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7-06 點擊： 17 我要投稿
“長慶體”之稱始於宋人,是對唐代白居易、元稹詩的泛稱,所指較為寬泛。清以後,其內涵所指逐漸確定下來,成了以《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為代表的那種敘事風情宛轉、語言搖蕩多姿、平仄轉韻的七言長篇歌行之專名。
就寫作時間而言,《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皆作於憲宗元和年間,而不是穆宗長慶 821—824 年間;所以“長慶體”不是由創作的時代而得名。白居易《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詩中有雲 “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作者在“制從”句下註雲 “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白氏在為元稹所作《墓誌銘並序》中亦雲 “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筆,俗壹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在“詩到”句下白氏則註雲 “眾謂元、白為千字律詩,或號元和格。”可見在白居易的筆下,與“長慶”年號相對應的是“制誥”,與“元和”年號相對應的才是“詩歌”。
“長慶體”之稱,是緣於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長慶四年十二月,元稹將白居易的詩文編定為五十卷,命名為《白氏長慶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題名《元氏長慶集》。盡管“長慶”僅四年時間,在元、白的創作中只是很短的壹個階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認同,《新唐書·藝文誌》載錄作“《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元氏長慶集》壹百卷”。宋人目錄流傳於今者,如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可知宋代時,元稹、白居易的詩文均以《長慶集》之名行世,當時人們也習慣於如此稱呼他們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長慶體”即元白體之別名。
南宋戴復古《望江南》詞上闋曰 “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猶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 ”此段意謂 宋壺山 宋自遜,號壺山 的詩歌有元、白之體格,其詞則有辛稼軒的風味。劉克莊《後村詩話》評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曰 “余謂此篇與《琵琶行》,壹如壯士軒昂赴敵場,壹如兒女恩怨相爾汝。杜有建安、黃初氣骨,白未脫長慶體爾。”這裏的“長慶體”,實際代指元、白風格。宋釋智圓《讀白樂天集》有雲 “齷齪無識徒,鄙之元白體……須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長慶集》,於今滿朝野。”宋人所說的“長慶體”,實際就是“元白體”。
由於元白詩中有律體、有古體、有歌行,所以它們也曾經都被目為“長慶體”。《瀛奎律髓匯評》載紀昀評白居易七律《余杭形勝》曰 “此所謂長慶體也,學之易入淺滑。”這是七言律詩可以稱為長慶體的例證。紀昀又評李商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詩曰 “直作長慶體,接落平鈍處,未脫元白習徑。中間沈郁頓挫處,則元白不能為也。”這是歌行可以稱為長慶體的例證。《四庫全書總目·<石湖詩集>提要》在評宋代詩人範成大的五言古詩《西江有單鵠行》、《河豚嘆》時,說它“雜長慶之體”。這是五言古詩亦可以稱作長慶體的例證。在上述場合所說的“長慶體”,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詩歌的體式與風格,而不論它們是古詩、是律詩、還是歌行,也不論它們是短制、還是長篇。
這種情況後來發生了變化,“長慶體”成為了敘事長篇七言歌行的專名。明末清初之際,著名詩人吳偉業以七言長篇歌行的體式,表現王朝興廢的歷史巨變,抒寫詩人內心深沈的創痛。作品如《永和宮詞》、《圓圓曲》等,膾炙人口,被詩家視作“長慶體”。其實吳偉業在繼承元、白傳統的同時,也汲取、熔鑄了其他詩人的歌行創作經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 “ 吳偉業 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壹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壹時尤稱絕調。”這是說吳偉業對於初唐四傑的歌行創作有所借鑒,從中汲取了營養。朱庭珍《筱園詩話》 卷二 評曰 “吳梅村祭酒詩……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艷哀婉,沁入肝脾。”這是說吳梅村對於李商隱、溫庭筠詩歌濃艷的詞藻與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鑒。從這壹意義說,吳偉業不僅繼承了“長慶體”的詩歌體式,而且豐富了“長慶體”的詩歌藝術,從而將這種詩體的藝術成就推向了高峰。
在唐代,“長慶體”的創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為標誌,然而這種轉韻的七言歌行體式在元、白之前實際早已存在。駱賓王、盧照鄰、劉希夷、張若虛、王維、李白、杜甫、高適、崔顥等,都有這種轉韻的七言歌行體詩。所以胡應麟《詩藪》評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無贍於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後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眾多詩人歌行創作成就的基礎上,開創了“長慶體”。
