說舊氏族的富人利用“六壹”租債奴隸制，使雅典的小農和手工業者破產，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那麽工商業奴隸主則竭力保證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的獨立存在，以維持對外出口的來源和國內消費市場。工商業奴隸主、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可以在經濟利益壹致的基礎上樹立政治聯盟的旗幟。於是，以梭倫為代表的工商業奴隸主領導下的政治改革，使得雅典更早的廢除了自己的債務奴隸制，並設定了最大的土地占有限額。在雅典，保存了大量的自由農民、手工業者和自由的城市貧民。第二，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形成了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這些人是支持和擁護民主改革的強大社會力量。在古埃及、巴比倫等國家，王室和貴族擁有巨大的農場和作坊，占有大量奴隸和各類依附性農民。這是君主專制的階級基礎。此外，更重要的是，工商業奴隸主領導下的雅典平民通過漸進式改革建立了民主政治。在改革過程中，沒有明顯的內戰、暴亂和流血的痕跡。與此同時，被從獨占統治寶座上推翻的土地貴族，在新民主主義中仍有壹席之地。考慮到工商業奴隸主中有相當壹部分成員是由土地貴族轉化而來的，他們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經濟利益共同點，因此他們之間實現政治妥協是可能的。見多識廣的梭倫可能總結了其他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以至於在政治改革中對窮人和土地貴族采取了溫和的態度。這使得妥協成為現實。因此，奴隸主統治階級的所有階級和派別都包含在壹個民主政權中。民主政體是壹種政府形式，它照顧到相互妥協的奴隸主和自由民各個階層的利益。總的來說，在考察雅典民主產生的原因時，要看到當時雅典社會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壹系列條件的復雜綜合作用。這些條件彼此密切相關。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雅典社會特殊的生產方式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決不能把這個命題簡單化。雅典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本質上是雅典工商業奴隸主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奴隸和非公民實施專政的工具。說到底是為奴隸主階級的整體經濟利益服務的，是奴隸主自由階級的民主。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雅典全盛時期，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自由公民總數約為9萬人。有365，000名男女奴隸。占雅典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失去了自由，沒有公民權，所以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和其他希臘國家壹樣，奴隸主可以隨意虐待和懲罰奴隸。在工場、礦山、農場，奴隸和乞丐被迫用簡單的工具幹重活。事實上，正是在奴隸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奴隸主和自由民才能從事政治活動。正是在除政治生活以外的對奴隸的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奴隸主和自由公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和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這種特權民主甚至得到了進壹步加強。在被稱為鼎盛時期的伯裏克利時期，雅典公民的範圍不但沒有擴大，反而進壹步縮小了。因為公元前151年通過的特別法規定，只有父母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為雅典公民，雅典有5000名居民突然失去了公民權。從此，雅典失去了從其他城邦補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人民主權和輪流執政。其民主制度往往表現在公民大會和人民法院。這也反映在小型行政和軍事機構中。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變趨勢表現為君主專制在中央政府的不斷強化和中央集團在地方政府的不斷強化。雖然偶爾有反腐，但總體趨勢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