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人類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壹，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並與我國早有文化上的交往。早在兩漢時期，佛教作為印度文化的代表就傳入中國，融為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影響甚遠。我們研究印度文化，並對中國與印度傳統文化進行比較分析，對於我們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以批判繼承中國文化傳統，推動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展，不無意義。本文試圖就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對中國與印度文化進行壹些比較分析。
關於印度文化的多樣性與中國文化的統壹性之比較
有人認為：印度文化具有兩個互相對立的方面：它的多樣性與統壹性。”（高善必《印度古代文明與文明史綱》。實際上印度文化的多樣性尤為突出，並且這種多樣性本身所體現的差異性，常常又是極不協調，甚至還是互相沖突對抗的。如在印度，壹些地區現代化大城市蓬勃發展，而許多部落則大量存在，人們仍然過著狩獵與采集的原始社會生活。就是在現代化大城市，老牛無用則被放生，它可以在現代化大街上悠然徜徉，隨地躺臥，連來往車輛都繞道而過。印度有177種流行的語言，544種地方方言，所以在壹張十盧比的紙幣上，要印上12種之多的文字等等。這正是印度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寫照。
造成印度文化多樣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印度除了極短時朝，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裏，總是土邦林立，割據紛爭，長期不得統壹。直到1948年獨立時，全國還有幾百個土邦王國。印度地域遼闊，地形復雜，南北氣候各異，人種繁多，各地區各民族文化形態差異很大，發展不壹致，而政治上長期處於分裂不統壹狀態，故很難形成統壹的文化。
中國漢文化也具有多樣性，如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急劇變革，諸侯割據，各諸侯國不可能實行統壹的文化專制主義，因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形成了春秋文化的多樣性。但自秦以後，統壹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很快形成、鞏固與發展，統壹是長期的，分裂是短暫的。與這種較為長期穩定的統壹的政治局面緊密相聯，國內各地區、各民族文化不斷從壹個個小地域向壹個更大地域的融合演化，終於形成了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壹統文化，其在地域上是統壹的，在內容和形態上是同壹的，這就是以“克己復禮”和“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漢文化的融合這壹過程早在秦漢時期就已完成。印度文化的發展當然也經歷著這壹過程，只是這個過程在印度始終未能完成。這也就決定著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多樣性比較，則明顯表現了自己的統壹性，凝聚性和整體性，具有其濃烈鮮明的封建專制主義大壹統文化特征，這壹點是我們在比較中國與印度傳統文化時首先必須把握的。
另外，關於印度文化的多樣性，從外部因素來看，雅利安文化的入侵，雖曾大規模地改變了印度原來土著文化的面貌，但印度河本土文化仍對往後印度文化的發展存在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印度古代文化正是生存於印度河文化的巨大影響之下，也受到雅利安文化的沖擊和改造，並以其為另壹支主流，兩者在交流融合中呈兩條曲線向前發展，形成了自身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中國漢文化也是由多民族文化匯合融化而成的，同樣有其地域之間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復雜多樣性及其相互之間的融合交流。如春秋戰國時期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融合，西晉南北朝時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元朝時蒙古文化與宋代漢文化的融合等等，莫不如是。但是，必須指出：第壹，這種文化融合不是國外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是中華民族內部各地域之間的文化融合，它具有民族文化的***同性這壹重要特質。第二，就是在這種國內民族文化融合過程中，民族間文化的差異性、多樣性，由於國內的長期統壹的政治局面而不斷得以融合，從而表現出某種強烈的統壹性，凝聚性與整體性，而且，在此過程中，無論是北魏鮮卑族文化，還是元朝蒙古族文化，它們都遠落後於中原漢族文化，也就完全無力構成對中原漢族文化的沖擊改造，倒是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漢文化吸引過去，並表現出對中原漢文化的主動接受。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推行“漢化”政策，下令禁止使用鮮卑語、穿鮮卑服改用漢語漢姓、穿漢族衣服，元朝的鐵木真也是如此。這就說明我國古代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與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大壹統”政治格局相聯系、相適應，始終以中原地區先進的漢族文化為中心，越來越保持和發展著壹種地域上的大壹統，內容與形態上的大統壹的基本特征。在這壹點上也與印度傳統文化有著明顯差別。
