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漢至唐宋的譯經時期
從兩漢至唐宋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糅合.伴隨著佛經的翻譯入傳,印度的哲學、文學藝術對我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印度的醫學、天文、算術乃至語言在我國也有壹定的影響.佛經翻譯對於發生在我國的中西文化第壹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這壹時期的翻譯活動還是以傳播宗教為主.雖然在佛經譯著中也夾帶有少量描述外國科學知識的書籍,但不能說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科學翻譯活動.因此這壹時期的科學翻譯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譯的附庸.
兩漢至唐宋時期壹批著名的譯者就翻譯方法發表了不少論說,初步構築了中國早期的翻譯理論.例如,釋道安主張直譯,譯文不增不減,只是在詞序上作些調整；鳩摩羅什則傾向於意譯,常對原文加以改動,以適應中國的文體.他們關於翻譯方法的主張,對我國後來的翻譯理論發生過持久的影響.比如清代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標準,就可從這壹時期的翻譯方法的論說中找到淵源.
中國翻譯史上有“譯經三大家”的說法,指的是：鳩摩羅什、真諦和玄奘.
1) 鳩摩羅什（344-413）：東晉後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譯了《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中觀論》和《百論》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評論說,鳩摩羅什的譯著“有天然西域之語趣”,說明在譯文中仍然可見原作之神情.鳩摩羅什的譯文為我國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2) 真諦：南北朝時,印度佛教學者真諦應梁武王之聘來到中國,譯經達49部,其中《攝大乘論》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稱唐僧.貞觀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經,17年後回國,帶回佛經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規模的譯場,用19年時間譯經75部1335卷.此外,他還把老子著作的壹部分譯成梵語,是第壹個把漢語著作介紹到國外去的中國人.唐代之後,譯經在中國雖不曾中斷,但規模均無法與唐代的盛況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時期
明代萬歷年間,徐光啟與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標誌著中國譯著的方向性轉變.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於修歷的目的,對翻譯西方歷算書籍感興趣.1629年朝廷設立了歷局,組織傳教士與我國歷算知曉人士系統編譯數學和天文書籍.徐光啟、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識之士,壹方面自身喜愛科學技術,另壹方面則力圖以科學技術改變我國的經濟狀況.他們除了奉旨參與歷局譯書之外,還翻譯了西方幾何、測量、算學、農業、水利、機械及哲學等有關書籍.
明末科學翻譯活動啟動了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觸.明末科學翻譯是中國少數有識之士企圖沖破長期封建保守與夜郎自大的氛圍,自覺睜眼看世界之始,不僅與西方傳教士熱衷傳教的翻譯目的不同,還不斷面臨保守官吏頑強的阻力.由於朝廷支持不夠,譯人不足,民間翻譯出版機構尚未形成,致使當時已傳入我國的壹大批西方書籍未能得到譯傳,使我國錯過了壹次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極好機會.
嚴格地說清初的科學翻譯活動主要是圍繞康熙皇帝的個人興趣開展的.他利用傳教士翻譯了少量關於天文裝置、歷表及地理、數學等書籍.但這些譯稿僅束之內廷高閣,對民間絲毫未產生影響.清初中國翻譯唯壹有影響者是薛鳳祚.他與傳教士穆尼閣合作,翻譯了壹些有關對數、天文和三角方面的書籍,使這些知識在民間得以及時傳播.
3．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時期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譯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紓和嚴復.林紓（1852-1924）字琴南,光緒年間的舉人.他與壹些英美人士合作,譯出歐美文學名著達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紓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給他聽,然後由他筆錄並整理出來.林紓的譯著中遺漏刪減之處甚多,但可讀性很強,對介紹西方文學起了壹定的作用.這些譯作第壹次使中國讀者接觸到西方文學作品,引起了他們對西方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打破了章回小說的舊格式,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嚴復（1853-1921）,字又陵,是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大家.從光緒24年戊戌變法失敗到宣統三年,嚴復潛心譯書,譯作多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學說,顯然有向國人介紹西方進步思想之意.所以,嚴復又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譯著主要有《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嚴復提出的“信、達、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譯標準,流傳至今近百年仍為許多譯者所推崇,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五四運動至建國前時期,我國的翻譯活動為馬列主義和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比如馬列主義經典《***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陳望道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達譯）,世界文學名著《莎士比亞劇本》（梁實秋譯）和蘇聯文學作品《死魂靈》、《毀滅》（魯迅譯）.該時期譯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從而使東西方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也擴大到了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的範疇,為我國翻譯理論的系統化和科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4. 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翻譯事業的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壹個時期.我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澤東選集》.我們對翻譯理論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翻譯水平大大提高,對翻譯的標準也達成了***識.我們把外國的文化和先進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也把中國的國情和發展情況介紹到國外.
從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來17年,實際上真正繁榮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譯工作,重點放在譯介東西方的文學作品上,所譯作品的數量遠遠比不上今天.但由於組織得力,狠抓了計劃譯書和提高翻譯質量兩個環節,因而譯文質量普遍較高,湧現出壹大批名著名譯.（孫致禮,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譯在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時期
從七十年代開始至今仍然方興未艾的這壹次翻譯高潮,無論在規模、範圍、質量水平還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上都大大超過了五十年代.我國的翻譯隊伍已不是那時候的數以千計,而是形成了壹支浩浩蕩蕩的數十萬人的大軍.他們所投身的翻譯領域已不是文學藝術的“壹花獨放”,而是社科、科技、軍事、外交、貿易、法律、文教、衛生等領域“全面開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稱首屈壹指.這壹次翻譯高潮的出現,首先是全球信息時代降臨的結果.信息爆炸、知識爆炸,同時也就是翻譯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離開翻譯來談論知識和信息,是不可思議的.此外,這次翻譯高潮的出現又是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強國之路為契機的.中國若想在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與其他國家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合作與交流,而這些合作與交流活動都離不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