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創辦並任塾師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開辦時學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時達四十余名。塾師壹般多為壹人，大的村塾則不定。學生人塾後由塾師個別教授。年幼兒童先識“方塊字”(書寫在壹寸多見方紙上的楷書字)，識至千字左右後，教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讀“四書”的。教法大多為先教學生熟讀背誦，然後在適當的時候由教師逐句講解。除讀書背誦外，有習字課，從教師扶手潤字開始，再描紅，再寫映本，進而臨帖。學童粗解字義後，則教以作對，為做詩做準備。“四書”讀完後，即讀“五經”，兼讀古文，如《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等，並開始學習作文。由於科舉取士深入人心，學塾也重視制科文字(八股文)的習作，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學規極嚴，訂有嚴厲罰則，體罰為平常事。 [編輯本段]教育方式 現代私塾所使用的教學工具
私塾乃我國古代私人所設立的教學場所。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啟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學生多六歲啟蒙。學生入學不必經過入學考試，壹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並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聖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壹個頭或作壹個揖後，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私塾規模壹般不大，收學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數人。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內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壹的要求和規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國古代通行的蒙養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教兒經》《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壹步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其教學內容以識字習字為主，還十分重視學詩作對。
私塾的教學時數，壹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壹般是壹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後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即可。而“長學”每年農歷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壹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容也多。
至於私塾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在蒙養教育階段，十分註重蒙童的教養教育，強調蒙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如對蒙童的行為禮節，像著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的具體規定，為我國教育的傳統。在教學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註入式。講課時，先生正襟危坐，學生依次把書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後侍立壹旁，恭聽先生圈點口哼，講畢，命學生復述。其後學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先生規定朗讀之書，學生須壹律背誦。另外，私塾中體罰盛行，遇上粗心或調皮的學生，先生經常揪學生的臉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編輯本段]歷史變遷 私塾是私家學塾的簡稱，古代很少把“私”和“塾”兩個字直接連起來使用。私塾成為壹個社會常用詞匯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以示與官立或公立新式學堂的區別。古人稱私塾為學塾、教館、書房、書屋、鄉塾、家塾，等等，這些字眼都帶有幾分文雅氣或親情味。私塾學生既有兒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館兩類。蒙館的學生由兒童組成，重在識字；經館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大多忙於舉業。根據私塾的設置情況，清末學部把私塾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義塾帶有免費教育的性質，以出身清貧家庭的子弟作為施教對象。族塾依靠族產支撐，屬於宗族內部辦學。族塾往往設在宗祠內，不招收外姓兒童。富家大戶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這種私塾稱為家塾。自設館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過去，私塾多為蒙學程度，以自設館為最多。塾師文化水平懸殊，他們當中既有像蒲松齡、鄭板橋那樣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為中國固有的民間辦學形式，私塾有悠久的歷史。人們壹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曲阜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孔子是第壹個有名的大塾師。
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只是鄉學中的壹種形式。《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壹，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關於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據裘錫圭先生考證，在殷墟出土的蔔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蔔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塾是怎麽得名的？清人顧震福的解釋是：“臣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隸經雜箸》甲編卷下）
先秦時期，孔子只是諸子中的壹子，儒家思想沒有被作為治國的工具使用。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壹尊，變成了重要的社會統治資源。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雖歷經戰亂而綿延不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典“五經”展開的。明清科舉考試的重心向“四書”傾斜，而“四書”同樣屬於儒家經典的範圍。此外，宋明理學家註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並制訂鄉規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歷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對蒙學只是略加提倡、引導而已。官府從不幹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沒有中斷，長期扮演強勢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在古代少有變動，多種因素決定了古代私塾辦學的面貌變化不大。《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成書於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論語》、《孟子》屬於經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壹部分。私塾歷來實行個別教學，塾師根據不同人的學習基礎、接受能力安排課業，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別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清代，杭州城內著名的宗文義塾在條規中要求學生：“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