關於印度化的宗教性與中國文化的倫理性之比較
有位印度人說：“印度文化只有三種要素：（壹）耕地的犁，（二）手工的紡織機，（三）印度的哲學。”其中，印度的哲學，特別是宗教哲學，它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滲透到了印度文化乃至整個印度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壹切方面。這不是說，在印度文化中完全沒有世俗文化成分。事實上，印度文化在壹定程度上也可劃分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兩個部分。印度人主張人生的四大目的是：法、欲、利、解脫，其中，“欲”與“利”屬於世俗生活內容。印度有兩本書，壹本是《實利論》，壹本是《欲經》，專門論述追求愛欲與實利，其中甚至包括了許多中國倫理道德所無法容忍的東西。即使是這樣，但它仍然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並宣稱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解脫，主張人生必須從業報中解脫出來，遠離現實與世俗的壹切，達到靈魂的永恒不滅。可見，印度人對自我的認識是在宗教中實現的，這也就決定了印度文化具有很強的宗教特征，是壹種以“人對自己的生命”為中心的宗教型文化，這明顯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重大區別。
大家知道，在二千多年的歷史當中，中國社會實行的是統壹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而封建宗法家族關系是它的社會基礎，所謂“國”與“家”合為壹體。所以，中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其重心在於“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即所謂“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等等，註重於以忠孝為主要內容的封建倫理道德和社會人際關系。縱觀中國歷史，古代的思想家，實質上都是以倫理思想家的面貌出現的，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代表，儒家學說從孔子開始就主張重視家庭，註重倫理道德與人際關系，提倡將家庭道德擴展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去，治家立國、經世安邦，主張入世。可以說，孔子開創儒家學派，主張“克己復禮”，就是要在當時樹立起“仁”和“禮”這壹對立身做人的倫理道德標準與立國平天下的政治法律綱紀，恢復西周奴隸制度。與老莊的“重身貴生”和“無力而治”的“無為”思想相比較，孔子思想的入世色彩是很濃烈的；與印度文化的宗教解脫性相比較，其入世思想和倫理本位特征更是十分鮮明。
自近代以來，隨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壹種以個人權利為本位，講究獨立人格，天賦人權和強調個體解放的人文主義思潮。甚至遠在此之前，在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意大利，人們隨地就能發現壹種自由人格的發展，13世紀末，意大利開始大量出現具有個性的人物，施加於人類人格上的咒符被解除了。因而，但丁的偉大詩篇便應運而生，與此相對照，盡管中國傳統文化的入世思想同印度宗教文化的出世思想有著重大差異，從而以其明顯的倫理色彩與世俗特征，在壹定程度上表示了對於世俗生活與具體的社會實踐的某種重視，有壹定的積極的社會現實意義；盡管中國傳統倫理文化這種重視人的世俗生活，強調人在宇宙中的主要地位與作用，對人的價值所作出的某種世俗的肯定從而表現出壹種人本主義傾向；但卻又始終將人放在壹種相互對立的，統治與服從的社會關系中，註重於人應當如何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而絕少強調人的獨立人格和人應當享受的權利，明顯缺乏西方個人主義色彩，倒具有濃烈的東方專制主義特征。這壹點就成為我們在比較了中國與印度文化的特征之後，進壹步認識中國文化的世俗倫理主義本質特征的關鍵。難怪梁漱溟先生將人生的態度分為三種，認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人對自然”，印度文化的特征的“人對自己的生命”，而中國文化的特征是“人對人”。
關於印度文化的“中道觀”與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之比較
思維方式是人類文化類型諸特征的最為集中的體現。印度文化作為壹種多樣性、宗教性極強的文化類型，不能不在其思維方式上得到集中體現。
在印度文化中，無論是宗教還是哲學，都是派系繁多，門派林立。但由於印度文化又具有其鮮明的宗教統壹性，因此，除了象順世論這樣的非正統哲學派別反對神幹預世俗生活，主張追求現世幸福，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性質外，其它哲學都與宗教連接貫通，滲透了宗教唯心主義色彩。因而就其思維方式來說，它們都比較統壹地將世界劃分為物質的世俗世界和精神的宗教世界即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而主張“梵天”為世界的本源，壹切都是“梵天”的體現。