作為長篇歌行的“長慶體”,在內外兩方面均有著顯明的特色。從詩歌體式上說,它是壹種“半律半古”的詩體。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換韻,必須遵照平仄的規定。又不像壹般的七古追求古直,盡量避免律句。對比七排而言,它顯得活潑靈動、搖曳多姿;對比七古而言,它顯得青春俊秀、精麗雅致。詩語或屬對、或散行,如同行雲夷猶、流水宛轉,跌宕回旋,無不如意。而用韻則平仄互換,更生發出壹種特殊的音響效果。在內容上,它具有“詩體小說”的特征,多講述具體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宮苑的興廢 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詩經》時空跨越之久遠遼闊，內容之豐富繁雜為學人所***知，但孔子評之，則“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舉重若輕，以簡舉繁，壹言窮理，以少總多，將非常繁雜的文學現象濃縮為三言兩語、壹句話、壹個詞甚或壹個字，話語不多，卻壹字千金、境界全出。這是中國古代文論思維及言說方式的重要特征之壹——整體濃縮性。
古代文論思維方式的整體濃縮具體表現在文體論、作家作品論和時序論等方面。曹丕《典論·論文》首開文體論，用“雅、理、實、麗”四個字分別概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八類文體的藝術特質。陸機《文賦》直承《典論·論文》的言說方式，用並列詞組形式描述10種文體的特質。劉勰的文體論，多壹言以蔽之。如《文心雕龍·定式》：“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註，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麗”。其中“典雅”、“清麗”、“明斷”、“核要”、“弘深”、“巧麗”等是對相應文體的最精要的表達。在作家作品論中，古代文論也時常運用整體濃縮性的表述，雖為片言只語，卻壹針見血、入木三分，精妙傳神地把握住了作家作品的藝術神髓。試舉數例以說明之。評阮籍、嵇康文學風格的異同，《文心雕龍·明詩》有“嵇誌清峻，阮旨遙深”。壹清峻，壹遙深，勿須多言，讀者對兩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風貌就心領神會。李、杜才學風格迥異，前人評述汗牛充棟，我們以為都不及嚴羽《滄浪詩話》的壹句話：“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郁。”李杜雙星，光照千古，著“飄逸”、“沈郁”而風神足俱，他言已顯多余。郊島並稱，同為苦吟，蘇軾《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島瘦”，堪稱妙評。如果說壹個作家、壹部作品壹言以蔽之尚且不是太難，那麽對壹個時期、壹個朝代的文風作高度濃縮性的表述則確非易事。古代批評家往往有俯瞰宇宙、彌綸百代的眼光和胸襟。他們以這種眼光和胸襟“統百代而論詩”（葉燮《原詩·內篇下》），雄視上下幾千年，往往會有許多獨到的體會和領悟。如“建安風骨”、“盛唐氣象”，非常允當地抓住了壹個時代的風神氣貌，以至於後代文學史家言建安必言風骨，論盛唐必論氣象，離開了風骨、氣象似乎無話可說。《滄浪詩話》雲“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理”和“意興”都是極為精當的表述。後代論唐論宋有多少著述，表述不盡相同，但似乎都未能超出嚴滄浪的審美視角。作為壹種思想方式，整體濃縮性滲透到中國文學的方方面面，可以說中國文論家們在表述整個文學流程時都盡力用濃縮精妙的語言。這是對文學的印象式的整體把握，妙在直入主題，把握住了對象特質的主要方面，而對其枝葉細末則去之不顧，即壹言道破天機。古人所謂“立片言以居要”（《文賦》）、“簡言以達旨”（《文心雕龍·征聖》）、“壹言窮理”（《文心雕龍·物色》）等，都說明了這層意思。
古代文論整體濃縮性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從文化傳承來說，中國文化善於以簡治繁，舉重若輕。世間萬象，千變萬化，其運轉之規則理應紛繁復雜，中國的哲人卻壹言以蔽之“壹陰壹陽”。以陰、陽兩字來統觀世間萬象，是何等高度濃縮的表達。這壹思維方式直接啟示了後代的文論表達。姚鼐提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受《周易》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復魯絜非書》以陰、陽論文學，生動地說明古代文論思維方式的高度濃縮性特征。中國文論濃縮性特征還受文化經典的啟示。在我們早期的典籍中，整體濃縮是壹重要特征。《尚書·堯典》的“詩言誌”，作為中國詩學“開山的綱領”（朱自清《詩言誌辨·序》），把詩歌廣博豐贍的內容濃縮為壹個“誌”字。《老子》試圖用“道”去把握天地人生，去領會世間萬物。道家的整個思想也可以用壹個“道”字來概括。儒家的經典《春秋》，內容上“微言大義”，語言上“壹字褒貶”。對中國文論更具意義的是，《春秋》的這壹特色被文論家們所關註並反復稱引。《文心雕龍·宗經》說：“《春秋》辨理，壹字見義。”儒道文化是古代文論思想智慧的基石，其思維方式是中國文論濃縮性特征的濫觴。後來的玄學主張“言不盡意”，禪宗主張“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雖有“重意輕言”之意，卻從另壹方面促使文論家們用最精要的語言去把握文學的真諦。 ,並且從壹人之離合透視政治的弊端,從壹地之興廢考察壹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國之思、興亡之感。從細微處落筆用墨,構思貼近常人,形象宛轉,以小見大,在鋪敘中表現深沈的時代與人生的重大主題,這是“長慶體”詩歌的顯著特征,也是它的文學魅力之所在。
“長慶體”相對固定的題材類型有二 壹是通過鋪陳某壹人的遭遇,以見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寫帝王後妃的,有寫歌女舞妓的,也有寫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經歷皆足以折射壹個時代的脈動。此類型由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開其端緒,晚唐韋莊有《秦婦吟》、吳偉業有《圓圓曲》、樊增祥有前後《彩雲曲》等,都是這壹類的作品。二是通過描寫某壹宮廷苑囿的變遷,以見國運的興衰,從中寄托對於朝政的殷憂。此類型由元稹《連昌宮詞》開其端緒,吳偉業《永和宮詞》、王闿運《圓明園詞》、王國維《頤和園詞》等,都是這壹類的作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