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兵器：斧、鉞、錘的實戰使用
斧、鉞、錘應該是我國最為古老的武器了。舊石器時代使用的砍砸器其實便是斧鉞的祖先，而石球和木棒則是錘的祖先。至新石器時代，石斧產生，而在石斧的基礎上，新石器時代末期壹種我國特有的斧類兵器——鉞便出現了。鉞與現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手斧不太相同，鉞的刃非常平整而輕薄。在同樣重量下，鉞的斧刃面積遠遠大於石斧，它相對於石斧，材質更為精良，工藝也更為考究。因此《說文解字》中稱：“大者為鉞， 小者為斧。”其實，鉞就是壹種放大的斧， 但是鉞同斧又有些不同，其裝柄方式繼承了新石器時代末期鑲嵌法的技術，利用筋繩將寬大而輕薄的鉞面固定在留有凹槽的木柄之中，便形成了鉞最原始的形態。
在中國兵器中，鉞和斧是分不開的，人們習慣地把它們統稱為斧鉞。鉞又稱“戉”， 漢《釋名·釋兵》曰：“戉，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可見鉞在戰陣中多用於突破之用。《史記·周本紀》記載，牧野之戰後，武王攻占朝歌，到了紂王宮內，此時紂王和他的嬪妃已死，武王命人用黃鉞斬紂王頭，用玄鉞斬其嬖妾頭。次日除道、脩社，周公旦執大鉞，畢公執小鉞，分左右侍衛武王。在這裏，鉞既是刑具，也是護衛兵器、儀仗器。可見在商代早期用於實戰的斧鉞，在商代末期便已經逐漸轉變為禮器和刑具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商之後的周不重視鉞。《尚書·顧命》雲：“壹人冕，執劉（即斧） 立於東堂，壹人冕，執鉞立於西堂。”這是鉞用作儀仗器的記載。《尚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黃鉞在這裏則是王權的象征。此外，天子還可以將鉞賜予諸侯，以表示授予殺伐權力。
《禮記·王制》說：“賜斧鉞，然後殺。”陜西寶雞出土的虢季子白盤，體形碩大，盤心鑄有111 字的長篇銘文，記載了當時的天子周宣王“賜用鉞，用征蠻方”。君王詔令將軍出征前， 要在太廟授鉞，《淮南子·兵略》描述為其過程是：“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之太廟，鉆靈龜，蔔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可見仍以鉞代表專殺之戚、用兵之權。直到戰國時，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之鉞的銘文中還說“天子建邦”，作此“以警厥眾”。鉞之尊貴尤為世人欽重。時代更晚的漢代也持這種看法，並將它用於儀仗。
《續漢書·輿服誌》說：“（乘輿大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鉞即黃鉞車，也就是在車上立大鉞，它是皇帝鹵簿中的後從之車。而縣令以上公卿以下者出行時則以斧車為前導。斧雖比鉞小，但斧車之狀當與黃鉞車相去不遠。在漢代的沂南畫像石及四川成都、德陽等地出土的畫像磚上都能看到這種車。遼寧遼陽棒臺子屯漢墓壁畫中也有載斧之車，其斧特別大，有學者認為它就是黃鉞車。《後漢書·郭躬傳》載：“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帝曰：‘軍征，校尉壹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不過這裏所謂“既無斧鉞”雲雲，只是在援引典故，因為“命將授鉞”的做法漢代已經不再當成制度執行了。
斧鉞用作刑具的時間很早。商代金文中就有用鉞砍殺人頭的形象，《國語·魯語》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的語句，便是斧鉞用作刑具的證據。漢代也繼承了這點，壹般以斧鉞為刑具。孝堂山畫像石的戰爭場面中，於對立兩鉞的兵器架上懸人頭，即表示用它行刑之意。斧鉞不僅用於斷頭，而且用於腰斬。《墨子·魯問篇》：“斧鉞鉤腰， 直兵當心。”腰斬時以椹質承斧鉞。《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何休註：“斧質，腰斬之罪。”所以漢代記述中凡提到斧質，總是和腰斬相聯系。《漢書·英布傳》說的“伏斧質淮南市”，《王?傳》說的“?已解衣伏質”，均是此意。斧鉞用作刑具，壹方面是尊崇傳統，另壹方面是其工具屬性的必然結果。在青銅時代，厚實而堅固的斧鉞，更適合處刑犯人，而不必擔心會因為使用過多而導致武器損壞，這也是其作為刑具的重要因素之壹。
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周人在很早以前，便對武器重量在行軍後勤方面的影響有著深刻的理解。因此輕量化的戈在商周中原民族戰爭中成了當之無愧的主角，而在上古便誕生的斧鉞就此沈淪，不再作為主要的格鬥武器出現，而轉為權力標誌及專用的工具。