對於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私塾在古代曾經做出過貢獻，它適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歷史、地理、格致，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顯然，中國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不能不發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教育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中國近代工商業非常稚嫩，小農經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費，經濟滯後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前，兒童在小學的就讀率大致為20%。另壹方面，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合起來考慮，有人發現，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1906年，學部向各省轉發了江蘇士紳提供的《私塾改良會章程》，支持民間組織私塾改良會。1910年，學部頒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勵勸學所對私塾進行改良，調整私塾的課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學靠攏。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叠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從全國範圍看，大致出現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這幾段時間裏，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整辦學方式。
經館受廢科舉的直接沖擊，紛紛停閉。時間不長，社會上很少再有經館，剩下的幾乎都屬於蒙館。清末民初，義塾、族塾或者改辦小學，或者停辦。開辦家塾屬於家庭內部事務，地方政府不便過問。自設館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對象。據教育部不完全統計，1935年底，全國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經過改良的私塾稱為改良私塾，辦學介於新舊之間，是從傳統私塾向近代小學過渡的教育機構。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計了壹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讀經、體操、遊戲。國文、讀經采取復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對全市私塾進行常識抽考，發現各塾平時對於常識課都不甚註意。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後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部分采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蒙學教材。國文、算術需要塾師加以講解，改良私塾為此添置了黑板、粉筆。
私塾改良遇到壹定的社會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檢點的地方：對私塾辦學的特殊性缺乏考慮。私塾改良收效不大，農村的私塾還是以舊式私塾居多，鮮有改良者。每當私塾改良活動處於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放松了對私塾的管理時，社會上就會冒出壹批私塾來。在軍閥混戰的20年代以及抗戰期間，新開辦的私塾比較多。中國古代有私人辦學的傳統，崇尚文化知識。遇到戰亂，官學受到沖擊，私學便趁機填補官學被破壞所造成的教育真空。這壹模式在近代仍然適用，具體表現為私塾的反彈。
新中國成立前夕，***產黨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政策，壹些私塾的學董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隨著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壹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適合設館謀生，便另圖他業。1949年夏秋間，江蘇省儀征縣對私塾的處理辦法有：1.分區舉行塾師甄別試驗，合格者發給設塾準許證，不合格者勸其轉業。2.組織塾師學習。3.組織少數塾師參加冬學研究會和冬學工作，成績優良的幫助轉為公辦小學教師。這壹年，儀征縣有41名塾師轉業，主要是回家務農。然而，受戰爭的影響，不少地方政府無暇顧及整頓私塾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有些縣還有私塾存在，多者達數百所；有些縣私塾所剩無幾，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據《***同綱領》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視為壹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1949年12月，錢俊瑞副部長在第壹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壹般采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中國教育年鑒（49—81）》）逐步改造和突擊消滅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暫時沒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辦私立中小學：“為了進壹步鞏固與發展人民教育事業，以適應今後國家建設需要，本部已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同上）隨後，私塾有的被並入小學，有的主動關門。到了50年代後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跡了。
1964年9月，北京壹處偷偷辦學的私塾，被公安機關發現後取締。私塾的主持人當時被定性為“非法開辦私塾，宣揚封建禮教”。
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復蘇。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農村悄然出現了私塾。老塾師朱執中在家中重操舊業，教授鄉人讀“四書五經”。朱執中讓學生讀老書、習詩文、練書法，教學因人而異，註重背誦和體悟，這些做法都沒有超出傳統私塾的範圍。不過，朱執中不再體罰學生，比老私塾前進了壹步。
近年來，伴隨著“國學熱”、“讀經熱”的升溫，私塾補習班在社會上應時而生。2005年10月，張誌義在蘇州開設“菊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調。塾師身穿儒士長衫，室內懸掛孔子畫像，兒童作揖打躬學習古代禮儀。張誌義向學生講授《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四書”、《易經》、《老子》、《莊子》以及詩詞韻文，中間穿插講授古樂、書畫、茶道。張誌義是壹個國學愛好者，“菊齋私塾”的辦學宗旨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它與傳統私塾的精神是壹致的，盡管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臺，引起社會的廣泛關註。人們把近年來社會上出現的私塾叫現代私塾，即現代社會中的私塾。現代私塾在小學教育的縫隙中產生，它試圖補充小學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會對傳統文化的好奇心。不過，新舊教育觀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現代私塾還要承受來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壓力。這些因素都制約著現代私塾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