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釋 百家：原指先秦時代各種思想流派，後指各種政治、學術派別。另壹種說法：所謂“百家”，是泛指，意為數量多，主要分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十家。
鳴：發表見解。指各種學術流派的自由爭論互相批評。
出 處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誌》：“凡諸子百家，……蜂出並作，各引壹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聯合諸侯。
諸子百家:原指先秦時期各種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個派別，後用來對先秦至漢初各種流派的總稱。
諸子百家來自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戰國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艷的局面。所謂“諸子百家”，其實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等。“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鬥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百家爭鳴的背景
百家爭鳴的階級基礎：戰國時期是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對於復雜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有自已的見解和主張。
百家爭鳴的主體：戰國時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士”大量出現，由於出身、政治見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們分別依附於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集團，充當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代言人，士構成了百家爭鳴的主體。
百家爭鳴的社會基礎：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政治上不統壹，就無法在文化上實行專制，各國的國君及貴族、官僚為壯大自己的勢力，紛紛招攬人才，養士成風。士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合則留，不合則去”，有相對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幹涉較少，使得各學派有發展的機會，有發表自己主張的場所。
百家爭鳴發啟於春秋末年，興盛於戰國。百家爭鳴的出現，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
首先，社會大變革帶來思想大解放。
其次，王室的衰微為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
再次，社會交往的頻繁、促進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最後，講學風氣的盛行，私學的興起，使文化典籍廣為傳播，各種學說廣為流傳，形成了爭鳴氛圍。
意義：在戰國的大變革時期，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建立和保護新興地主的中央集權制度，有積極意義。
劉澤華、葛荃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訂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P27-29：
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的壹大變
動時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運動打破了傳統的生活和觀念。過去的壹切怎麽看
？需要人們回答。現在應該怎樣生活？需要人們創造。歷史的車輪要向哪裏轉動？需要
人們預測。數不清的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壹句話，社會歷史需要重新認識！百家爭鳴
便是歷史變動在認識上的表現。
促成百家爭鳴的另壹個原因是，各國的政治變革與相互競爭需要理論指導。當時每個諸
侯都面臨著如何解決內政與外交兩大課題，都面臨著生存與死亡的抉擇。……鬥爭不僅
是物質力的較量，同時也是智力的較量。……所以各國爭著招攬人才，有的下令求賢，
有的重金收買，百家的興起正是適應了智力競爭。他們中的多數目的也很，那就是“幹
世主”。
形成百家爭鳴的再壹個原因是，當時的政治空隙比較多，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自由馳騁。這並不是說當時有什麽開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諸侯國林立，便於知識分子
在各國間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說客，對思想家也是適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幾
乎都周遊列國，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由於各國搶著招納智囊，知識分子的地位也較
高。“禮賢下士”雖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於需要，士人“分庭抗禮”也常常使君主惱
火，但是君主為了謀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們著書立說雖然是為了“幹世主”，
但大多數人是企圖用自己的學說改造君主，而不是壹味阿諛奉承，取悅於君。
從平面上看百家相爭，很有點民主氣氛，但是如果分析壹下每家的思想實質，就會發現
絕大多數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專制，思想上都要求罷黜他說，獨尊己見，爭著搞自己
設計的君主專制主義。因此，百家爭鳴的實際結果不可能促進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
自由，只能是匯集成壹股強大力量，促進君主專制主義的完善和強化。把握了這壹點，
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歸宿。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7
頁三壹至三二：
古代政治思想之興盛，實以先秦時代為最。先秦時代實為中國政治思想之發達時期。蓋
自春秋、戰國以還，學術勃興，百家爭鳴，思想學說，罔不歸宿於政治。晚周戰國時代
正社會經濟組織，根本變動之時，牽連及於社會壹切之關系，實為壹空前時代。思想家
