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儒學領導力？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哲學從闡釋世界與人生本原最基本的規律出發，得到了對領導理論最精辟的闡述和分析，並且對領導的內涵做出了最為本質和精準的界定。早在2500年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曾子所著《大學》裏就已經闡明了這個問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安，安而後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致知，致知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壹個經歷了千百年所考驗並至今還在廣為流傳的思想，如果不具備內在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那它壹定無法久遠流長。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領導哲學在管理實踐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這也正是筆者致力於儒學領導力研究的根本緣由和動力所在。綜觀人類文明歷史，中國是世界上唯壹擁有5000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沒有哪個民族和國家能象中國這樣歷經劫難卻依然經久不衰，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性。沒有歷史實踐檢驗的理論，是應該審慎對待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五千年來的超穩定性，這無疑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內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證明。壹個文明只有具備了與客觀規律相壹致的內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穩定。明“道”、順“道”和行“道”正是儒家學說在管理活動中的根本思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推天理，明人事”中國文化無疑是把宇宙的自然規律科學合理地運用在人文社會上。而西方的科學思想僅過分註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說牛頓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自然規律看得更為深遠的話，那麽無疑站在孔子、老子、孟子、釋迦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對宇宙人生的奧秘將體會得更為清晰透徹。正是這種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規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壹切人類文明領導哲學的基石所在，這也是人類千百年來***同智慧的結晶，理當不分文化和種族，為人類所***享。比如當代東方“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模式已印證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智慧具有著高度的現實可行性。以至於世界稱許東南亞工業化地區為“儒教東亞工業文明”，日本為“儒教資本主義”。在世界商戰中，日本內以“四書五經”求和，外以“孫子兵法”為戰，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中唯壹非西方國家。素有日本近代工業之父之稱的澀澤榮壹在總結他的領導生涯過程中寫下了暢銷世界的名著《論語與算盤》。而被稱為日本經營四聖之壹的當今唯壹健在的企業家稻盛和夫，在接受我國央視二套專訪時，當被問及其經營的根本訣竅是什麽，則鄭重地寫下了四個字“敬天愛人”，而這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至於韓國則用不到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歷經1個世紀的工業化道路。新加坡業已邁入新興發達國家，被人們盛譽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說到：“盡管東方世界在自然科學的創造及文明程度落後於西方，但是東方的人文科學、道德倫理、處世哲理，以及東方世界人們的精神狀態，都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文化價值觀是新加坡成功的壹個最強有力的因素。” 新加坡力從兩方面治理入手，壹是從嚴立法、從嚴執法，二是建立“東方道德價值觀”。前者治標，後者治本，兩者相輔相成，即《論語》所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創造了新加坡經濟成功的奇跡。對於在當前最前沿的以價值觀為導向的領導理論中，價值觀的確定至關重要，而中國儒家思想恰恰為價值觀的確定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成為其最為重要的應用領域之壹。因此，如何將中國傳統領導哲學與現代西方領導理論的精髓相結合，為領導者提供壹套基於儒家領導哲學思想、具有系統性和普適性的領導力修煉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