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創辦並任塾師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開辦時學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時達四十余名。塾師壹般多為壹人,大的村塾則不定。學生人塾後由塾師個別教授。年幼兒童先識“方塊字”(書寫在壹寸多見方紙上的楷書字),識至千字左右後,教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讀“四書”的。教法大多為先教學生熟讀背誦,然後在適當的時候由教師逐句講解。除讀書背誦外,有習字課,從教師扶手潤字開始,再描紅,再寫映本,進而臨帖。學童粗解字義後,則教以作對,為做詩做準備。“四書”讀完後,即讀“五經”,兼讀古文,如《東萊博議》、《古文觀止》等,並開始學習作文。由於科舉取士深入人心,學塾也重視制科文字(八股文)的習作,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學規極嚴,訂有嚴厲罰則,體罰為平常事。 [編輯本段]教育方式 現代私塾所使用的教學工具
私塾乃我國古代私人所設立的教學場所。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啟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學生多六歲啟蒙。學生入學不必經過入學考試,壹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並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聖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壹個頭或作壹個揖後,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私塾規模壹般不大,收學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數人。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內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壹的要求和規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國古代通行的蒙養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教兒經》《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壹步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其教學內容以識字習字為主,還十分重視學詩作對。
私塾的教學時數,壹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壹般是壹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後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即可。而“長學”每年農歷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壹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容也多。
至於私塾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在蒙養教育階段,十分註重蒙童的教養教育,強調蒙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如對蒙童的行為禮節,像著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的具體規定,為我國教育的傳統。在教學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註入式。講課時,先生正襟危坐,學生依次把書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後侍立壹旁,恭聽先生圈點口哼,講畢,命學生復述。其後學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先生規定朗讀之書,學生須壹律背誦。另外,私塾中體罰盛行,遇上粗心或調皮的學生,先生經常揪學生的臉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編輯本段]歷史變遷 私塾是私家學塾的簡稱,古代很少把“私”和“塾”兩個字直接連起來使用。私塾成為壹個社會常用詞匯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以示與官立或公立新式學堂的區別。古人稱私塾為學塾、教館、書房、書屋、鄉塾、家塾,等等,這些字眼都帶有幾分文雅氣或親情味。私塾學生既有兒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館兩類。蒙館的學生由兒童組成,重在識字;經館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大多忙於舉業。根據私塾的設置情況,清末學部把私塾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義塾帶有免費教育的性質,以出身清貧家庭的子弟作為施教對象。族塾依靠族產支撐,屬於宗族內部辦學。族塾往往設在宗祠內,不招收外姓兒童。富家大戶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這種私塾稱為家塾。自設館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過去,私塾多為蒙學程度,以自設館為最多。塾師文化水平懸殊,他們當中既有像蒲松齡、鄭板橋那樣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為中國固有的民間辦學形式,私塾有悠久的歷史。人們壹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曲阜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孔子是第壹個有名的大塾師。
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只是鄉學中的壹種形式。《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壹,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關於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據裘錫圭先生考證,在殷墟出土的蔔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蔔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塾是怎麽得名的?清人顧震福的解釋是:“臣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隸經雜箸》甲編卷下)
先秦時期,孔子只是諸子中的壹子,儒家思想沒有被作為治國的工具使用。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壹尊,變成了重要的社會統治資源。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雖歷經戰亂而綿延不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典“五經”展開的。明清科舉考試的重心向“四書”傾斜,而“四書”同樣屬於儒家經典的範圍。此外,宋明理學家註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並制訂鄉規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歷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對蒙學只是略加提倡、引導而已。官府從不幹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沒有中斷,長期扮演強勢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在古代少有變動,多種因素決定了古代私塾辦學的面貌變化不大。《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成書於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論語》、《孟子》屬於經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壹部分。私塾歷來實行個別教學,塾師根據不同人的學習基礎、接受能力安排課業,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別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清代,杭州城內著名的宗文義塾在條規中要求學生:“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
