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詠史詩
“以史為鑒”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它壹直是我國傳統文化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悠悠五千年，泱泱廿四史，實為世界稀有，歷史遺跡，人物風流，壹直為文學藝術的創作提供豐富的素材，繪畫、雕塑、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乃至今天的影視作品，到處都有歷史的素材。藝術家們直面現實人生，或從對歷史事實的思考中生發出許多感喟許多諷慨，或從對歷史事實的研究中生發出許多聯想許多假設。詩人的感情是最豐富的，詩人對歷史的研究思考有更多的情感，有更鮮明的形象，這就是懷古詠史詩比那些精辟的史論文章更富有魅力，更能廣泛流傳的原因吧。
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說，“詠史起於班固，但只詠史事，不聯系自己。”魏晉時期的左思有《詠史》八首。《世說新語"文學》記鎮西將軍謝尚舟行經牛渚，月夜聞客船上有人詠詩，遣人訊問，乃是袁宏在吟詠自作的《詠史》詩。到了唐代，懷古詠史詩的創作蔚然成風，出現了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卓有成就的詠史大家。
懷古詠史詩首先是詩中有歷史，或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或歷史遺跡。因為是詩歌，是文學作品，所以詩中的“歷史”不必如史書中的“歷史”那麽確切。《貞壹齋詩說》說，“詠史詩不必鑿鑿指事實，看古人名作可見。”如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都提到赤壁之戰，可後人對蘇東坡是否到過歷史上的赤壁古戰場頗多爭論，其實，就詩文的思想內容、藝術成就而言，這種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蘇東坡是在詠懷歷史，而不是在記述歷史。
這當然不是說懷古詠史詩可以歪曲歷史篡改歷史，作為壹種藝術創作，詩人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敘述歷史，表情達意，就需要創造出更集中、更典型的環境、形象。李商隱的詠史詩之所以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原因就在於此。如《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壹杯。
這是壹首富有社會意義的詠史詩，詩人展開想象的翅膀，飄渺地將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編織在壹起，首兩句是神仙傳說，入木三分地揭露漢武帝迷戀神仙的癡心妄想；三四句是歷史故事，刻畫漢武帝壹心求仙而無心求賢的思想行徑。詩人不加評議，完全用形象說話。再如《詠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壹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盤龍？
這是李商隱詠史詩中的傑作之壹，僅用二十八個字，借六朝紛紛代謝的史實來抒發感慨，說它是史實，因為金陵（北湖即玄武湖）確實是六朝故都，而“壹片降旗百尺竿”顯然不是某壹個有史可據的場面，更不可能六個朝代王運之終都用百尺長竿挑著降旗出降，但作者這樣寫，無論是從“壹片”的廣度或是從“百尺”的高度來說，透過形象來看歷史，六朝末代統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無恥之極，都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是詠史詩中的歷史，是藝術化了的歷史。所以在鑒賞懷古詠史詩時，既要註意了解相關的歷史，又不必過分拘泥於史實，更重要的是要體味作者創造的藝術形象。
詩人創作懷古詠史的詩篇，往往不是為發古人之幽思，他們常常把史實與現實扭結在壹起，或是感慨個人遭遇，或是評論社會時政。借古諷今是常見的表現手法。如金陵這座古城，東吳、西晉、宋、齊、梁、陳六朝均建都於此，這些朝代，國祚極短，在它們悲恨相續的史實中包含極深刻的歷史教訓，所以金陵懷古後來幾乎成了詠史詩中的壹個專題，在國運衰微之際，更成為關心政治的詩人常取的題材。如劉禹錫的《金陵懷古》：
潮滿冶誠渚，日斜征虜亭。
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後庭花壹曲，幽怨不堪聽。
詩歌前兩聯只點出與六朝有關的金陵名勝古跡，以暗示千古興亡之所由。後兩聯則通過議論和感慨，借古諷今，提出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險的卓越見解，暗示當時統治者依托關中山河之險，沈溺聲色之中，正步六朝滅亡的後塵，可謂意味深長。再如溫庭筠的《過陳琳墓》：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
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
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
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這首詠懷古跡的詩，表面上是憑吊古人，實際上是自抒身世遭遇之感。陳琳是建安七子之壹，擅長章表書記，曾事袁紹，為袁紹起草討伐曹操的檄文，後歸曹操，曹不記前嫌，予以重用，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全詩貫串著詩人自己和陳琳之間的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的對比，表現了詩人因“霸才無主”引起的生不逢時之感，詠史懷古，寄托遙深。
詠史詩是我國古代詩歌中重要的壹類。它直接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為歌詠的題材，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表達某種議論或見解。
詠史詩體兼文史，屬於壹種邊緣詩歌.