並且，在對待此岸世界的態度上，它們壹般都否定其價值，認為它汙染了彼岸世界中作為絕對精神的“不受束縛的命”，使其變為了“受特質束縛的命”，而這是應該被抑制，被排除和被斷滅的。這實際上是承認了矛盾，承認了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從而具有明顯的二元論傾向。如印度佛教大乘中觀派的“中道觀”就反映了這壹點，即所謂“常是壹邊，斷滅是壹邊，離是兩邊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龍村《大智度論》卷43）這顯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維方式及孔孟的“中庸之道”有其本質區別。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中的傳統思維方式具有極為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它既提出了陰陽對立、又提出了“有”與“無”的互相轉化，這壹點既為印度文化所不及，也不遜色於西方傳統文化。問題在於，作為科學型的民族文化，西方人較為註重與強調對立面之間的沖突與鬥爭，不回避矛盾；可是作為倫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國人由於與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大統壹”格局，與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系統的高度集中和同壹有關，其思維方式則趨於尋求對立面的互相統壹，過分強調均衡調和。這就是從先秦孔子開始，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
孔子的“中庸”與印度佛教中的“中道”也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孔子的“中庸之道”其核心是“過猶不及”，既反對“過”又不主張“不及”，否定二個極端，壹概排斥矛盾的二個對立方面，排斥矛盾雙方的互相對立，而主張采取中間路線。“中立而不倚”，“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在壹定條件下是壹種妥協調和，消除與排斥矛盾沖突的折衷主義。印度文化中的“中道觀”，則要求人們“離二邊、行中道”。它並不主張排斥矛盾的兩個方面，走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而是要求人們在較低層次上對矛盾的二個互相對立方面給以合法承認，等同視之，然後在最高層次上，站在宗教佛性的高度去超越矛盾，達到解脫。可見，“中庸”與“中道”實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
由此而論，可以這麽說：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強調與註重矛盾沖突，向外追求，開拓奮進，印度人的思維特點是超越矛盾沖突，向內追索，“梵我同壹”，追求永恒，註重理念；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調和矛盾，追求人際關系，追求和諧與均衡，居安求穩。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不失其茍安求穩，安分守己，中和保守，從而形成了極大的心理容量心理緩沖，即使是在嚴重的饑寒貧困，生離死別等巨大的人生痛苦面前，他們也能將其統統沈澱到自身心理結構中去，而壹般不是發泄於外，向外爆發，最後終於在諸如知足常樂，安分守己之類的心理調節與感情變化中，以平衡而清靜，達到矛盾沖突的消除與融化。
當然，以“中庸之道”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由於註重平衡統壹，排斥與否定矛盾沖突，在壹定條件下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的，但是它在中國文化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不能不形成民族文化的心理積澱，並以“遺傳”的形式壹代壹代被保存與擴展開來，從而給以倫理道德融化壹切的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封閉停滯的靜態特征，對我國民族意識與國民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例如，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所以會產生與盛行著壹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絕對平均主義，其思想認識，則莫不源出於此。
綜上所述表明，與印度文化相比較，中國傳統文化在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過程中，已經不斷構成了壹種統壹性，倫理性和中庸性相結合，三位壹體的穩定格局。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統壹性，正好反映了中國封建國家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本質特征的話，那麽，它的倫理性、中庸性則無疑更是明顯體現出了這種封建專制主義國家制度從社會倫理到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給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所打下的深刻烙印。並且這二者之間又往往以壹種空前未有的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對中國國民精神與民族個性的發展與提高，都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牽涉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牽涉到整個國民意識與民族精神面貌和傳統思維方式的變革。從這個角度出發，如果我們不是帶著盲目的歷史虛無主義崇洋媚外與全盤西化的觀點，而是遵循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來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反思與清理，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