受此影響，對於學術上乃為空前之建設。其發達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時代壹方
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至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壹鴻溝。
他方面又為各民族接觸頻繁之時代，原始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進化最早，故發展較為
完備。而儒墨兩家之思想即發源於諸夏民族重實踐之民族性。與此相反者，則有道家與
陰陽家兩派，其源則均出於東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種思想系統彼此競爭雄長；加之，
周室既衰，其所余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壹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壹瀉千裏之
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戰國，兼並盛行，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
張國勢為務。其雄鷙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自是
閥閱之階級壹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壹舉而散諸民間，言論思想之自由，
至是而極矣。在政治方面，貴族政治之崩壞，實為當時大勢之所趨，周之壹代，實貴族
政治之時代也。周制以家為國，而宗法制度，實為其政治之基礎。王室與諸侯之關系，
賴以維系；諸侯與其境內諸侯之關系亦賴之，乃至國中壹切大小團體所以相維持相固結
者皆賴之，周代群治，悉以此為中心。逮至戰國而社會風潮大變，上古之政治及社會制
度乃根本上發生變化。因政權之聚散，而影響於學術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紛然
並起。又西周學在王官，故貴族中人，即為知識階級；至春秋之際，王官失守，散在四
方。加以孔老講學，平民讀書之機會益多，貴族不能專知識階級之利，思想尤易發展。
錢穆：謝扶雅《中國政治思想史綱》序
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思想界初發奇采，而其時已開士人預政之門。自秦以下，中國正
式有士人政府之組織。
肖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
頁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論，其最大之成就為根據舊聞，樹立壹士君子仕進致用之學術
，復以此學術授之平民，而培養壹以知識德能為主之新統治階級。然其所以能如此者，
雖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縱，半亦由時代之影響。敬非時機成熟，雖有至理名言，其誰能領
悟而接受。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哀公十六年，正當春秋之末葉，由封建天下
轉入專制天下過渡時代之初期。周禮已廢而未泯，階級方壞而猶著。孔子身受舊社會之
薰陶，又於舊制度中發現新意義，即欲以其所發現者為改善及復興舊秩序之具。然當時
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傳其術於平民，使其學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機會
。當時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於畎畝市進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踴躍以
赴之。故孔子學術之主要內容為政理與治術。其行道之方法為教學，其目的則為從政。
頁五七：就蕩平階級之功言，孔子不啻陳涉吳廣之發難，而首享其成者反為商、韓、蘇
、張“異端”“邪說”之流亞。
汪大華《中國政治思想史論叢》，帕米爾書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
頁三七：孔子教學以六藝，六藝原是士人從政幹祿的本領：知書數可以為冢宰，知禮樂
可以為小相，習射禦可以為將士。所以，他所教出來的弟子，多有從政的技能。
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都有哪些學派？
派別創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孫臏
陰陽家鄒衍
縱橫家蘇秦
雜家呂不韋
農家許行
小說家屈原
除了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們都稱做“九流”，三教九流從此而來
在春秋戰國數百個諸侯國家兵戎相見、弱肉強食之際，卻出現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等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左傳》、《春秋》等詳盡記載當時歷史的著作也相繼誕生。這場“百家爭鳴”的壯觀場面比歐洲的文藝復興早了將近2000年。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爭鳴。其內容包括：1、“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學術下到民間，形成諸子百家；2、百家爭鳴從魯國儒墨顯學之爭，到儒墨楊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轉化為特點的魏的西河之學；4、以屬楚文化的陳、宋為中心的老莊學派為道家的右翼；5、齊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則是道家的左翼；兼容並包的稷下之學，使百家爭鳴發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齊法家、陰陽家、兵家、名家等；在爭鳴中各家也相互影響，6、《呂氏春秋》的雜家之學，反映了百家趨於融合；秦帝國的建立，標誌著百家爭鳴的結束。
春秋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和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革，階級關系有很大的變動。春秋中後期，隨著奴隸制的破壞，新的封建生產關系開始產生，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逐漸形成。到戰國時期，這兩個階級便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兩個對抗階級。但奴隸主階級還存在，大量官私奴隸也仍然存在。個體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城鎮有相當大的數量。伴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過去的“官學”變成了私學，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多起來。他們分屬各階級各階層，以“士”的身份出現，對於天文、地理、數學等各種學術問題爭論不休，對於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張。形成了“諸子百家”和“百家爭鳴”。