在後世的戰爭中，因盔甲技術的進步，斧鉞這種重型武器依然有著壹定的用武之地。在唐代，斧鉞仍作為重步兵的格鬥兵器而廣泛出現於壁畫中。同時因為重量因素，斧鉞對使用者力量要求較高，這也限制了其在戰陣普通士兵中的普及度。在宋代的應用中，斧鉞也多為守城戰中使用。因此在實際戰爭中，斧鉞更多是以用於防禦的專門兵器的姿態出現，而在火器大規模裝備後，其價值便徹底地消失了。
先前我們說到錘與棍棒之間的聯系，也提到錐在古代被統稱為“椎”。“錐形木棒”是“椎”的本義，也是其原始形態，在西周和之後的春秋及戰國時代，它便有了新的發展變化。長桿的“椎”在與鈍刃結合後逐漸演變為殳及後世的棒類武器，而在宋代又演變出諸多形制，之後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屬此類。另外，短柄的“椎”則演變為後世的錘、骨朵等武器。在戰國時期，錘並不常用於戰陣，但是卻有諸多使用記錄，筆者便將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例子記載如下。
其壹，竊符救趙。
《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信陵君利用屠戶朱亥，用鐵錘誅殺了晉鄙，方才取得了軍權救援趙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今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其二，錘擊秦始皇。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秦滅韓，韓人張良為韓報秦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始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可見當時錘這種武器比較沈重，可以揮擊也可以投擲，都是非身強力壯的勇士不能使用。不過因為殺傷威力過剩，直到隋唐之前，錘並不運用於軍中為制式武器。但是在唐代，《唐律疏議》記載的“獄官令”中則出現了類似於帶頭短棒的刑具。而在五代時期，因盔甲技術的升級，同時受到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影響，打擊類武器開始大行其道。最早出現“骨朵”記載的是宋代宰相曾公亮編纂的《武經總要》：“蒺藜、蒜頭骨朵二色， 以鐵若木為大首。跡其意，本為胍肫。胍肫，大腹也，謂其形如胍而大，後人語訛，以胍為骨，以肫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隨宜呼之）。”
從史籍和考古資料來看，兩宋時期，不單是宋朝，遼、金、西夏也都使用這種兵器，因為它本來就是草原牧獵民族自上古便常見的格鬥兵器，最適合騎馬作戰。同時骨朵也常作儀衛兵器使用。《宋史·儀衛誌》：“凡皇儀司隨駕人數，崇政殿只應親從四指揮，***二百五十人，執檠骨朵，充禁衛。”河南禹州白沙北宋1 號墓，以及內蒙古、遼寧或其他地區的遼、西夏、金墓壁畫中，也都有手執骨朵的儀衛形象。在戰場上，錘雖非制式兵器，但作為雜式武裝，也多有士兵和將領使用。如《宋史·嶽飛傳附子雲傳》中記載：“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壹。”這段記載在後世也被小說、戲曲等采用並有諸多改編，如著名京劇《八大錘》等。
宋、遼以後的蒙元，錘、骨朵是騎兵擅用的兵器，近戰肉搏，得心應手。此時錘的形狀多為瓜形，六棱或八棱。明清兩代仍沿用元代的瓜錘，有銅制的，也有鐵制的。同時也把它作儀仗使用，裝長柄，錘首鎏金鋈銀，稱之為“立瓜”或“臥瓜”。
除了用於普通肉搏外，就如《史記》記載的兩個故事壹樣，錘還可以用於投擲，因此也派生出壹個變型。這種錘形狀呈球形或方體，與骨朵大同小異，但沒有裝木柄的銎孔，而在球體的頂端或方體的壹側鑄有半環形鈕。通過環鈕系上繩索，投擲擊殺敵人，時人形象地稱之為“流星錘”，也叫作“飛錘”。流星錘壹般多作暗器使用，對於戰國時代只能擲出無法收回的缺點，也通過增加繩索進行改進。
明天啟年間茅元儀編纂的《武備誌·軍資乘·器械三》中記載了其使用方法：“錘有二，前者為之正錘，後面手中提者為之救命錘。”意思是使用時， 前面的錘用於擊敵，後面的錘則用於防備。前壹擊不中，便用後面的錘以防不測。這種流星錘在先秦的鄂爾多斯草原牧獵兵器中也可以見到，有的呈球形，外面突出乳丁，有的作多面體，還有的呈秤砣狀。不論其形狀如何，都有壹個***同的特點，就是有壹個鼻鈕。它們既可以穿上繩索作流星錘使用，還可系短索，索上之後再接短柄，作鏈錘使用，若甩動起來，其擊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強。元朝的蒙古騎兵也使用這種鏈錘，錘的形狀多呈六角形。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後，錘的作用和大多數的打擊兵器壹樣日漸式微，盡管清代仍有使用，但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禮儀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