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生取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摘 要：舍生取義是古往今來千千萬萬中國人奮發向上、百折不撓的精神支柱，作為壹種進步的人生觀被壹代代仁人誌士當作評估人生價值的標準。這種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歷史震撼力和時空穿透力，壹直閃耀著人文精神的光輝。關鍵詞：舍生取義；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追求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8-02-14作者簡介：周德義（1955—），男，湖南省教師教育學會會長，湖南省教育科學院博士後指導教授，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義”即指精神道義，可謂天下合宜之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壹種道德標準，亦為儒家的“五常”之壹。經過歷代先哲先賢的詮釋和演繹，“義”的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今天人們所講的“義”，主要是指合乎正義或公益。“利”，即利益，主要是指生命、金錢、財物等物質_面的利益，但也包括名譽、感情等精神層面的利益。而對於人而言，至高至大的“利”莫過於生命。“義”與“利”，壹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兩個相互對立統壹的概念。“義利”之辯，在中國哲學史上綿延未絕、經久未衰。孔子最早將“義”與“利”對立起來探討。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就是說，君子處世，要以“義”為規範。孔子的“義利觀”，乃是高尚君子與卑鄙小人的分水線。孟子在回答梁惠王的提問時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把“義”和“利”看作是對立的，強調要貴“義”賤“利”。西漢董仲舒繼承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並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宋儒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義”與“利”既是對立的，也是統壹的，相生而又相殺。“義利”之辯的實質，是指在“義”與“利”之間的矛盾沖突不可調和之時，是選擇“舍利取義”還是“舍義取利”，其實質是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體現。反言之，在壹定範圍內，義與利是可以兼而得之的。縱觀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的老祖宗也並不排斥對於正當利益的肯定和追求。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由此可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只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決不取不仁不義的“利”。荀子認為，“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即義字當先的人值得贊譽，而功利至上的人令人恥辱。墨家墨翟說：“義，利也。”他主張義利壹致，二者兼得，認為人既要講仁義，又要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宋儒張載說：“義公天下之利。”他認為，天下之“公利”就是“義”。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乃是公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清儒顏元不滿意董仲舒的“義利觀”，將其話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當並重。“義”“利”雖然對立統壹，但二者仍有輕重之分，而這壹區分，壹直被古人視為檢驗道德水準高下的標準。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道德是最高的價值追求，因此君子應當重義輕利，而小人則往往重利輕義。孔子提倡 “見利思義”，主張“君子義以為上”。因此，人的思想第壹，道德至上。引申為，精神、氣節第壹。同時，《中庸》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要求按照“仁義禮智信”的要求修身養性，不斷提升自己的品德品性，並且認真踐行。君子的生命與道德理想是相互統壹的，但是當二者不能兩全時，怎麽辦呢？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求仁。”為了實現崇高的價值追求而犧牲生命，雖死猶榮。孟子肯定生命和道德都是有價值的。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但是，當“二者不可兼得”時，則應“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在對待“生死”“義利”的沖突之中，高揚理性精神，提倡“舍生取義”，為了正義事業不怕流血犧牲的大無畏精神。由此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選擇推到了正義人類的道德標桿上面，為世人所稱頌。來源：教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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