“諸子”，是指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級、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漢書·藝文誌》說：“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數叫“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楊朱、許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惠施、公孫龍、田駢、慎到、宋鈃、尹文、關尹、鄒衍、張儀、蘇秦、呂不韋、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
對“諸子百家”，戰國時期的《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有記載。古代的歷史學家，如西漢初期的司馬談認為，“諸子百家”主要是指“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漢末年的劉歆和東漢的班固則認為主要是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有時又略去“小說家”，認為“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傳統百家爭鳴研究對百家的劃分，無論是在標準上還是在對百家的具體說法上，都欠妥。百家爭鳴實質上是我國古代各學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開的學術論爭。百家的劃分應以政治思想為標準。百家應劃為德、禮、法、儒、孝、墨、術、義、絕對平等觀、無君論等十家。百家爭鳴的性質是中國古代封建領主制向統壹中央集權制的過渡。百家爭鳴始於春秋後期孔子創辦私學，迄於漢武帝采納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探索百家爭鳴時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中國古代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壹個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學術，下開秦、漢、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兩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學地認識百家爭鳴，不僅對深入研究百家爭鳴本身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傳統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義。但是，傳統至今理論界對百家爭鳴的看法，無論是在對百家爭鳴之百家的劃分上，還是在對百家爭鳴的性質、起迄點等問題上，都存在嚴重問題。本文不想對此談新看法。
百家的科學劃分之我見
即然百家的劃分應以政治思想為標準，那麽從政治思想出發，筆者認為，百家爭鳴之百家大致可劃分為儒、孝、德、禮、法、墨、術、義、絕對平等觀、無君論等十家。
儒家：創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個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將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獻分別是《論語》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獻是無名氏之《孝經》。《孝經》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過去，理論界有人認為《孝經》是壹般講究倫理孝道的著作，不確。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後在西周末期至東周其內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東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論》（5）可證；戰國時期問世的《德道經》、《莊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獻。
禮家：是萌芽於西周後期並在東周中前期廣為流行的壹種政治思想。東周時期的壹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劌、子產、晏子等都崇尚禮治，特別是子產和晏子，還分別有著名的《禮論》（6）。戰國後期，以禮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後期出現的壹種政治思想。最先萌芽於鄭，創始人是鄧析，第壹個“鑄刑書”的是子產（子產前期是禮家，後期轉向了法家），繼之是晉範宣子、趙鞅等的“鑄刑鼎”。戰國時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後無名氏之《經法》亦屬法家文獻等。過去，理論界認為《經法》是道家著作，這是從哲學上著眼的，不確。
墨家：創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義”。過去，理論界有人認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愛”，根據不充分。
術家：創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術，其代表作是《申子》。過去，理論界認為申子屬法家，不確。申子自己宣稱其學術思想是“術”，秦漢人壹直都說“申子之術”。
義家：創始人是韓非。韓非的“義”與墨子的“義”區別在哪裏？最明顯的壹點，就是墨子的“義”包含經濟利益，如《墨子·經上》說：“義者，利也。”韓非的“義”則完全排斥利。義家的代表作有《韓非子》、《公羊春秋》等。（7）
絕對平等觀：創始人是許行。《孟子·滕文公上》載：許行認為，國君要與人民絕對平等，“先耕後食，先織後衣”，並取消商品經濟等。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絕對平等觀。
無君論：創始人是吳慮。《墨子·魯問》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自比於舜”就是“我即國君”，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但用中國古代的語言表述，應為“無君論”。