對於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私塾在古代曾經做出過貢獻,它適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歷史、地理、格致,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顯然,中國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不能不發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教育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中國近代工商業非常稚嫩,小農經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費,經濟滯後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前,兒童在小學的就讀率大致為20%。另壹方面,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合起來考慮,有人發現,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1906年,學部向各省轉發了江蘇士紳提供的《私塾改良會章程》,支持民間組織私塾改良會。1910年,學部頒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勵勸學所對私塾進行改良,調整私塾的課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學靠攏。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叠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從全國範圍看,大致出現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這幾段時間裏,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整辦學方式。
經館受廢科舉的直接沖擊,紛紛停閉。時間不長,社會上很少再有經館,剩下的幾乎都屬於蒙館。清末民初,義塾、族塾或者改辦小學,或者停辦。開辦家塾屬於家庭內部事務,地方政府不便過問。自設館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對象。據教育部不完全統計,1935年底,全國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經過改良的私塾稱為改良私塾,辦學介於新舊之間,是從傳統私塾向近代小學過渡的教育機構。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計了壹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讀經、體操、遊戲。國文、讀經采取復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對全市私塾進行常識抽考,發現各塾平時對於常識課都不甚註意。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後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部分采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蒙學教材。國文、算術需要塾師加以講解,改良私塾為此添置了黑板、粉筆。
私塾改良遇到壹定的社會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檢點的地方:對私塾辦學的特殊性缺乏考慮。私塾改良收效不大,農村的私塾還是以舊式私塾居多,鮮有改良者。每當私塾改良活動處於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放松了對私塾的管理時,社會上就會冒出壹批私塾來。在軍閥混戰的20年代以及抗戰期間,新開辦的私塾比較多。中國古代有私人辦學的傳統,崇尚文化知識。遇到戰亂,官學受到沖擊,私學便趁機填補官學被破壞所造成的教育真空。這壹模式在近代仍然適用,具體表現為私塾的反彈。
新中國成立前夕,***產黨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政策,壹些私塾的學董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隨著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壹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適合設館謀生,便另圖他業。1949年夏秋間,江蘇省儀征縣對私塾的處理辦法有:1.分區舉行塾師甄別試驗,合格者發給設塾準許證,不合格者勸其轉業。2.組織塾師學習。3.組織少數塾師參加冬學研究會和冬學工作,成績優良的幫助轉為公辦小學教師。這壹年,儀征縣有41名塾師轉業,主要是回家務農。然而,受戰爭的影響,不少地方政府無暇顧及整頓私塾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有些縣還有私塾存在,多者達數百所;有些縣私塾所剩無幾,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據《***同綱領》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視為壹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1949年12月,錢俊瑞副部長在第壹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壹般采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中國教育年鑒(49—81)》)逐步改造和突擊消滅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暫時沒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辦私立中小學:“為了進壹步鞏固與發展人民教育事業,以適應今後國家建設需要,本部已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同上)隨後,私塾有的被並入小學,有的主動關門。到了50年代後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跡了。
1964年9月,北京壹處偷偷辦學的私塾,被公安機關發現後取締。私塾的主持人當時被定性為“非法開辦私塾,宣揚封建禮教”。
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復蘇。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農村悄然出現了私塾。老塾師朱執中在家中重操舊業,教授鄉人讀“四書五經”。朱執中讓學生讀老書、習詩文、練書法,教學因人而異,註重背誦和體悟,這些做法都沒有超出傳統私塾的範圍。不過,朱執中不再體罰學生,比老私塾前進了壹步。
近年來,伴隨著“國學熱”、“讀經熱”的升溫,私塾補習班在社會上應時而生。2005年10月,張誌義在蘇州開設“菊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調。塾師身穿儒士長衫,室內懸掛孔子畫像,兒童作揖打躬學習古代禮儀。張誌義向學生講授《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四書”、《易經》、《老子》、《莊子》以及詩詞韻文,中間穿插講授古樂、書畫、茶道。張誌義是壹個國學愛好者,“菊齋私塾”的辦學宗旨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它與傳統私塾的精神是壹致的,盡管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臺,引起社會的廣泛關註。人們把近年來社會上出現的私塾叫現代私塾,即現代社會中的私塾。現代私塾在小學教育的縫隙中產生,它試圖補充小學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會對傳統文化的好奇心。不過,新舊教育觀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現代私塾還要承受來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壓力。這些因素都制約著現代私塾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