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性之時,壹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進壹步澄清的是筆者無意(實際上也無力)撼動有關“先鋒派”反抗傳統的文學史定論,而只是想對先鋒所反抗的傳統作壹番細致的考察,從傳統所認定的“傳統”中辨析出正統與異端,中心與邊緣,從而為論述先鋒及先鋒姿態在寫作立場上的傳統性提供理論支持。在此,筆者只是想提供壹種新的研究思路和觀照方式,而不是顛覆已有的文學史框架。
(壹)反抗正統:壹種基於傳統的寫作立場
先鋒,是以其反叛性和異質性聞名於世的,而它的這種反叛與異質正是體現在反抗傳統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鋒在反抗傳統的同時,其文本內部又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隨處可見的傳統陰影壹次次顛覆著有關先鋒反抗傳統的神話。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前文所言及的傳統作壹番細致的辨析。
陳思和先生曾指出,傳統有大小之分。“大傳統為上層社會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國家權力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憑借權力以呈現自己(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包括欽定史書經籍,八股科舉制度,綱常倫理教育等),並通過學校教育和正規出版機構來傳播。而小傳統是指民間(特別是農村)流行的通俗文化傳統,它的活動背景往往是國家權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對薄弱的邊緣地帶。就文化形態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勢,用民間的眼光來看待現實,更多的註意表達下層社會,尤其是農村宗族社會形態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陳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傳統實際上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正統與邊緣文化傳統。相對於正統的主流地位而言,邊緣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被壓抑的地位,然而在壹個社會出現價值失範、文化轉型時,被壓抑的邊緣文化就會伺機而起,反抗正統。因此,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反抗正統也是壹個光榮的傳統。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壹個充滿了矛盾和鬥爭的復雜體。在儒與法,儒與道,儒與墨,理學與心學,士大夫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都充滿了矛盾和鬥爭。然而,也正是這些矛盾與鬥爭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與更新。而那些不屈的靈魂們則用自己的血淚在中國文化那斑駁而蒼老的歷史畫卷上留下了印跡———叛逆的傳統。憤世嫉俗的莊子,“以‘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憤激之詞批判社會,攻擊權貴,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寫下了光輝的壹
筆”,而棄官歸隱的陶淵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都表現出了士大夫遠離儒家思想的叛逆傾向。至於王充在《論衡》中“問孔”、“刺孟”,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封建君王的批判,對“無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則是古代思想家倡導批判精神、質疑權威、反抗正統的可貴證明。“而那些在亂世之中及時行樂的人們,那些在‘狂禪之風’的影響下放浪形骸的名士們”,“更是以驚世駭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倫常禮教。”由此可見,反抗正統本來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壹個組成部分。而在新時期的文化轉型中,這壹傳統更多地為先鋒派作家所繼承。
我們再來看看先鋒浪潮中的余華,他的寫作立場與其說是反抗傳統,還不如說是反抗正統,惟其反抗才使其獲得先鋒的美名,也正因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統的中
國文化傳統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說《世事如煙》中,中國文化體系中處於至高地位的道德倫理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轉:九十多歲的“算命先生”靠克兒子的壽以茍延自己的生命,奸淫幼女以采陰補陽;六十多歲的哭喪婆與十六歲的孫子同床並懷有身孕;另壹個無恥的父親賣掉六個女兒以獲利,最小的女兒自殺後靈魂也被他討價還價地出售。“在這小說世界中充滿的是父輩剝奪子女輩的生存權利,用過去扼殺現在。”另外在《壹九八
六年》、《往事與刑罰》中,歷史的印痕全是酷行與死刑。中國文化中意義權威最高的文本———歷史,在余華的筆下被剝去了崇高的光環,從而顯露出盲目殘殺的原形。於是,正統被揭露與嘲諷,權威被拆解與顛覆。然而先鋒余華正是以其反抗正統的決絕姿態在寫作立場上與傳統發生聯系的。
(二)恪守邊緣:壹種服務於反抗的鬥爭策略
如前文所雲,先鋒是以反抗正統為己任的,也正是這種被納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反抗性為本文論證余華先鋒小說的傳統性提供了理論支持。當然,我們還需對余華反抗正統時所運用的武器作壹番考察。亦如前文所雲,由於西方話語的強勢介入,年輕的先鋒作家在選擇反抗武器時更傾向於“言必稱西方”。於是在余華的先鋒小說中隨處可見的是“冷漠敘述”、仿夢筆調、語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號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這些西方話語對於本土的先鋒來說終究只具有方法論的借鑒意義,而不具備本體論的參照價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只能是在中國作家的現實生活感受中升華起來的”,“而不會僅僅從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下直接產生出來。”因此,真正對作家創作產生重要影響,並對其文本意義建構形成參照意義的還是本土文化傳統。就連作為先鋒小說家的余華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輩們長眠於此,這才是左右我寫作的根本力量。可以這麽說,中國的傳統給了我生命和成長,而西方文學教會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來,作為工作方法的西方話語因其先鋒實驗的不斷創新及話語模式的多次重復而逐漸銷蝕了其新銳性而流於平庸。而與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華之創作血液並成為他生命壹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卻壹直伴隨著他的成長。於是,我們明白了為什麽象此後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樣如此本土化、民間化的經典文本竟會出自余華這位視傳統為大敵的先鋒作家之手。固然,我們能從《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被評論界普遍認定的余華從先鋒轉向傳統的標誌性文本中看到傳統的墨痕,但是我們從先鋒小說中看到的也不是純然的先鋒性。如前文所雲,先鋒本身所具有的傳統性使余華的這次轉向絲毫不顯得突兀與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醞釀已久。換句話說,先鋒的裂解是從先鋒內部開始的。源於壹種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余華在其先鋒小說中慣用壹些西式話語策略的伎倆,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絢麗。但是透過這壹層層的話語迷霧,我們仍舊可以嗅到壹些傳統的氣息,來支持我們關於余華並非“言必稱西方”的文學想象。如前文所言,余華也會選擇傳統話語來對抗傳統。當然,他是以選擇傳統中的邊緣話語來對抗傳統中的正統話語,以顯示自己的先鋒姿態,從而為自己的反抗與皈依有效協調的。如他在那篇極富盛名的小說《現實壹種》中,便用中國傳統的“性惡論”有效地顛覆與嘲諷了居於正統的“性善論”;而在《河邊的錯誤》等壹系列小說中,他用吳越的理性對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煙》、《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顯的以神秘主義對抗“子不語亂力怪神”的企圖。在此,傳統邊緣文化因此成為余華反抗的據點而得到張揚。因此,如果說余華的先鋒小說是以反抗正統為其寫作立場的話,那麽西方話語與傳統邊緣話語便是服務於這壹寫作立場的兩大話語資源。然而,由於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虛表性使其效果多流於形式且難免消失殆盡,而後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註定使其成為源源不斷的強勢資源。於是,從某種程度上說,轉向之後的余華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表現出的“個人立場”和“民間立場”也是傳統邊緣話語再次運用的明證。余華是以恪守邊緣的姿態來反抗正統的,而他所選擇的邊緣無疑也是傳統的壹部分,這為本文論證余華先鋒小說的傳統性提供了理論支持。然而,他在選擇邊緣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對傳統的壹種反抗,而這種反抗又構成了余華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先鋒姿態。於是,在正統與邊緣之間,在反抗與皈依之間,余華似乎執意要用自己的小說為先鋒的價值觀作壹次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