以上十家，嚴格說來，可歸為八家。因為“孝”可並入儒家，“義”可並入術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於孔子，完善於《孝經》，《孝經》以孔子為先師，其基本思想體系又與“仁”極接近，故可認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義”的創始人是韓非，過去理論界認為他是法家，或法、術、勢集大成者。其實，韓非雖有法家思想，但也有術家思想，他本人認為術大於法，所以韓非思想的基本傾向應是“術”，即屬申子術家。而且，韓非的“義”，原則上是對“術”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故可認為“義”是術家的思想分支。
過去，理論界認為百家爭鳴迄於秦統壹，值得商榷。秦的統壹，雖實現了中國古代封建領主制向郡縣制的過渡，但這壹過渡是失敗的，未能使中國古代統壹中央集權制進入穩定態。秦亡後，項羽、劉邦都先後恢復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書坑儒”也不是解決思想問題的有效方式。在漢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如陸賈著《新書》；賈誼、王臧、趙綰都先後試圖通過“興禮樂”來改制；晁錯以“術”削藩；轅固生以儒反“黃老”；董仲舒則以“春秋大義”來呼喚“大壹統”；文帝“廣遊學”，置《孝經》、《孟子》、《爾雅》等博士。壹時間再次百花齊放，雖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屬百家爭鳴性質。漢初百家爭鳴的復起，是中國古代封建領主制再次向統壹中央集權制過渡的輿論準備。因此，將百家爭鳴的終點定在秦統壹說不過去。
七、百家爭鳴過程中的百家合流
過去，理論界在探討百家爭鳴時，大都眼於百家爭鳴，很少談及百家合流，這種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爭鳴的壹個組成部分。百家爭鳴雖原則上是各家發表自已的看法，批評別人的意見，但也包含了對其他學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雖以禮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與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將其當做法家，還有人將其當做儒家。就是說，百家爭鳴的爭鳴是有保留的克服，爭鳴中有吸收，吸收是為了更好地爭鳴。百家爭鳴本身也說明，爭鳴各家在學術上都有片面性，它們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補，並使自己的學說趨於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時，說：“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雲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爭鳴的壹個不可缺少的環節。百家爭鳴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現為爭鳴，後期則主要表現為合流。如戰國後期兩個官辦學術中心，齊國的“稷下”與秦國的“呂不韋門客集團”，他們的學術活動，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學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禮家思想，還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禮治”為主；呂不韋門客集團的代表作是《呂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學術思想更雜：德、禮、法、術、孝、義等均有，以致有人將其誤為雜家。其實，這是對其占主導地位的思想缺乏認識的緣故，雜家根本就不存在。《呂氏春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輔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壹是理論上的合流，二是實踐上的合流。理論上的合流，禮、德、術等三家做得比較好。禮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呂氏春秋》；術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較差，但儒家將《五經》及各《傳》都納入到了其經典之中，這樣內容也較豐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禮、德、術、義等思想。實踐上的合流，主要指當時的統治者們出於自身的需要，同時立幾種思想不同的著作為經，作為治國的主導以及輔助思想。如漢初的“黃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經法》、《稱》、《道原》、《十大經》和老子的《德道經》等為經；武帝時期，置《五經》博士，合《論語》、《孝經》為《七經》等，這些都是在實踐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爭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爭鳴只是探討問題，合流才是向解決問題邁進，只有百家的有機合流，才是最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秦之所以沒能最後解決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並結束百家爭鳴，其中重要的壹點，就是用“焚書坑儒”來拒絕百家合流，絕對以申、商、韓的術家思想治國，致使其走向了滅亡。漢武帝解決這壹問題的關健，就是結合實際進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雖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經》均起輔助作用；體制上的雙軌制，既吸收了術家的郡縣制，也未完全拋棄德、儒、禮、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術家的“術”、“義”等理論；經濟上的重農抑商，既有儒、法、德、禮等家的重農重商，也未完全拋棄術家的“詐農滅商”；意識形態上，既有儒、法、德、禮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壹定程度上保留了術家的思想禁錮；教育風化上，既有儒家的興學辦校，也有術家的“以吏為師”，如用“舉孝廉”與“選三老”為民做表率等。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韓術家思想治國，體制上絕對行郡縣，經濟上詐農滅商，思想上搞專制，教育上“以吏為師”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見，要想解決中國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沒有百家的有機合流，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